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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梁振英借勢亂打「星洲牌」

2015/3/25 — 19:23

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到新加坡駐港總領事館簽署弔唁冊。(TVB新聞截圖)

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到新加坡駐港總領事館簽署弔唁冊。(TVB新聞截圖)

原本不想再談論李光耀,但近日見大家各取所需地去談,取用他對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評論。實在想不到原來網上很多言論都表示對李光耀趨之若騖,我以為香港人會比較接受彭定康那一種相對開放的政治人物;又或者香港人很清楚自己優勝之處在於社會開放。但結果一天下來,留言評論之間,強人政治反而成為了期盼的選項。

當然,出現不同聲音代表人的不同意見,但當梁振英擺出一副『向新加坡學習』的面孔,先有年前『SHOUT AT THEM』對付阻礙政府施政的人,後有今期『VOTE THEM OUT』投走泛民主派;而董建華『碰巧』在李光耀逝世前,『剛好』評論『香港落後新加坡太多』,經已出口術為梁振英的集權路程鋪路。借經濟成果和集權政治掛鈎,往自己面上貼金的情況太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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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些人稱許新加坡的經濟強勢,反照香港多年經濟轉型失敗。在經濟成就和強權政治的關連底下,進而指香港落後太多,要少說話多做事。但究竟香港所憑藉的價值是甚麼?在上篇文章引述了彭定康的說話,聊聊數句便道出獅城和香港的差異。彭定康大意是,若果港督的角色是跟市民說要不准這樣做不准那樣做,市民都會當你傻子;但在新加坡,不守規則就是一樣需要冒險的事情,要乖乖聽話。

一方是的庶民性格,強調靈活多變,一方卻是相對官方導向。縱然不同人對李光耀毀譽皆見,但對情勢的判斷卻有其價值。對李光耀來說,當年香港令人驚訝的原因是來自於高效率的特性,源自於早年他在香港訂製西裝的經歷,香港的洋服店能夠早上量身下午定裝晚間收貨,體現香港小企業的靈活。但反過來,面對近年香港壟斷而產業單一的模式,李氏的評論則為大企業走捷徑,只試圖在最賺錢的地產業中取利,而缺乏洞見與及創新,沒法跳出舒適圈投資新的領域,而我們都知道,面對經濟轉型,香港在研究投資實在低新加坡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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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無意強化新加坡人所謂國民性格,偏頗評論。但在一篇網絡文章《一位新加坡公民的告白》中,點出新加坡人是基於對法律的恐懼,擔心挑戰制度:

『罰款文化下培養出來的國民特性,一般人民因為對法律的恐懼,擔心挑戰制度將使自己失去原本舒適的生活,因此都會遵循一貫的辦事方式,不願意突出自我風格標新立異。然而這種自我束縛的思維並不利於社會創意空間的發展。』

反觀香港的經濟模式,早期階段能夠盡顯庶民的靈活特性,別忘記連李氏本人也讚譽有加,只是在他的觀點,不能立時把某地的工作文化全盤移植,而面對今時今日資訊世代轉變,社會風氣需要加以時日轉向;而往後香港的放任經濟卻坐視壟斷而僵化,放任政策成為缺點,但偏偏特區政府堅持『不干預』教條主義,並沒有透過政策手段去保障經濟自由。

這裏說的經濟自由是積極促使每一個公民都有免於匱乏、積極發展、發揮所長的資源及空間,而不是資本主義下放任政策造成的遺害。十七年來郁不到這個僵化結構,就是因為既得利益的富豪把持一個封閉制度,鼓吹去追逐新加坡的聲音,不但無視『新加坡是國家主宰資本,香港是財閥主宰政府』的分別,更是反其道而行扼殺香港自身的靈活特性,本末倒置。

可以看看,是誰摧毀販商和匠人?政府和地產霸權。是誰扼殺創新精神、人盡其用、文化積累…這些內化推進經濟的因素?是大企業和壟斷單一發展。盲目投放眼光在新加坡,是捨長取短之舉;現今困局不在於香港人出聲太過多,而是政府做錯事,需要市民出聲阻止。反而現在既有董建華出口術在先,更不可讓梁振英借機打『星洲牌』混淆視線。

對中國大陸來說,與其讓香港自由健全發展,倒不如陰乾香港人靈活多變的特性,經濟結構僵化一分,就代表越浪費每一個香港人的才能和頭腦,扼殺每一個香港人能夠自主自立的機會,進而減弱香港人的信心和發揮的空間,社會就越加和諧,畢竟只有愚民政策才有助中共統治安全。新加坡的經濟由政府掌舵,不代表國家體制導向經濟發展是可照抄的對象;應用在香港之中,反而是官商勾結,扼殺庶民經濟特性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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