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開放政制與經濟繁榮:《Why Nations Fail》 的啟示

2014/12/30 — 12:04

李約瑟之謎:為甚麼工業革命不是在中國發生?十五世紀的中國,文化、科技都比歐陸進步。但隨後數百年,此消彼長,今天的中國人還要因為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自以為是強國。實情是,縱使中國的經濟規模位於列世界第二,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排名很低。世界銀行二零一一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世界排行第二,僅次美國、超越日本。同年數據亦顯示,若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中國排八十六,與牙買加、土庫曼斯坦相若;美國排十五、日本排十八、香港排廿七。中國富起來了,但中國人仍然很窮。[1]

新權威主義?

少年時代,知識界有這爭論:民主政制與經濟繁榮有甚麼關係?[2]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有「新權威主義」之爭論,一方認為經濟改革必需伴以開放政治體制方能竟全功,另一方則認為只有中央集權政府才能延續改革,莫衷一是。時至今日,中國因經濟制度變得比以前開放,經歷連年高速經濟增長,但政制仍然封閉,《Why Nations Fail》 [3]稱之為「極權統治下的增長」[4]。兩位作者認為,這種增長模式不能持續。

作者認為,政治制度有「包容式」、「壓榨式」;經濟制度也有「包容式」、「壓榨式」[5]。不同政治、經濟制度的組合、兩者的相互作用,決定制度演變的方向,從而影響一國之長期經濟表現。制度有惰性,壓榨制度傾向更壓榨、包容制度傾向更包容,但會因歷史突變而轉向。作者綜合他們過去十多年間的研究,疏理數百年間多國歷史,主要結論是,在經濟表現,壓榨制度國家最終衰落、包容制度國家最終壯大。這看似政治宣傳結論,其實是建基於兩位作者過去十多年的量化歷史研究(相當澀悶),以數量模型、統計工具,顯示制度差異與長遠經濟表現差關係密切。

廣告

歷史的命定與偶然

開放社會、保障私產,有利「創造性破壞」[6]、有利創新,大利經濟表現。而壓榨制度下,產權保障不足,不利創新,結果長遠經濟表現漸漸變得不濟。兩類制度的經濟誘因不同,逐漸形成不同國家長期經濟表現的差異。兩位作者常常以南、北韓的差異為例,說明制度差異有多重要。這張夜間拍攝的衛星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廣告

顯然,一九五三年以三八線分治之前,南、北韓晚上的燈光分佈不會如此。數十年間形成夜燈鴻溝,幾乎全是制度差異使然。

作者述說西班牙帝國衰落、大英帝國興起的故事,源於發現新大陸後發展出來跨大西洋美洲貿易。大英皇室不及西班牙,無法壟斷美洲貿易。於是漸漸形成一個因貿易至富、不是來自固有精英階層(貴族、地主)的商人階層,且日漸壯大,既得利益階層阻止不來。作者稱美洲貿易的出現為「歷史關鍵時刻」[7] 。大英帝國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往後數百年發展到現今的開放制度,中間不無波折,但趨勢是政治權力逐漸分散,私產得到保障,包容不同利益群體的制度逐漸形成。反觀西班牙,因皇室壟斷美洲貿易,固有精英階層的財富、權力更加鞏固。分散的政治權力、不同利益階層之競爭,改變既有遊戲規則,令制度變得開放、包容。

中國啟示錄

唐德剛教授的巨著《晚清七十年》,以輕舟過長江三峽比喻晚清以還中國走向現代化之歷程。唐教授認為,縱然波濤起伏,中國最終必會邁向開放、民主制度。依《Why Nations Fail》作者的推論,唐教授顯然太樂觀。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中國不單政治制度不會變得開放,連開放經濟制度的努力似乎也在走回頭路。《Why Nations Fail》以江蘇鐵本戴國芳的故事為例,說明中國的壓榨制度對私營部門的擠壓[8]。其實,在這邊的世界,我們知道類似戴國芳的故事又何其多?

有說中國政治制度走向開放的契機,是共產黨內部分裂。兩位作者在書中提及羅馬帝國、威尼斯城邦的故事,可能意味這並不可行。羅馬帝國、威尼斯城邦的衰敗,都經歷內部鬥爭,結果是政治制度變得更封閉,而不是變得開放,結果經濟表現漸走下坡。這可能關乎作者提出之制度惰性:內鬥的勝者只有誘因延續既有的壓榨體制,不會使之變得開放。亦有說中國中產階級興起,亦會使政治制度變得開放。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富裕階層,多是壓榨制度的受惠者。這階層有多大誘因推動政治制度改革,實非常可疑。

香港在回頭路上

六七暴動以還,香港的政治制度慢慢開放,但回歸後卻走回頭路。沒能執政的議會、只有既得利益階層份兒的特首選舉、雙普選一拖再拖、傳媒監察漸弱、打壓群眾運動漸強、維穩「愛」字頭團體冒起、港人厭惡政治,俱與邁向開放、包容政治制度背道而馳,大有可能使經濟制度也走向壓榨式。香港人會不會出來佔領中環?反抗能否改變制度劣質化趨勢?無人知道,也許大家都在等待歷史關鍵時刻。歐美國家能有今天的開放制度,絕非必然。隨了歷史的偶然,不同時代的人都付出很多。

