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並非二二八:尚未結束的三月革命

2016/3/11 — 2:04

自1995年李登輝以中國國民黨總統身份,公開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道歉以來,每年到了二月將盡,總有諸多不同立場的團體──無論執政者是誰──以各種方式來「紀念二二八」。「紀念」意味著某個歷史時刻的「成為過去」以及「完結」,在這樣的政治話術中,二二八似乎成了被國家權力語彙收編的消費節日(國定和平紀念日),藉由感性論述的麻醉過程,這個紀念日保證了傷痕的已然癒合,並完成了凝聚安定、免除衝突的確幸儀式。然而,二二八真的過去了嗎?那些仍要求著追尋真相的聲音,真的只是挑起族群對立的政治操作,還是替代性創傷的虛妄呻吟?又或者,其中反響的是歷史性吶喊的深沈回音,而其聲源不只來自某個日子、某一事件,而是意義深遠的一場運動、一個年代,甚至是一段超乎想像的、漫長的反殖民歷史?

 

事實不是真實;真實需要誠實

廣告

 紀念其實是一種遺忘。今日的二二八論述,多難免落入遺忘主義,或流於悲情主義。某些人要我們忘記然後向前看;另一些人則要我們用無辜受害角度為蒙難者控訴。回顧這二十年來,似乎每個政權都有屬於自己的「二二八真相研究」,然而真相卻總是在一方不斷揭疤歸罪、另一方竭力掩蓋細節中,流於兩個政治陣營在數據上討價還價的拉鋸戰。這陣子,「真相」一詞又不斷被相互衝突的聲音重複提及,而且被以截然不同的觀點定義著。但是真相,真的只是關乎傷亡數據、衝突細節和加害罪責歸屬嗎?或者,真相其實不是關於還原,而是關於該如何看待其歷史意義的問題。這裡所謂的歷史,不只指涉過去,還指涉更重要的、必須目標清晰的未來。

關於二二八,永遠有挖掘不完的事實(facts),然而再多的事實都無法達到真實(truth);真實需要的是誠實,是坦然承認與面對的勇氣。直言而論,「二二八」一詞本是具有誤導性的模糊用語,是彼時威權統治者為了將這段史實縮小為偶發單一事件、淡化其前因後果的刻意誤用。坦誠回顧歷史,所謂「警方查緝私煙造成衝突」根本不是導火線,而是民怨火藥爆發的結果,但另一方面更是官方有心計畫的製造暴亂「行動」──其邏輯可參考近日在香港旺角因食環署強力驅趕小販而「被」偶發的「魚蛋革命」。

廣告

二二八:蓄意失焦的名稱

誠如李筱峰教授所言,二二八是一場「大屠殺」,更是對台灣知識菁英「有計畫的捕殺」。對於在國共鬥爭中節節敗退、有意逃亡台灣的蔣政權而言,曾受日本皇民化、擁有現代高度教育水平並與中、日共產黨多有往來的台灣社會,是遲早必須進行一次全面軍事掃蕩、消毒,以使之弭反馴順,方可高枕無憂的。從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至1947年2月底這段時間,國民黨官方(而非外省人)所採取的族群隔離政策,徹底將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橫向的文化差異,扭轉為縱向的階級矛盾。攀親引戚、資源壟斷(米糖輸陸、煙酒專賣)、官兵盜民等劣行造成的惡性通膨社會,早已逼使許多在地台民將「唐山仔」與國民黨貪狠官僚劃上等號,其心中的怨憤火藥更是一觸即發。如果馬英九「官逼民反」的說法是可接受的,那麼這裡的「官」必然不能只是歸罪地指向陳儀、柯遠芬或彭孟緝等少數個人,而是包括整個以蔣介石為核心所圍繞構成的殖民官僚體系。

一場查緝私煙行動,需要動用六名查緝員(而且攜槍)外加四名警察來對付一名寡婦,這本身便十分可疑地帶有預謀味道。從政戰效果論,以「天馬茶房」這個當時知識份子交流和台、日、中三地政經藝文情報傳遞的人文地標作為引爆點,亦顯然「成功地」造成北台灣鄉紳及知識圈的輿論嘩然和深度挫折感。暴亂、安撫、處理委員會對島民的自控和對政府的談判,都不過是表面的前奏曲;情治單位的分化、激怒,以及全台各地不同政治立場的民軍(包括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對國民政府的抗爭,才是推動歷史的主旋律。這是一場從被陰謀設計轉為主動覺醒戰鬥的「三月革命」(王思翔稱為「二月革命」)。二二八,不過是個失焦的名稱,真正的衝突,在整個三月才隨著國民黨援軍登陸屠殺,而在整座島嶼完全燃燒。

