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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自由主義就是主張自由,我說你該洗洗睡了!

2015/7/27 — 13:00

【文:傅正】

破土編者按:我們常常把自由主義視爲一種主張自由的主義,但這種簡單化的概括對於我們理解自由主義不會有任何幫助。自由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古典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其中,新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影響著我們的工作、教育、醫療、住房、文化和三觀等方方面面。爲了澄清新自由主義的觀念和歷史,也爲了更好地理解當代世界,破土策劃了這個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專題。作爲這個專題的一篇,本文簡要勾勒了自由主義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現代自由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的大致轉變過程,並進一步呈現了現代自由主義如何遭遇新的危機,讓新自由主義成爲了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和製序安排。本文言辭犀利,思路開闊,希望能引發讀者的思考。

陳寅恪先生好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思想」,這話未嘗不可以表述爲「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思想之反動」。出於對毛主席時代集體主義精神的反動,自由主義成爲了後毛時代全國人民的精神圖騰。知識分子全力鼓吹它,大抵仍是要給深受專制思想毒害的中國人民「補課」。科耶夫說,古希臘羅馬政治哲人只關心城邦的自由(即正義),而非個人自由。嚴複則稱,「自由」在傳統漢語中只是虛詞,而「Liberty」在西方人那裏卻是實詞。無論是城邦,還是家國天下,古代哲人關注的是自己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不可能有我們今天十分強調的「自由」。以個人自由爲倫理學的起點,既不是中國人的傳統,也不是古希臘人、古羅馬人的傳統,而起源於猶太—基督教的神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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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裏,倫理學關注的是怎樣讓有德性的人獲得與他德性相匹配的幸福。而羅馬神學家、教父哲學家奧古斯丁,卻斥其爲「幸福生活指南」,對他而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亞當、夏娃偷吃禁果?在奧古斯丁看來,這是源於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本是上帝對人的特別恩惠,人卻用它來犯罪。所以人有原罪,不加引導的自由意志也會傾向於墮落。而1784年,康德在《答複這個問題:什麽是啓蒙運動》中,開篇就把啓蒙定義爲「不加外部引導而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實踐層面的理性,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本有的,換言之,是先天的。啓蒙就是要排除一切宗教、政治的引導,回到先天的自由意志那裏去。康德從來沒說,依照自由意志做事就是善行。他只是強調,即便自由意志讓我們作惡,也會達到善的歷史結局,這是「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

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的宗教背景,當然也很難體會西方人對於自由的理解,無論是不受約束意義上的「Free」,還是具有政治解放意味的「Liberty」,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更不免出現偏差了。我記得自己曾問過一位說起「自由主義」就激動得血脈噴張的女生,「何爲自由主義?」她答曰:「自由主義嘛,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大抵只要主張個人自由的思想,都是自由主義。」這使我感到,往往對一種學術思想越是迷信,就越不需要搞清楚那是個什麽東西,竟至於每每望文生義。無論如何,自由主義肯定不只是「主張自由的主義」。自啓蒙運動以來,自由已經成爲了西方文化的「政治正確」,納粹也標榜「自由」,我們總不能把納粹主義等同於自由主義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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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不僅是蘇東陣營走向崩潰,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甚囂塵上的時代,更是我們盲目崇拜西方的時代。可問題是,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這個譯名的使用,在中國都非常混亂。有些地方把它等同於「自由意志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又有些地方,如政治學者俞可平,用它來表述羅爾斯、德沃金的「政治自由主義」;還有很多地方又用它來形容功利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這些思想不僅不是一個東西,甚至相互對立。我們統統用「新自由主義」一言以蔽之,眞是把它搞成一個無所不包,卻永遠正確的東西。而「誰之自由,何種正義?」這類眞問題,反倒隱而不彰了。

在這裏,首先要區分一對術語——「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許多人常常不加區分地統統用「新自由主義」翻譯之,殊不知單詞「New」和前綴「Neo-」非常不同。前者指稱「新的」、「不同於以往的」東西,而後者則往往有「複興(古典)」的意味。我贊成有些學者把前者譯爲「現代自由主義」,把後者譯爲「新自由主義」。同理,「New conservatism」和「Neo- conservatism」、「New republicanism」和「Neo- republicanism」等等在中國更混亂的術語也是可以套用這種翻譯。

霍布斯邦把從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之間的這段歷史,稱爲「革命的年代」。塔裏克·阿裏則這樣描述被革命嚇得驚慌失措的歐洲統治者,「當時只有英國和西班牙尚未被革命所波及——即使維多利亞女王,想到憲章運動都會不寒而栗。在給外甥比利時國王的信中,她在表達了同情時,驚恐是否「我們所有人都會在睡夢中被殺死」。她那顆不是頂著王冠,就是頂著鑲滿珠寶帽子的腦袋充滿緊張,外國銀行的幾十億存款也攪得她心神不甯。」功利主義正是這個時代的反映,該學說主張「最大功利原則」,即一個好政府是要努力實現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很明顯,如果仍維持放任古典自由主義的教條,即「市場會自動實現國民財富的最大化,政府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那麽社會主義革命將會顛覆整個政權。所以政府就需要干預社會,通過救濟法案,擴大再分配。許多學者指出,約翰·密爾已經開啓了古典自由主義向社會改良主義轉變的大門。這樣的「自由主義」遠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新的」、變種的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如前所述,我們把它稱爲「現代自由主義」。

