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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抗爭: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運動之路

2015/8/31 — 9:05

文/青草

破土編者按:盡管巴西和南非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但兩國在1970年代末都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勞工運動,工人不僅要求提高工資,而且要求改善工人社區的住房和社會服務。工人抗爭將工廠工會和工人社區連結起來,對資本和國家造成更大的挑戰。巴西和南非為什麽能湧現大規模的工人抗爭?為什麽兩個不同社會背景的國家會出現類似的勞工運動?它們的案例為我們理解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運動提供了什麽樣的經驗?

Michael Burawoy的著作《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提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勞動過程在「制造同意」。國家和資本通過設計福利制度、車間管理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工人階級對工作場所和社會制度上不平等制度的認同。作為Burawoy的學生,Gay Seidman在《制造抗爭:巴西和南非的勞工運動 1970-1985》一書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她指出,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威權國家主導的快速工業化在「制造工人抗爭」。在南非和巴西,勞工的抗議浪潮有力地挑戰了現有的工業化模式,是塑造兩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最重要的社會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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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dman通過對比研究,發現盡管巴西和南非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但是兩國的勞工運動卻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兩國在1970年代末都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勞工運動,工人不僅要求提高工資,而且要求改善工人社區的住房和社會服務,例如醫療條件、教育和交通設施。工人抗爭將工廠工會和工人社區連結起來,對資本和國家造成更大的挑戰。那麽,巴西和南非為什麽能湧現大規模的工人抗爭?為什麽兩個不同社會背景的國家會出現類似的勞工運動?它們的案例為我們理解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運動提供了什麽樣的經驗?

威權體制下的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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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以來的資本全球擴張中,發展中國家開始被卷入「全球福特主義」。這些國家(如韓國、南非、巴西)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成為全球大規模生產的主要基地。與歐美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不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存在以下特點:1.依賴外資和進口技術,國家為吸引跨國資本,在稅收、土地和基礎設防等方面提供可觀的優惠;2.出口替代型經濟,生產產品主要用於出口而非供給國內市場;3.國家有意識地壓制工資的增長,工資增長速度顯著低於GDP的增長速度和工業發展水平,快速的物價膨脹甚至使得工人的工資實際上下降了;4.大量雇傭來自農村地區的移民工人,他們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往往低於城市居民。例如,在南非的種族制度下,非洲裔工人被允許在城市的工業區工作,但是他們不能在城市長期居住,他們的家人也只能留在農村的隔離區,不能在城市享受白人工人同等的社會服務(如教育、醫療、公共設施等)。這種生產和再生產分離的模式,使得工廠可以進一步降低工人的工資水平。

這樣一種通過壓低工資、加速資本積累的經濟發展是通過對勞工力量的嚴格規制來實現的。在1960年代的南非和巴西,工人都沒有組建民主工會、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定權力。例如在巴西,國家控制了工會的資金及工會註冊權,只有經政府勞動部門批準成立的工會才具有合法性。工人每月將1天的工資作為「工會稅」上交國家,以支撐龐大的工會官僚體系,然後勞動部門再將資金撥給工廠工會。同時,巴西政府扶持了工廠的傀儡工會,保守的工會官僚並不能有效保護工人權益,來自農村的移民工人和非正式就業工人甚至直到1963年才被允許加入傀儡工會。此外,草根工會積極分子常常被逮捕和監禁。在1964年的政變後,巴西軍人獨裁政府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壓勞工運動。僅在1964年,就有5萬工人被逮捕,超過8000人被監禁半年以上。

跨國資本和國家威權制度的緊密結合推動了兩國快速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從1968-1974年,巴西經濟經歷了驚人的增長:GDP年增長率達到11.3%,工業總額年增長率高達12.6%。但是,工業化的成果只是被少數菁英群體占有(如跨國企業高管、政府官員),工人階級本身並沒有分享到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例如,巴西工人在1970年代末的工資甚至只有1950年代的一半左右,工人階級與精英群體的貧富分化也日益嚴重。這樣不平等的經濟發展顯然無法贏得工人的同意和支持,相反,高度剝削的跨國資本和官僚威權國家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普遍不滿和憤怒。

