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葉劉的眼淚

2015/7/16 — 14:50

33名沒有在政改一役投票的建制派議員為求自保,互相推卸責任,但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出招最快最狠,翌日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平素自負強悍的她,率先在鏡頭前激動痛哭。 (商台片段截圖)

33名沒有在政改一役投票的建制派議員為求自保,互相推卸責任,但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出招最快最狠,翌日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平素自負強悍的她,率先在鏡頭前激動痛哭。 (商台片段截圖)

618事件後,葉劉在電台節目中喊了出來,有些人認為原因是她感觸自己特首夢碎,也有人認為她擔心中聯辦將會興師問罪。我認為都不是,自信滿溢的葉劉也知特首寶座甚遙遠,此外,三十幾人齊出事,從今次事件看到,葉劉自認「做細」,問責的話有排未問到她。我認為葉劉的眼淚是怪責自己:「我點解咁戇居!」

葉劉的眼淚令我聯想到美國總統甘迺迪,噢,不是比較能力或魅力,而是關於甘迺迪在1961年古巴豬灣事件弄成悲劇後,他怪責自己:「How could I have been so stupid?」甘迺迪的問題正是葉劉的問題,我這樣聯想,是因為我對葉劉的自我要求,仍有些微期望,其餘三十幾個建制派習慣盲目跟大隊,事後連半點自責也可能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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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國策動突襲古巴,安排由千多個流亡海外,受美國秘密訓練的古巴人,登陸古巴豬灣,預計他們將得到古巴人支持推翻政府,一直殺入首都夏灣拿。點知卡斯特羅收到情報,屯重兵在豬灣恭候,秘密行動全軍覆沒。豬灣事件是美國軍事史醜聞,事後看行動從開始便知不可能成功,原因是準備馬虎,欠缺支援,近乎不負責任。但這件事對甘迺迪的意義並非完全負面,因為他從此引以為鑑,改變美國政府高層的決策模式。美國心理學家Irving Janis以豬灣事件為例,解釋一個心理學現象,指團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成員為求和諧,在多麼戇居的決定當前,也不提出異議,他稱之「團體迷思」(Groupthink)。團體成員不敢挑戰既有方向,放棄獨立思考,迷糊跟大隊,大錯當前不敢作聲,最後鑄成大錯。

團體迷思主要成因是成員希望維持一種和諧氣氛,不讓自己突出,盡量避免Rock the boat。從618事件,香港人看到建制派是沒有自由意志,成員這樣做,是因為團體這樣做,至於原因正確與否,根本不用費神。葉劉當時心裡或者覺得不對勁,這麼關鍵的時刻集體離場似乎不妥,咦,點解嫻姐和林大輝唔郁?但在建制派認知中,成員追求一致性,決策過程中把所有疑問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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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迷思的力量很大,可迷惑一些平日處事理性的人。團體迷思的一個特徵,是成員深信其出發點的正確性,這種相信甚至轉化成為一種正義感。成員肯定這樣做是對,因此不用懷疑自己,更不用理會枝節。當一班人相信自己以道德行事,不合理被說成合理,懷疑者變成非同路人,不能說服的話,一律變成敵人。建制派從不同背景走在一起,有出於計算,有出自真心,維繫這隻多頭怪獸的信念,是一同執行阿爺的指揮。事後看,那連串決定是那麼戇居,但事發當時,沒有人有勇氣質疑。葉劉嬲自己,點解唔制止團體離場,至少自己留低投票。

豬灣事件後,甘迺迪痛定思痛,決心不可讓團體迷思在政府最高層再出現,徹底改革決策模式,目標是鼓勵不同意見,刺激辯論,研究不同方案。18個月後,爆發古巴導彈危機,最後美國取得勝利,政府高層的討論過程被視為決策典範,成為甘迺迪最輝煌政績。618事件之後,建制派的表現,香港人看在眼裡,原來建制派集體離場不是最荒謬,更荒謬是犯錯後堆砌出來的歪理。

最經典是葉劉的黨友田北辰,他把離場責任推到留低投票的田北俊身上。這是團體迷思的另一特徵,異見者迅速被團體成員隔離,作為對異見者的懲罰,提醒異見者團結的重要。由於異見者沒做錯事,來自團體的攻擊大都是對人不對事,語氣是冷嘲熱諷。破解團體迷思的武器,是出聲指出皇帝沒穿衣服,建制派這團體的作風卻是仇視異見者,日後建制派成員即使覺得情況有多荒謬,但想到田北俊被孤立的下場,未必敢出聲。事後田北辰指,建制派非常團結,「團結至未必有執生勇氣。」這句話是田北辰在這事件上罕有的中肯話。

犯錯不是末日,知錯能改,從錯誤汲取教訓,避免再犯,也是一種經驗。從618事件之後發生的一連串荒謬事情看到,團體迷思在建制派中根深蒂固,葉劉會再喊。

 

原刊於《壹週刊》;作者 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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