以屠殺壓制革命的歷史

外省人殺了多少本省人?或者,本省人殺了多少外省人?這兩種命題方式,只是落入殖民威權長期族群分化策略下的錯誤論述。太多的悲情個案,讓我們看不到三月革命的本質;它不是族群的衝突,而是台灣人民(包括各族群)對一個在中國政爭中落敗的貪腐政權展開的推翻運動,其歷史目的在於伸張台灣的主體性,並藉此自決與當時走向社會主義之中國的關係。然而,這場革命的吶喊,卻在大規模的武力「清鄉」掃蕩中漸趨沉寂。陳澄波、王添灯、林茂生、張七郎(客家)、高一生(鄒族)等無數本島各族群菁英或被羅罪捕殺(無論有無參與對抗)、或遭秋後清算,整個世代(受漢文化和現代世界教育的)知識份子的滅絕斷層,造成日後本島人在政、經、教育地位上落於衰退弱勢,以及在文化及歷史認知上漸趨愚化和自卑。

從政治顛覆的角度來看,三月革命是失敗了,而它的失敗完全反映在當代台灣人不再將它視為革命,而只是一場「二二八事件」,或頂多就是一場被屠殺。另一方面,從分化統治的目的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是非常「成功」的。它不僅徹底從精神意識層面消滅了台灣在地人民的反抗力量,更藉由激起族群暴力之後再對外省人刻意保護、強化其被害妄想,而築起了外省族群以眷村為象徵的意識形態圍牆,以及對國民黨官僚作為權利保護者的長期絕對擁護。值得注意的是,這場以屠殺壓制革命的歷史餘波,並未隨1947年3月而結束,事實上,它貫穿了整個’50年代,並且與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恐共時代遙相呼應(也因此美國對於蔣政權的政治迫害作為採取默許態度)。所謂的白色恐怖時代,實是三月革命的本島倖存者、認同人道而非族群的內地移民,以及中國和日本的共產黨,彼此透過地下的形式展開串聯、對國民政府進行思想戰鬥的後三月革命年代。

 位於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亂葬墓區的黃榮燦墓碑。

位於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亂葬墓區的黃榮燦墓碑。

不被承認的革命世代

台灣共產黨,在彼時不過是個模糊的統稱,包含了各種不同政治、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左翼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思想乳水,而反對或推翻國民黨政權是他們共同的目標。由於發動武裝破壞的民情不再,因而從辦刊物、發傳單、藝術創作和農民教育著手,成了他們革命深耕的內化模式。即便如此,這些試圖喚醒人民戰鬥意識的知識份子,仍難逃政府情治當局的清算獵殺。其中,蔣渭水養女蔣碧玉之夫鍾浩東(客家人,基隆中學校長),以及創作著名二二八板畫作品《恐怖的檢查》的黃榮燦(四川人,臺灣師範學院教師),這兩位菁英的率先犧牲(其後有鄒族的高一生事件),正透露了三月革命/屠殺之後,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抗已是認同台灣土地的各族群知識份子之間,共同且強烈的意識了。

可惜的是,隨著追求體制外革命的知識份子被一一肅清,‘50年代之後的歲月飛快地流逝,「革命」一詞漸漸在畏怯如寒蟬的台灣人心中變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體制內的台獨運動與民主改革……。從’90年代解嚴至今,二二八被討論、爭議、研究了近三十載,但它的真實意義被瞭解了嗎?在政黨三度輪替的今日,彼時的殖民政權已然被「推翻」了嗎?威權的亡靈是否已走入歷史?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很遺憾地都是否定的。陳水扁曾公開表示,二二八受難者沒有暴民,更非造反,因為沒有民反,自然不是官逼民反。他的觀點,代表了多數本土派史觀的政治正確,而且重點不在於有無官逼,而在於台灣人的歷史形象必須是吞忍承受、不會「反」的。然而,筆者想要追問,民反難道就是暴民、就是如此罪惡與可恥嗎?回想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主角文清代獄友交給其妻兒的血書:「你們要尊嚴的活著,父親無罪。」無罪,豈是因為無辜?實乃為反抗壓迫而戰,何罪之有!正是如斯坦蕩,才讓原是「無辜受害」的文清醒覺自己身為尊嚴台灣人必須抗爭的歷史責任……。

