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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利益 — Uber 消費者民主的「阿克琉斯之踵」

2016/6/4 —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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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編者按:叫車應用Uber目前已成功將其服務推廣到世界上各大主要城市。即使一些城市禁止非法運營,通過鼓勵消費者下載Uber軟體並使用,Uber讓其服務淩駕於當地法律之上。在強行進入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過程中,Uber其實並沒有改變人們的工作和出行方式,但它改變了「什麼是一個消費者」的定義:它把消費者的購買習慣變成了一種顛覆法律的手段。然而這種消費者民主模式掩蓋了工人利益和消費者利益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消費者有選擇購買哪件T恤的自由,但卻沒有多少工人有選擇自己雇主的自由。

2014年10月,就在UberX進駐多倫多一個月後,《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的專欄作家Chris Selley就已經在擔憂這個服務的未來了。

儘管Uber本身是「絕對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神奇,」Selley吐槽道,「但多倫多市政府卻是一個會讓大膽創新的想法‘狗帶’的存在。」Uber正因「監管者要監管」而陷入危機。多倫多要求本市的計程車司機持有特殊駕照,在這一政策條件下,UberX將難以繼續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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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Selley有個對策:「Uber應該立即進行大規模推廣。」一旦有足夠多的人開始使用這項無視監管的服務,政府再想打擊Uber就不現實了,而且也不會受選民歡迎。

「下載Uber。經常使用。宣揚這個福音。」Selley說:「抵抗也許不會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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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人似乎真的聽取了Selley的建議,而且這種「抵抗」好像也確實有效。上周,市議會投票通過了將這一服務合法化的決議,該決議將於7月15日開始生效。而Uber則不出所料地向消費者許諾,將在這一期限到來之前繼續非法經營。

Uber在多倫多的崛起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與它之前從埃德蒙頓(Edmonton)到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發展模式一模一樣。一旦遇到法律障礙,Uber就會使用「有原則的對抗」來規避掉,即幫助司機們支付罰款或打官司。同時,Uber還對政客進行遊說,並贏得了消費者的支持。最終,市政府妥協了,幫Uber全方位合法化。

幾乎在Uber所到的每一個城市,這種戰略都取得了成功,並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在強行進入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過程中,Uber其實並沒有改變人們的工作和出行方式。但它改變了「什麼是一個消費者」的定義。它把人們的購買習慣變成了一種顛覆民主進程的手段。

無許可創新

Uber的策略看起來很像「無許可創新」——這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理念,即我們應該盡可能讓一切都合法化,進而讓消費者的個性化選擇來決定社會的形態。而當人們受到傷害,則可以依靠法律和訴訟追溯性地解決問題。

「關於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實驗應該被預設為允許,」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1]研究員Adam Thierer在他的書《無許可創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中解釋道:「除非有人可以給出有力證據,證明一項新發明會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否則創新就應該被允許繼續下去,至於可能出現的那些問題,我想它們隨後都會被解決的。」

實際上,「無許可創新」往往意味著這樣一類創業公司——他們不惜違反法律來為消費者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這種觀點認為,法規束縛了創業精神/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也抑制了一個更加健康和富裕的世界,而且法律往往伴隨著腐敗。

例如,「無許可創新」這一概念的支持者會這樣看待多倫多的計程車特許制度:這是在幫那些老牌公司免受競爭,縱容他們繼續提供糟糕的服務。

「Uber不正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違法者嗎?」 Thierer在一次採訪時表示,「上帝為此保佑它!」

Ube的違法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的公司犯罪學專家Steve Tombs說,Uber對市政法律的公開蔑視程度,比其他「違法者」如Airbnb還要過分。而且,與Uber的違法行動相關的這些話語聽起來應該相當耳熟。「無許可創新」只不過是「事後求原諒易於事先求許可」或「快速行動並打破成規」的另一種說法。

Thierer堅稱,「無許可創新」並不絕對地意味著任何創業實驗都應該被允許繼續發展。他半開玩笑地說,比如直接買賣火箭炮這種業務就該被扼殺在搖籃裡。

Thierer還說,「無許可創新」這一理念並不排斥一些基本的預防性安全限制,比如,人們不必等到某人在一場多倫多藍鳥隊的棒球賽上被四軸飛行器撞到,就可以禁止無人機出現在大型賽事上空。

但是Thierer的烏托邦仍然是危險的。例如,可能正是被廣告炒熱的各種抗菌產品,加速了耐藥細菌的不斷變異。

「從EPA(美國環保局)到FDA(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再到OSHA(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署),幾乎每一個聯邦(和國家)監管機構的存在,都是因為行業在自我約束方面通常有著巨大甚至致命的失敗,」David Golumbia寫道,「‘無許可創新’則宣稱,巨大的技術變革的正確順序應該是‘先傷害,再修復’。」

消費者民主

僅僅在第一年,UberX就為多倫多人提供了超過四百萬次服務。如果人們對Uber所售賣的東西沒有那麼大的需求,那麼Chris Selley帶有民粹色彩的號召——要大家支持這家價值六百億美元的公司——就會變得搞笑。

但是,乘客們的決定是否應該淩駕於由正規民選官員所起草的法律之上呢?

去年夏天,當Sean Dunphy法官否決了多倫多關於關閉Uber的提議時,他承認,這座城市正處於一種兩難境地——在「現有監管體系」和「不願看到競爭的精靈被迫關進瓶中的千萬消費者/選民」之間的兩難。

無論Dunphy自己意識到與否,他所說的這一套其實正是「無許可創新」支持者的語言,他們將消費者的選擇等同于直接民主。他們的理由是,每一次購買其實都是在為一個產品及其商業模式投票。

然而,正如歷史學家Lawrence Glickman所指出的,「對消費者有益就是對社會有益」這一假設,掩蓋了在工人利益和消費者利益之間的矛盾。

例如,一個Uber乘客對於「溺愛客戶的服務」的幻想,就為Uber的司機帶來了額外的情感勞動負擔——他們為Uber的評級系統所迫,不得不去迎合乘客的突發奇想。

更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和消費者所享受到的權力是根本不同的。大多數工人無法像消費者選擇購買哪件T恤那樣去選擇自己的雇主。數以百萬計的工人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加拿大,平均每個就業機會都有至少三個失業者為之競爭。

Uber不僅得益於這種狀況,還加劇了困局:它從那些絕望的失業者或者未充分就業者當中吸引了大量司機,然後給他們貼上「獨立承包商」這一標籤,從而完成了這一惡性循環。

不過,對工人進行錯誤的分類還不是Uber的特殊之處。Uber的獨特在於它對民選代表所定規則的公開蔑視。危險正在於此。你不必承認壟斷性的計程車法是民主化身,就能識別出Uber對大眾治理的基本準則所施加的威脅。

「無許可創新」創造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這裡,任何以及所有商業實踐都交由一個付費的消費者來裁決;在這裡,只要市場認為它們沒有必要,諸如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等法律就完全可以被廢除。

公民不等同於消費者。消費者會根據另外一些準則來行事,而這通常意味著削弱工人的權利。

 

注:[1]譯者注:美國一家智庫,由大財團科赫家族投資,該中心對外宣傳自身是「世界頂尖的市場主導型創意大學智庫——貫通學術理論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鴻溝」。而一位曾與莫卡特斯中心交鋒過的環保律師稱之為「謀求經濟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位律師是這樣闡釋其策略的:「將財團的資金投給表面上中立的智囊團,」由它來「雇傭有身家背景和學術背景的人來宣揚看似可信的研究成果。但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其投資人的利益考慮的。」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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