說到這裏,需要順帶處理一個問題。受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會習慣性地把自由和民主等同,把憲政與民主連用。然而,如卡爾·施米特提醒的那樣,自由主義和民主原本是一對死敵,前者鼓吹精英統治,後者則強調平等和同一性。至於「憲政民主」,在對美國憲政至關重要的《聯邦黨人文集》(三位作者中,只有漢密爾頓是聯邦黨員,這書翻譯爲《聯邦主義者文集》更妥當)那裏,憲政恰恰是被用以限制民主的。問題是,原本對立的東西,何以合流了?在我看來,有三本著作不可以不提及。第一本是約翰·密爾的《代議制政府》。面對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密爾強調,英國的代議制就是民主制。一個憑借議會和責任內閣進行統治的君主國,居然稱自己是「民主制」!這在傳統的政體類型學那裏是無法想像的。第二本則是約瑟夫·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書中,熊彼特排斥了傳統的「古典民主」,而把民主定義爲一套固定的選舉程序(王紹光先生把它稱爲「選主」)。從亞里士多德到斯賓諾莎等人那裏,選舉制都是貴族制的統治方式,熊彼特居然把它稱爲「程序民主」。第三本則是薩利託的《民主新論》,這本書把民主放進了憲政的框架,把憲政等同於民主。正是在這一系列的轉化中,民主的內涵從「人民的統治」或「大多數人的統治」,變成了打著人民名義的貴族統治。這個過程與現代自由主義的興起是同步的。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極端的市場競爭和貧富分化是納粹上台的土壤,美國卻通過「羅斯福新政」渡過了這場危機。另一方面,西方諸國要消弭戰後風起雲湧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在這些這些政治因素的權衡下,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現代自由主義走向了它的繁榮期。然而,這條主線之下,卻始終隱伏著一條暗線。這就是那個後來被許多人稱爲「新自由主義」的東西。

美國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強調以市場爲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秩序和主張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私有化觀點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其完成形態則是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個定義簡明扼要地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時代背景。 1920年米塞斯出版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在此基礎上,1944年哈耶克又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1947年,米塞斯、哈耶克等右翼思想家又發起了朝聖山學會,新自由主義正式抱團出現。平心而論,這些著作的邏輯都非常簡單,不過是用一種更精巧的計算方式,恢複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教條,這種教條抱著個人與公共的機械對立不放。其核心思路是,包括一切社會福利和救濟法案在內任何社會工程,都有賴於對於社會總體目標的預期,但這種預期本質上是不可知的。眞正有效的經濟增長只能依賴於市場競爭自發運作。 「自發秩序」是一個頗能迷惑人的術語,有些打著「保守主義」旗號的人,據說就是從這裏走上了孔孟之道。問題是,哈耶克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中,一方面批判「設計藍圖」,講「法律先於立法」;一方面自己又大搞政治設計。他的自發性實際上遠非什麽對傳​​統的尊重,而是達爾文主義的市場競爭。

不用說,這基本上仍然不出斯賓塞、白芝皓的套路。值得注意,盡管哈耶克滿嘴自由,但他眞正的邏輯底線卻是效率。他們批判的「社會主義」主要還不是指蘇聯,而是包括功利主義在內的一切與社會改良主義有關的思想學說。那麽這種「經濟」學說究竟有多大價值呢?即便撇去凱恩斯,就連跟哈耶克站在同一戰壕的米爾頓·弗利民,也曾明白指出:「我不贊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産》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我覺得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

可見哈耶克的經濟學說之所以能有影響力,其實並不在於經濟上的見解多高妙,而在於十分笨拙的政治站隊,這使得他成爲大小「民科」競相吹捧的對象(應當看到,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哈耶克都是靠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理論獲得殊榮的)。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從頭到尾,哈耶克也沒能令人信服地論證所謂的「社會主義」及社會再分配方案,怎麽就低效了。相反,他倒是更感興趣於,怎麽用「奴役」、「極權」等等一系列政治帽子壓垮對手。這樣蠻不講理的論述,當然不可能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直到70年代,情況發生了改變。

現代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通過創造就業,把市場鑲嵌在政治約束的網絡中。許多歐洲國家甚至把能源部門和其它主導工業部門收歸國有。在50至60年代,這種「鑲嵌型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在美國的慷慨援助下獲得了高增長。我們知道,確立美元霸權地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了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並通過穩定的美元與黃金比價,確定了它對歐洲各國貨幣的固定匯率。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元的價值早就不能保證了,1971年,這個固定匯率被正式放棄。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歐佩克成員國「石油禁運」,直接引發石油危機。這意味著「鑲嵌型自由主義」受到了普遍質疑,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要把市場從管制之中「脫嵌」出來。之前不爲人關注的朝聖山學社成員突然一下子成爲了先知。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本意是要給英國資産階級獻媚。哪想這本政治投機著作起初不僅不受人關注,而且聲名狼藉。這使得哈耶克之後就再沒有寫過一本經濟學著作,偏巧就是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民科」,突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令所有人都大感意外。不能不說,諾貝爾獎不僅已經習慣於爲了功利而拋棄操守,更變得越來越善於建構「眞理」了。