歷史長河中的三月革命

一直以來,二二八的不被瞭解(沒有真相),實是由於它未被置入更廣大的歷史縱深來看待,而一旦我們這麼做,一旦我們取消「二二八事件」而代之以「三月革命」,則我們就必須冒著自行揭除「被害族群」身份的危險,重新負起面對先人歷史的革命責任。不斷將台灣人民塑造成無辜受害者,誠然是在道德上獲得精神勝利的捷徑,然而如此的論述角度,也同時將人民自身在這段殖民歷史中的角色,框限於權力論述結構的被動受格地位而動彈不得。那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段歷史,它既是一場屠殺,也是一場革命。如果,面對屠殺卻沒有對抗屠殺的革命,那麼這樣的台灣人便是一個不值得擁有獨立自由的民族。

從時代觀之,一場涉及文化生活差異與後殖民國際政治的計畫性大屠殺,激發了這場失落的台灣主體覺醒革命,它至今尚未完成。在歷史舞台上,沒有無辜的角色,只有積極的演出者。我們需要的,不是關於被害者該如何尋找、控訴或原諒加害者的論述──它的任何一種都永遠無法被虛構地滿足──而是一獨立民族對威權壓迫繼續其未完成戰鬥的歷史行動。一切與原諒何干?課題,在於被壓迫者的尚未解放。真正壓迫我們的敵人,是我們自己對威權體制的恐懼與屈從,正是這種對舊時代遺毒的無意識屈從,使得屠殺者早已作古、舊政權被輪替之後的台灣,仍無能勇敢地伸張自我的獨立主權。黨同伐異讓我們彼此陷入被害妄想中,卻從來不願設法將他者從「受害者」的身份綑綁中解救出來,一起面對即將來臨的、更艱鉅的革命未竟之路。

從更宏觀的歷史觀之,三月革命(二二八)確如李筱峰教授所言,是不同文化間的衝突。然而,究竟有多麼不同呢?這涉及的,不只是日本殖民時代造成的文明化差異,更是台灣歷史四百年來與中國大陸分隔發展的巨大差異,其中包含了航向海洋而與不同種族並存發展的島嶼漢文化,與經過兩百多年滿洲化的大陸文化之間,所不斷進行的歷史辯證與衝突(參見筆者2001年拙文〈福爾摩沙的史詩時代〉)。三月革命的意義,正是讓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從無意識的差異正式走向有意識的決裂。國民黨威權,不是三月革命或台灣主體運動所對抗的終極符碼,因為在其背後,或許存在著自南明時期以來,台灣民族所背負的歷史宿命──這樣的宿命,驅使我們必須對無法脫離野蠻化的中國政治持續展開抵抗與批判。

 位於南京西路上、法主公廟對面的天馬茶房舊址,已遭拆除而代之以紀念碑。

位於南京西路上、法主公廟對面的天馬茶房舊址,已遭拆除而代之以紀念碑。

自主:漫長的最後一哩路

今天3月8日(筆者完稿日),是基隆人面對暴力屠殺的悲痛日子。滿腔複雜心緒的我,雖然遲到了,還是決定寫下這篇註定不會被多數人認同的文章,權充某種悼念。為了對無數的犧牲者表示敬意,我既無法再稱這段歷史叫做二二八,也不願稱它為三月屠殺,因為我心目中的勇敢台灣人,不該一直這麼楚楚可憐下去。三月革命,象徵著台灣主體認同在歷史上的伸張,它自此決定擺脫無依漂流的島嶼孤兒身份,做一個獨立自主的文化民族。此刻,我們是否別再繼續讓這場革命淪為計算損失和補償的數學題,因為,那些犧牲者所流的鮮血,爭的應是世代子孫身為自由人的美學與哲學價值吧?台灣人的歷史,一直活在權力話語的被動態當中:被割讓、被殖民、被光復、被忠黨愛國、被反共、被擁戴領袖、被民主化、被安定繁榮、被一中各婊、被血濃於水……。可不可以,我們不要再當「被害者」,來當個繼續完成獨立革命的自主者吧!

台獨運動先知史明說過,在這個台灣人精神弱化的時代,武裝革命已是不可能。誠然,今日的革命不再是關乎物質武力,而是關乎精神的尚武;今日的威權遺毒不只存乎體制,也存乎意識型態。只要我們的內心無法推翻被殖民的精神奴隸狀態,那麼剩下的未完成卻漫長的最後一哩路,就必然是內在對自我的革命。

 

敬1947年3月,不為紀念,只為莫忘未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