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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又再來? 一個香港仔的金融故事 — 李律仁

2018/7/26 — 17:33

李律仁於 1999 年從美國回港加入證監會,協助香港決定是否讓內地民營企業到港上市。

李律仁於 1999 年從美國回港加入證監會,協助香港決定是否讓內地民營企業到港上市。

【文:尤翠茵;圖:香港電台】

2018 年 7 月,政府委任李律仁為金融發展局主席。

二十一年前,1997 年,香港回歸之年,李律仁人在紐約,在一間國際律師行工作,第一次接觸甚麼是金融。到今天他仍然很記得,「紐約金融市場是一個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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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美國金融市場在處理的,已經不只是上市和借貸,而是一些比較複雜的衍生工具。

剛畢業進入職場的記憶,對不少人來說仍然鮮活,對李律仁也一樣,他記得自己的工作要協助一隊棒球隊上市,處理知識產權、T 恤售賣、簽名的未來收入等,再為棒球隊投資,「用未來的收入投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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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他就認定,金融市場就該是這回事:有風險、有回報,然後將風險減低、回報盡可能增加。

98 年在紐約工作時,地球的另一邊,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李律仁感受到「世界變緊」。

90 年代,金融世界觀是紐約倫敦,98 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時,李律仁得到了一個答案:「亞洲以最猛烈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其實亞洲金融業已與世界緊扣,亞洲發生的事影響世界。」

本來不在意的事,影響了人生的軌道。不久後,香港證監會進行市場改革,聘請各地有經驗的人才,李律仁於 1999 年回到香港加入證監會。

簡單造就跳躍

當年回到香港,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香港金融市場交易很落後。他在美國時已經「做緊球會」,香港金融交易對他而言非常簡單。現在回看,他卻明白到正是這個「相對簡單」,造就了香港金融市場的機會。

機會是在臨界點跳躍,產生跳躍的時候最刺激,因為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在跳躍過程中,上一代的想法未必正確,遇上新的事物要交替摸索是很刺激的。現在看來,我在證監的時候便是『膽粗粗』地去做。」

李律仁口中的跳躍和膽粗粗,是 2000 年初,香港決定是否讓內地民營企業到港上市,證監會需要做相應工作配合。

「當時整個機構都是膽粗粗,所有人都如此,但一定要硬著頭皮跳躍。」

從私人機構轉入證監會工作的李律仁,面對這課題,初時也有點猶豫,後來得到證監前輩提醒,就打開一個個檔案文件逐個細閱。

多年過去,他仍記憶猶新,當時時間緊迫,他要與同事一起入倉尋找文件。結果,他看到的,是當年證監關於紅籌國企股上市的檔案,檔案上簽名的是梁定邦、查史美侖、李業廣。再看下去,他同樣看到膽粗粗。

他發現處理民企和紅籌國企上市情況有所相似。同樣遇過不知如何解決的情況,或到最後不知會如何發展,但必須作決定。

到最後都要回歸這個問題:這是否經濟的方向?香港市場的方向?香港經濟體的方向?

他承認,後來是出現民營企業造假,也有一些需要梳理或者不好的行為,但如果接受大方向,就要將問題定位,盡可能解決,解決不到的,就將問題對所有人講。

2000 初,tom.com 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獲得多項豁免,港交所因此要修改創業板規則。

2000 初,tom.com 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獲得多項豁免,港交所因此要修改創業板規則。

科網股的啟示

千禧年初,香港市民印象更深的,是在街上排隊申請科網股,科網股在當時成為熱潮,證監會和交易所亦有所角力。2000 初,tom.com 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獲得多項豁免,港交所因此要修改創業板規則。事件影響了李律仁對市場的認知。