盡管後來的戴卓爾政府和列根政府熱衷於打造這種宣傳家,但這樣的人也不可能對華盛頓或倫敦的經濟政策提供什麽現實性的建議。眞正起作用的是芝加哥學派。按照凱恩斯的看法,古典自由主義假設僅憑市場競爭就可以達到充分就業均衡。這一結論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結論上,即供給本身就能創造需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證明了這是錯誤的。所以國家需要幹預市場擴大消費。而芝加哥貨幣學派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供給學說」,以完善古典自由主義信條。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西方國家紛紛大幅縮減政府開支,將國有資産私有化。隨著貧富差距拉大,新自由主義反而越來越依靠專制統治以維係自己的地位,並對外輸出了。

資本沒有祖國,任何國有化的政策都是與資本全球流動相對立的。專制統治者葉利欽給俄羅斯造成的災難,自然無需贅言。就拿「後院」拉美來說,除扶持皮諾切特這樣的軍事獨裁者外,1985年,美國政府以債務和援助爲手段,逼迫拉美國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爲基礎的「貝克計劃」。 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議形成了一個共識,即前引喬姆斯基所​​說的「華盛頓共識」。要求拉美國家進一步推進私有化、開放國內市場、放鬆外資限制。

其後果如何?以阿根廷爲例,整個九十年代其本國貨幣「比索」與美元的匯率都始終維持在一比一。高匯率使得阿根廷人民一下子「富裕」了起來,其經濟似乎十分「繁榮」。然而問題是,阿根廷的國內生産卻未能跟上貨幣的匯率。一方面,阿根廷人拿著突然值錢起來的比索,大量兌換美元,赴國外消費;另一方面,國內民族工業生産成本卻大幅增加,在外資企業的衝擊下紛紛破産,失業人數逐年增加。 2001年,阿根廷終於爆發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危機,時至今日,那裏幾乎重新倒退回了原料供應産地的位置。又如開放程度與阿根廷類似的墨西哥,在改革前只有兩位億萬富翁,僅十年時間,就增加到20多位。另一方面,貧困人口持續增加,大量人口因生計問題偷渡到美國,成爲美國企業的廉價勞動力,並爲其生産大量的廉價産品以進一步擠垮墨西哥本國工業。

按理說,新自由主義以個人價值爲上,而新保守主義(Neo- conservatism)則竭力鼓吹古典秩序,兩者並不兼容。可在小布什時代的美國,二者卻合流了。從原則上看,美式三權分立,本爲政府與國會的「雙頭政治」。然而,自從美國放棄孤立主義傳統,而積極幹預世界後,總統權力急劇膨脹,不僅在與國會的博弈中大大佔據優勢。更重要的是,總統通過了擴大白宮職能部門(總統私人機構),而把正常的政府機構擠到邊緣,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的「內外朝」格局。然而,誰都知道,美國總統在上任前往往缺乏執政經驗,事實上,西方論證便一再指出,美國已經走入了智囊政治的時代了。而小布什時代的智囊班子幾乎全部爲新保守主義者,新保守主義更成爲了彼時華盛頓的官方意識形態。 1997年春季,新保守主義組織「新美國世紀」計劃(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roject)宣告成立(意爲要把21世紀變成一個美國的世紀)。該組織由年輕的共和黨理論家威廉姆·克裏斯托(William Kristol)擔任主席,其成員包括布什政府的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部長沃爾福維茨等共和黨重量級人物。在小布什競選總統獲勝後,該組織的18名成員中就有7人進入政府擔任要職。

新保守主義這樣一種極具新教擴張精神的美國國教,據說是受了列奧·施特勞斯的啓發。據說伊拉克戰爭的設計師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就曾親炙於施特勞斯。這裏需要強調,華盛頓的施派分子與中國學者鼓吹的「施特勞斯學派」並不是一回事。前者抱有一種據說是「新羅馬+新耶路撒冷」的偉大理想。 「新羅馬」當然是形容美國,不僅象徵著美國有羅馬那樣的強大國力,更像徵著一種類似於羅馬的帝國野心。而新耶路撒冷則是代表了美國價值觀,這使得它跟納粹非常不同。就思想而言,納粹仍不能遠離門羅主義的框架,即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小布什政府則特別關心其它文明的價值觀,大概美國的國家權力是要建立在外國人大腦的神經纖維上的。這就意味著,相對於一個標準的新保守主義分子而言,納粹主義者絕對是溫和派。無疑,「新羅馬+新耶路撒冷」正說明了,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絕對不像它自詡的那樣是什麽和平主義者,必要時他們也會依靠新保守主義這樣最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主張,以實現自己全球資本無障礙流動的宏大理想。

其結果呢?正如我們看到的,不僅僅製造滿目瘡痍的伊拉克和風頭正盛的ISIS,更有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惡棍越瘋狂,就越接近於滅亡。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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