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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止於懷念的懷念 — 憶埃利亞特 ● 史伯嶺

2017/4/25 — 12:46

4月8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舉行追思會,悼念悼念中亞研究系教授、長期就任圖伯特研究計劃主任的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

4月8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舉行追思會,悼念悼念中亞研究系教授、長期就任圖伯特研究計劃主任的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

懷念綿綿無期。 距埃利亞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 1 月 29 日的猝然離世近三個月了。 我依然記得驚聞噩耗時的感受:難以置信,悲痛萬分,追悔莫及……近三個月了。 雖然當時的傷情已漸漸平復,但在內心卻有一種缺失在蔓延。 是的,巨大的缺失、空缺,無法填補,這實在是令人哀傷。

4 月 8 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舉行了追思會,悼念中亞研究系教授、長期就任圖伯特研究計劃主任的埃利亞特·史伯嶺。 在場的有國際藏學界的知名學者、埃利亞特·史伯嶺的同事及學生,以及他的女兒、他的摯友。 我也受邀,以Skype 連線的方式第一個發言,如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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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在這裡懷念埃利亞特·史伯嶺,並非出於普通的朋友之間、同道之間的一種責任或義務,更不是出於塵世間的世人們總是對遺忘的擔心。 因為,像埃利亞特·史伯嶺這樣的人,無須出於責任、義務或不被遺忘,才去紀念他,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發自於深深的愛戴和懷念,而聚在一起。 我在我的博客上寫過,兩年前在達蘭薩拉由阿尼瑪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那本送給他的書:《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 》,既是一份表達敬意的禮物,更銘記著深厚的情誼,尤其重要的是,見證了他是一位多麼寶貴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義人……

這本書收錄了 31 篇向埃利亞特致敬的文章,分藏文 5 篇、英文 25 篇和中文 1 篇,令我深感榮幸的是,那篇中文文章是我寫的,其實記錄的是與埃利亞特交往的諸多片斷、美好的或者傷感的回憶。 而在座諸位中,一定也有多位朋友寫的文章收錄於此書。 我還沒有收到這本書,不過我聽埃利亞特說過,在一次藏學會上,中國的藏學家沈衛榮看到這本書,有點不高興地對埃利亞特說,為什麼把唯色的文章放進書裡? 她又不是學者,她是一個活動人士! 埃利亞特就說,這本書裡都是朋友們寫給我的文章,唯色是我的朋友,有她的文章沒什麼不對。 埃利亞特還說,而且唯色是一個很好的作家、詩人、知識分子。 我在 skype 上聽埃利亞特這麼對我說,感動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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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的是,埃利亞特是一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的人,他的另一個形象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愈顯寶貴,而超乎他作為傑出學者與教授等形象。 我在 2014 年寫的一篇散文中這樣寫過對他的認識:“正如我的藏學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儘管他的研究在於圖伯特歷史和中藏關係,但他同時對圖伯特的政治問題、人權問題等現實問題非常關注。他曾這樣解釋他對西藏問題(他會修正說是'圖伯特問題')的關心,乃基於對公民社會的根本價值予以認可幷捍衛的立場,而這與民族與國別無關,卻因此支持圖伯特救亡圖存的鬥爭事業。”我也在懷念他的文字中這樣寫道:“他不只是學識卓越並具有啟發意義的學者,更是一位捍衛人類根本價值的人。他一直以來的行為,正如加繆所說,'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

當然,在座各位都一定比我更了解他,更多與他的接觸、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更多與他分享過他的生活與思想、工作與事業。 所以,我只是從我的角度,以我的方式,在這裡向大家講訴我心目中的埃利亞特。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對失去非常重要的友人的我來說,如同一次療傷。

