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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力量的異化 — 從《美國狙擊手》談起

2015/5/5 — 13:52

《美國狙擊手》劇照

《美國狙擊手》劇照

【文:李楊洋】

他調整臥姿,臉頰貼在槍托一側,瞇起一隻眼,透過冰冷的瞄準鏡,觀察著前方廢墟中的一靜一動,心跳聲伴隨著呼吸縈繞耳邊,遍體鱗傷的大樓中,走出一個裹著頭巾的女子和一個男孩(穆斯林樣),女人從懷裡掏出一枚彈頭,迅速交給男孩,男孩懷揣彈頭朝美軍部隊走去……抉擇在這一刻產生,to be or not to be,pull the trigger,一個孩童的生命就此消逝;hold the fire,自己數位戰友可能轉眼間成為炮灰……

這是電影《美國狙擊手》中的開場一幕,在伊拉克戰場上誕生的美國歷史上戰績最出色的狙擊手,退役歸國後,被同樣患有戰爭後遺症的戰友槍殺。他矯健的身手,英雄的形象,與最後悲慘的結局形成強烈反差,令人唏噓不已。票房自然賺得上億落袋,奧斯卡那裡也是「提名」不斷。不過,這部戲在「反思」戰爭悲劇這一點上,不僅是力道不足,甚至有些本末倒置。影片其實想通過Sniper在戰場上經歷的種種抉擇,來反思戰爭,然而它描繪的那些英雄般的事跡以及所謂的的抉擇,似乎像是對人性關切的一種呼喚,但實際上,卻適得其反。
   
我個人在電影院欣賞本片時,也被深深吸引,以至於扭頭閉眼不忍直視,因為我害怕選擇,害怕自己選擇,也害怕狙擊手選擇(因為此時我們已經被替換)。我想很多觀眾也有此感。不過,還是收起我們的憐憫之心吧,因為實際上我們像一個笨蛋一樣被狠狠地耍了一把。為什麼?因為這個所謂的抉擇的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生存還是毀滅,是建立在一個問題本身是有意義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端起狙擊槍這個行為本身就是無意義,荒謬的,何談扣不扣扳機呢?Sniper是戰爭發起者的代表,美國發起的伊拉克戰爭,早已飽受質疑與抨擊。Sniper舉起槍,不是為了自衛,不是為了反抗,而是徹徹底底的侵略,而何談這子彈是為了正義還是邪惡?所以說,當我們意識到這樣到抉擇本身所隱含的荒謬,便發現其實電影用了一種「催眠式」的轉移,將戰爭本身的不合理性轉移到了Sniper「合理」的選擇中,我們在為他的抉擇捏一把汗的同時,已經默認了戰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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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上是一種對解決實質問題的異化。當存在一個令我們困擾已久的問題時,例如戰爭、毒品、政府的腐敗,對於這一問題的否定會從非常直接的角度對其進行瓦解,但是當問題本身未能在一個有限的時間內根除,或者會因為各種原因以不同的形式反復出現時,否定的聲音也因此變成了持續性的付出,進而引發這一否定的力量籠罩了積極肯定的因子,異化便產生了。否定的聲音逐步被接受,這使得我們的注意力在無形中被轉移到了否定的自身上,而否定的問題無意中被忽視了。由於人們的慣性思維,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那些直線型的「肯定」。

這種異化的現象,抹殺了否定本身的力量,更使得否定的問題得以長久的存在。當越來越多的關注投射在肯定那些反對問題的聲音上,「反對問題」倒成了主角,實質性問題本身卻因為在不斷地被「反對」中持續下去,甚至是被默認。例如,我們在大張旗鼓地反對公務員腐敗,取得了哪些令人振奮的成績,抓出了多少貪污腐敗的官員,那麼,腐敗的根源是什麼?對於它實質性的原因的探索卻逐漸地被無視。進而導致最可怕的結果,就是無意識的承認。再例如,那些在白宮門口高舉NO WAR的示威者,這種反對的力量對於解決問題實際上絲毫沒有作用,反而他們默認了戰爭的持久性與堅韌性。
  
讓我們回到電影,它存在的就是如此的邏輯。對戰爭本身的反思與否定,被頌揚英雄人物所代替。這其中更有一個吊詭的安排,英雄人物的事跡,與他在環境中的遭受,是同一屬性的。換句話說,電影中對Sniper如何殺敵,如何百步穿楊的描述,與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都是互為同一邏輯緯度。再看新中國成立後,所拍攝的一系列英雄讚歌式的電影,都是如出一轍,英雄對侵略者誓死頑抗,與他在戰場上所遭受的性質,同樣是相同的屬性。但是反觀那些電影史上讓人振奮的戰爭題材電影,你會發現很多相反的例子,比如那個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
  
否定的力量在今天的社會中並不是不存在,而是有被潛在異化的危險,以至於成為它要否定的客體的「幫兇」。在統治者眼裡,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宣傳工具,那些他們想要去掩蓋以及合理化的問題,在反對它的聲音中,被一遍遍的鞏固。這便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開頭便提及的:「核災難能夠毀滅人類,但這種核災難的威脅不是也有助於保護那些使這種危險長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嗎?種種力圖防止核災難的努力,掩蓋了對當代工業社會中核災難的潛在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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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內地赴港留學生,喜歡舞文弄墨,喜歡香港,現供職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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