「市場帶動認知,不能預先計劃。」

這事件成為李律仁的另一覺悟,當年交易所曾表示將 tom.com 個別處理,引起社會迴響,於是就要證監會和交易所一同把此事變成恒常化,但若這樣一批,所有類似公司都能得到豁免,「結果在一段時間內試行得到了一些發展,世界就是這樣不會停,沒有靜態的答案,所有答案都是動態的。」

他認為當年的 tom.com 和近年討論的「同股不同權」或有相似。尤其是創新的事物不會等待,「又要做、又要傾,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2002 年,香港發生「仙股事件」,市民有印象的,是當時財經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向公眾鞠躬道歉,當年「仙股事件」報告中出現名字,也包括當時在證監會任企業融資部總監李律仁。

「在我個人層面,最大感觸是要多和不同人士溝通,自己的看法不為人接受,被人批評、承擔責任是應該的,我之後繼續參與公共政策,經常提醒自己會做錯,要有被人批評的準備。」

2003 年,香港爆發沙士疫情,李律仁和朋友創立了三十會,在回歸十年時,他以三十會召集人身份接受港台節目《想一想香港》訪問,當年讓他念茲在茲的是:兩個制度、一個市場,為遷就作出的磨合將會無日無之,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接軌是工程,沒有先例。

一場十年的體會:兩個制度、一個市場

經過十多年,李律仁覺得,認為可以放下內地市場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香港金融市場已經互通,如何處理金融科技的數據為他帶來反思:數據正正有兩套制度,數據不通是否最好、最保障的方法?他覺得,情況就如當年他閱讀紅籌國企H股的檔案,有一些問題得到解決,亦有一些是現時沒有辦法,要留給將來解決,但不代表故步自封、劃地為牢。

「我們要守住的這是兩個制度,如果香港的制度和內地銜接,或建基於遷就制度,變成另一個制度,就不再是『兩個制度、一個市場』,長此下去,香港是沒有優勢的,不應走這條路。」

2005 年李律仁離開證監會,加入執業大律師行列,主打商業官司,近年,他看到兩個制度的另一種刺激。

「我們面對的商業官司不只是內地對本地,更多的是兩方都是內地的當事人,涉及的交易是在內地發生,但因種種原因,選擇在香港打官司。」

多年來,每一次接觸到內地的官司,他都撫心自問:這場官司到最後,幫客戶打贏官司有沒有用?

在很多年之前,他接收到的訊息都不太清楚。但近年來,他留意到內地司法體系和香港司法體系已利用一種微妙、互相明白的方法去溝通,這種溝通是很正式的 ─ 拿着香港的判詞到內地機關,用一些方法達到執行管治的效果。

「我認為這個變化沒有經過計劃,不是大家坐下來談、或是寫備忘錄就會發生的。」

2012 年,時任行政長官宣佈成立金融發展局,李律仁在名單之列,但還有一些被認為是「紅二代」的名字,引起爭議。

2012 年,時任行政長官宣佈成立金融發展局,李律仁在名單之列,但還有一些被認為是「紅二代」的名字,引起爭議。

守住制度 同時發展

2012 年,當時的行政長官宣佈成立金融發展局,李律仁在名單之列,但還有一些被認為是「紅二代」的名字,引來社會爭議。

李律仁坦言,他在當時也有想過,成員名單中是否多了一些內地背景的委員?但後來他卻發現,有內地背景的委員,反而更能提醒香港有哪些優勢,指出香港要發展不能只講內地,而是在內地的環境下,香港可以有什麼優勢?如何可以在整個區域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

他想起威尼斯。

「香港和香港人,要找到一個方法,可以保住我們的制度,同時發展這個制度。這跟整個經濟體有關係,就如當年如果威尼斯找到一個發展方法,與整個意大利一起崛起,那麼今天就仍會有很多威尼斯人。」

如果香港要保持自身的貢獻,就要守得住我們的制度。然而,如果只是「為守而守」,就成了閉門主義。制度可能守得住,但長遠留不了人,香港將變成一座空城,因為人不是為了制度而活,而是為了現實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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