想起來,最早其實是在 2006 年,在一次通過網絡連線的視頻採訪中,我見到了埃利亞特。 當時是這樣,我依照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完成的圖文書《殺劫》在台灣出版,美國之音中文部為此做了一個訪談節目,參加者有我和埃利亞特,好像還有一位藏人學者,但我忘記是誰了。 那時我已住在北京,我是去了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站來參加這個訪談的。 整個過程很緊張,就像是做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接受電視採訪,更加緊張。 那也是我第一次通過視頻連線見到埃利亞特,對他流利的中文以及對西藏文革、中國狀況的分析,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真正見到他是在 2010 年夏天(很抱歉,在那本阿尼瑪卿西藏研究中心出版的書中,這個時間我寫錯了,寫成了 2009 年)。 他那次來北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呆了五天,我們見過三次:在我家、去胡同,以及送他去機場。 我驚訝於他學識的淵博,方方面面,猶如百科全書,更像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 這令我耳目一新,猶如看見一個遼闊的世界。

這樣的感受隨著這之後的聯繫及見面更為深刻。 2011 年埃利亞特來北京,在北大做了幾個月的訪問學者,我們經常見面,去了北京好多地方,我最記得的是,他總是肩挎著一個很重的書包。 我們聊起天來沒完沒了,其實我真的是受益無窮。 對了,那次他還請我去國家大劇院看歌劇《卡門》。 後來王力雄又請他和我的好友,我們一起去看了朝鮮歌劇《賣花姑娘》,非常特別的感受。 我們還去了承德參觀了“小布達拉宮”,有很多有趣的發現和經歷。 2012 年埃利亞特來北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們又一次相聚,那次還見到了寇琳,埃利亞特的女兒,美麗的寇琳。

2013 年我的處境很危險,因為我記錄、報導、評論藏人自焚抗議事件,多次遭到軟禁在家的對待。 那年幾乎有半年我和王力雄都處在軟禁中。 有比較長一段時間,埃利亞特每天上午都會在 Skype 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過了安全的一日,然後,他會開心地、大聲地用藏語說“亞布熱”,又用漢語說一遍:“不錯!”

實際上,埃利亞特不只是對我和王力雄這樣牽掛,他對身陷囹圄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關心、支持和呼籲,更是世人皆知。

我還要提及一件事。 20135 月,鑑於中國政府對拉薩老城以改建為名進行破壞的事實,埃利亞特在國際藏學界發起呼籲,有 130 多位各國藏學研究者聯署,在“致習近平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開信”上指出:“此種毀壞……不僅僅是西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將使得“拉薩變成一座 21 世紀初的旅遊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獨特性和固有的傳統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對拉薩的破壞。 當時,這封公開信由李駿迅速翻譯成了中文,發在了中文網絡上。 我在我的博客上轉載過,外媒也報導了。 儘管呼籲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國政府的行為多麼糟糕。

結識埃利亞特七年了。 我記得埃利亞特給予我的太多幫助,無論大或小。 小到甚至一個藏文詞彙的翻譯或含義。 此刻想起令我內疚,竟拿這麼小的事情去麻煩他,佔用他的寶貴時間,雖然他從不拒絕。 大到比如翻譯紀錄片《對話》的字幕,去年夏天還幫我修訂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我關於西藏文革的訪談,那篇英文稿因為是從中文訪談翻譯過去的,有很多細節上的問題,實際上埃利亞特等於是重寫了一遍,但他從不介意,只要求助他就會援手。 總的來說,總是我在麻煩他,而他更多的是提供各種幫助。