為甚麼工業革命不是在中國發生?不是因為資源、人種等之別,而是因為制度、因為機緣、因為人的抉擇。

後記

寫好正文後,TC 告訴我 Bill Gates 為《Why Nations Fail》寫了個相當不客氣的短評[9]。兩位作者直指 Gates 沒有細讀、完全不明白書的內容。但因為是 Bill Gates,所以不得不回應[10]。這小型筆戰,我覺下面幾點較有意思。

Gates 批評《Why Nations Fail》分析空泛、太簡單,沒清楚界定主要概念。他不同意書中對威尼斯衰落的分析,認為真正原因是失掉了香料貿易。他還認為,馬雅文明衰落是因為氣候轉變引致農業失收,而非制度使然。他更指《Why Nations Fail》無視公元八百年至一千四百年的中國,是當時世上最有活力、最多創新的經濟體,這與制度有多「包容」無關。而亞洲四小龍過去五十年俱經歷高速增長,當時他們的政治制度亦不見得有多「包容」。四小龍的經濟成功正正是強人政治的產物,而包容政治制度會緊隨經濟成長後出現。

兩位作者回應道,所有主要概念書中都有界定,Gates 可能錯過了,亦沒有注意書後列出的參考資料。關於威尼斯,兩位作者直指 Gates 的是「很錯的歷史」(bad history),並引述他人研究指,若是因丟失香料貿易,則威尼斯的衰落應在十五世紀末才出現;但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威尼斯敗象已呈[11]。關於馬雅文明衰落,兩位作者指大部份研究馬雅歷史的學者皆指是因馬雅城市之間的頻繁戰事,非關天氣。書中其實有專章討論明代中國的衰落,主要轉折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後實施鎖國政策。至於亞洲四小龍,根據兩位作者及其他人的量化研究,經濟成長引至政治開放一說不能成立[12][13]。以南韓為例,包容政治制度之所以出現,是工人與學生長期對抗軍政府的結果。

Gates 說兩位作者對他的評價正面,但對世界首富、墨西哥電訊大亨 Carlos Slim 的批評則「不公平」。兩位作者先指書中沒有對 Gates 作正面評價,再指 Gates 根本不明白該書的主要命題:問題不是 Slim 的為人如何、不是他在墨西哥做了甚麼壞事,而是像 Slim、Gates 的人才,在包容制度內,對社會的貢獻會更大。

少年時代沉迷過制度與經濟的關係,略讀 Douglas North 作品後,曾想過寫歷史研究論文,以為不會有老師指導而作罷。不多久,North 獲諾貝爾獎,這時傳出有老師放風叫研究生寫明清史,而我已定下論文方向,回不了頭。《Why Nations Fail》論證基於大量量化研究,加強了我們對人類社會組織、以至工業文明起源的了解。對比多年前讀過的,是知識上很大的進步。

話說這篇讀後感其實半年前就開筆,其間還找來兩位作者的論文。有次跟一位老友(是位科學家)談起這書的研究,被他批評得落花流水,一下子動搖了:是不是我讀書不通?我只是讀者,那來本事仔細回應該老友的疑問?於是擱筆,轉而閱讀相關論文,不過至今還未讀完。讀過 Gates 的書評、兩位作者的回應,我覺得我的閱讀遠較 Gates 準確。

忽然急於完成這讀後感,是有感於香港在政治、經濟制度上,皆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中央政府在未來特首選舉要搞假普選的意圖,昭然若揭,只是云云險象之一。這書的主要命題,俱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指出制度有多重要,側映香港步向劣質制度的危機。這種知識能不能救香港?我不知道。也許像是魯迅先生說的密室:多喚醒一個人,也許更有機會把密室推倒。

附註及延伸閱讀:

[1] 「本地生產總值 (GDP)」可粗淺理解為一國之內一年間的總產量,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是把 GDP 除以人口,即是平均每個國民能分得多少總產量。世界銀行的 GDP 數據GDP per capita 數據

[2] 記憶所及, Milton Friedman 八十年代末在香港一次演講中也是含糊其辭。

[3]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不知有中文譯本沒有。

[4] 原文為 "authoritarian growth" 或 "extractive growth" 。

[5] 「包容式」、「壓榨式」制度原文分別為 "inclusive institution" 及 "extractive institution" 。 這裡的「包容」意為包為不同階層的利益,和現時被玩爛、政府用以缷責任、城邦派鬧左膠的「包容」不同,後者有「忍讓」之意,英語為 "tolerant" 。

[6] 原文為 "creative destruction" 。

[7] 原文為 "critical juncture" 。

[8] 關於鐵本鋼鐵事件及戴國芳其人,可見二零零九年《南方週末》的訪問

[9] Bill Gates 的書評

[10] Acemoglu and Robinson 的回應

[11] Puga, Diego and Daniel Trefler (201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diegopuga.org

[12]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8) "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3 808-842. 

[1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2009) "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 1043-1058.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