工人階級的形成和變遷

同時,巴西和南非的工業化也為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工人抗爭提供了客觀條件。1.快速的工業化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工人群體。從1960-1980年,巴西工人階級的人數從294萬增長到1067萬。在南非,黑人工人也逐漸取代了白人工人,成為工人階級的主力軍。2.生產的集中性使得工人群體在空間上高度聚集。巴西和南非的工業區主要分布於幾個沿海大都市,這些工業區聚集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工人,使得大規模的工人抗議成為可能。3.隨著資本的擴張,工廠的規模逐漸擴大,從1960-1980年,巴西工廠平均工人人數從16.2名工人增長到39.3名工人。更為重要的是,從1970年代開始,巴西和南非的工業結構開始出現變化: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開始逐漸取代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業。例如,從1970年代開始,汽車制造、冶金、化工行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占巴西制造業總投資的60%,輕工業(如服裝業、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對GDP的貢獻則從49.2%下降到34.5%。與巴西類似,南非的重工業也經歷了快速的增長,1972-1979年,服裝和紡織行業的年增長率僅為4.3%,汽車和鋼鐵制造的年增長率則分別為8.5%和9.5%。在1970年代,汽車制造業占南非全國制造業的14%。

隨著重工業的比重上升,勞動過程和工人結構發生了變化。一方面,重工業工廠通常雇傭半技術化的工人,工人的技術水平顯著提升了。例如,Humphrey 對巴西汽車行業的調查現實,巴西汽車行業通常雇傭40-50%的半技術工人,20%的非技術工人,及20-30%的技術工人。技術水平的提升意味著資方一般不會在罷工中大規模解雇工人或替換工人。另一方面,在資金密集型產業,工人的罷工能在短時間內給資方和國家造成嚴重的生產損失。因此,重工業的半技術工人的市場談判能力和車間談判能力都顯著提高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目前也在經歷類似的變化:輕工業(如制鞋業、制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下降,重工業(如汽車業、冶金業)成為主力。以廣東省為例,輕工業產值所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95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37.9%,而重工業的比重在2013占工業總產值62.1%。工業結構的變遷對中國工人階級構成、工人集體行動造成什麽樣的影響?這一點值得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

事實表明,重工業的半技術工人是南非和巴西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和主力。例如,巴西的汽車和金屬行業工人領導了1978和1979年的全國罷工潮,在1978-1986,這兩個行業的罷工占巴西全部罷工總數的49%。金屬行業工會主席盧拉還於2003-2010就任巴西總理。與巴西類似,重工業的產業工人成為南非工人運動的先鋒。在1979-1986年,汽車和金屬行業的罷工天數占南非全部罷工天數的30.2%。如上文所提到的,重工業的半技術工人擁有更高的談判能力,這為他們建立工廠內的工人組織提供了條件。

工會運動的興起

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沈寂後,巴西和南非工人開始挑戰現有的工業關係,並開始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Seidman認為,南非和巴西的工會運動包括兩個階段:新工會主義和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新工會主義」 運動反對脫離工人的官僚工會,強調工廠組織和工會民主的重要性,並主張建立基於工作現場的獨立工會組織,依靠工人的集體行動力量(而非國家行政力量)爭取權益。從1978年開始,新工會主義開始在巴西工業中流行,越來越多的工人積極分子要求提高工會的代表性和開展直接的工資集體談判。這一要求也逐漸從重工業擴展到輕工業、服務行業和農村雇傭工人。到1983年,巴西新工會會員超過1200萬人。之後,「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也逐步發展,工人的訴求開始超越工廠範圍內的工資、勞動條件改善,包括了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對工人而言,公民權不僅僅意味著參與政治選舉,更重要的是工人有權參與分配經濟發展成果和社會資源。工廠抗爭得到社區(例如社區教會、學校)的大力支持;公民在社區爭取社會服務和公民權的鬥爭也得到工廠工會的積極響應。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推動了工人跨越種族和行業障礙,對形成統一的工人階級訴求和階級意識有重要的作用,最終也有效改善了整體工人階級的處境(而不僅是單個工廠或單個行業的工人狀況)。

Seidman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工業化和勞工運動的關係,增進我們對新興工業化國家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解。但是,筆者認為她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作者對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過於樂觀,對它的局限缺少討論和反思。由於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也存在根本上的缺陷和不足。例如,面對巴西汽車行業日益高漲的工人抗爭,一些汽車品牌開始從巴西撤資,造成汽車工人力量和鬥爭信心的下降。那麽,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最終將走向何處?巴西和南非工人又將如何迎戰資方新一輪的反撲?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探討和反思。

參考文獻:

Seidman G.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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