結識埃利亞特七年了。 雖與他經常聊天、交流,也讀過他的一些譯成中文的文章,但對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如今這令我深覺遺憾。 也因此,我需要提及的是,居住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她也是圖伯特問題的研究者和圖伯特歷史的記錄者,她曾於 2014 年 7 月在紐約對埃利亞特做過一次訪談。 儘管訪談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亞特的經歷、思想與學術精粹,但非常重要,比如其中談到,通過對蒙元時期、中國明朝時期、滿清時期的漢藏關係的研究發現,雖然滿清的版圖上有圖伯特,蒙元的版圖上也有圖伯特,但那種關係跟中國政府所說的很不一樣。 事實上,蒙元與滿清是兩個“征服政權”,也即是征服了中國的異國政權。 如果西藏真的是屬於“中國”,那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為明代並非征服政權。 而在研究了明代的漢文資料和同時期的藏文資料之後,埃利亞特的結論是:明代漢藏關係差不多就是沒有關係。 另外,埃利亞特還分析了今天的中國人對圖伯特問題的態度與立場。 他實事求是地批評道:“大多數中國人對西藏問題根本不關心。有些海外中國人支持'中間道路',他們不是面對境內西藏,而是面對達賴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國人一樣,他們支持的不是圖伯特,他們附和達賴喇嘛,願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達賴喇嘛則是為了自己的某種虛榮,利用達賴喇嘛的名字光耀他們自己。這樣的人不僅境外中國人裡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領導層裡也有。”

我同意埃利亞特的觀點。 為此我不僅將唐丹鴻的訪談全文發佈在我的博客上,出於讓更多的人了解,尤其是非藏學界的人們了解,我還將這篇長篇訪談做了摘要整理和補充,然後在自由亞洲的中文專欄和藏文節目中做了連載介紹,受到關注。

大家都知道,埃利亞特是個非常幽默的人。 2014 年夏天,獨立電影人朱日坤去埃利亞特紐約家裡對他做過一個採訪,是因為他之前抵達北京國際機場,不但被拒絕入境,且被中國警察帶到小房間拍照、盤問,禁止使用手機,上廁所被跟,被扣留 1 個半小時,且被修改原機票的返回日期,隨後被迫返回。 而那幾天,我和王力雄因為美國國務卿克里訪問北京,被軟禁在家,不能出門。 朱日坤拍攝了埃利亞特對我和王力雄說的話。他用中文說:“你們看這是我的公寓,在紐約。剛才,拍了一個小視頻,講了我的經驗。我還是想念你們啊。我很難過,我們不能直接見面了。我知道你們現在,在這個被軟禁的情形之下,你們不大舒服。我希望你們門外的那個,公安大學的學生和國保,都非常、非常地不舒服。希望在門外有好大的蚊子,在咬他們。哈。我希望北京的氣候,這幾天很悶熱!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在公寓裡面,至少有很舒服的冷氣。好吧,我還想,我還希望我們有一天會見面,直接見面。再見!”

是的,他一直希望我們有再見的一天。 他總是說,“我常常懷著一種希望:有一天能夠帶你們來看我的故鄉紐約。”我有時候稱他“格啦”,但他更樂意我直呼他埃利亞特,說我們是朋友,真正的朋友。 去年 12 月22 日的中午,是他的深夜,他在 skype 上給我留言:“我也必須問你們:不但有當局的威脅,現在也有當局創造的環境威脅!怎麼能夠呼吸?我為你們擔心!”是的,那些日子,北京重度霧霾,窗外毒氣滾滾,什麼也看不見。 實際上北京已經經常陷入霧霾中,比如此時此刻又是霧霾天氣。 今年元旦那天,埃利亞特在Skype 上寫了這句話:“北京總是有霧霾,是生態災禍。”

最後我要說的是,(其實我在一個多月前,在紐約舉行的追思埃利亞特的聚會上,委託寇琳轉述過我的這段話):“感謝你,親愛的 Elliot ,這七年來給予我的幫助和啟迪。記得在你送給我的禮物中,有音樂大師、加泰羅尼亞人 Jordi Savall 的三張唱片,你還特意將唱片上的一段話譯成中文發給我:'沒有感情就沒有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文明;而沒有文明,人類就沒有未來。'”


2017 年 4 月 21 日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及刊於作者博客

注:圖片轉自Facebook;埃利亞特•史伯嶺的同道及親友建立的紀念網站: http://elliotsperling.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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