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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Jentayu文學雜誌上 有關地圖與領土的話題及答覆

2016/11/8 — 17:34

法國Jentayu文學雜誌2016年七月份第四期推出亞洲文學特刊,發表了我早年在拉薩寫的一篇散文《地圖之美》,由Filip Noubel先生翻譯。 這篇散文的開頭幾段是這樣的:

我深信地圖有一種隱秘的魔力,因為它總是讓我感到輕微的暈眩。 它很像一座迷宮,密布分叉的曲徑,彷彿無始亦無終,即使任意選擇兩點,由此即彼,不過是一條筆直的線,但那種強烈的迷失之感仍然揮之不去。 我甚至不得不遏止我的想像力,因為我無法知道任何一座大山的真正高度,像崗仁波欽,六千六百五十六公尺,在地形圖上顏色褐黃之至,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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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它自成一個高度抽象的世界,將生命以及生命的過程巧妙地隱匿其中,然而卻在漸次深淺的色彩裡流露出一種有節制的感情,當然是與生存之地理並存的複雜而微妙的感情。 第一幅地圖必定出自最卓越的天才之手,他顯然居住在人們難以想像的高處,這使他得以清晰地俯瞰大地,精確地描繪大地,——地圖,誰的智慧之結晶?

我曾經見過一幅非常感人的地圖,是西藏的地圖。 年代不久,顏色單純,似是用鉛筆勾勒而成,卻十分形像地展示了一個殊勝的佛教聖地的景象:有連綿起伏的山巒和蜿蜒流淌的江河,而在廣大的山河之間,一座座絳紅色的寺院宛如鮮花盛開,份外美麗;尤為醒目的是位於左上方似是心臟部位的一尊觀世音的畫像,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再充分不過地昭示了西藏是大慈大悲的佛菩薩庇護的土地。 關於觀世音,正如一位西藏人所說:“人們認為他是西藏牧羊人,而他的羊群則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他像牧羊人一樣趕著羊群,把它們安全地帶回羊圈裡,在最後一隻羊進圈之前,他決不尋找棲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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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格的地理學的意義而言,這幅地圖並不標準,但是誰又能說它不是一幅很美的地圖呢?它至少照亮了人們在黑暗或庸常中淪落的心,讓人們夢想,是的,夢想獲得一種非凡的能力,穿越地圖這個純粹文本的界限,在黎明或者薄暮時分,目睹火紅的太陽噴薄而出的金色之光使大地上所有的形象呈現出金子的質地,多麼可貴!

……

這一期Jentayu文學雜誌的話題是地圖與領土,在譯文發表的同時, Jentayu雜誌向我提了相關四個問題,以下是問題及我的答复:

1 、問:唯色,你是在拉薩出生的,現在你住在北京並用中文寫作。 那麼你在地圖上怎麼定義自己的位置呢? 你是一位多重身份的人嗎?

答:曾經我無所適從。 地點;語言;血統……這其實與身份認同有關。 我曾在早期的一篇小說中描寫過這種掙扎:“這些重要嗎?我的意思是,即便在一個地方消磨了一生,又能說明什麼呢?也許是別的另外一種東西吧。譬如血統,它一旦混雜就不倫不類,難以挽回,使得人的真實處境猶如置身於一塊狹長的邊緣地帶,溝壑深深,道路彎彎,且被驅散不盡的重重迷霧所籠罩,難辨方向;……終生躑躅在這樣一塊邊緣地帶,這本身就已經把自己孤立起來了,這邊的人把你推過來,那邊的人把你推過去,好不容易站穩了腳跟,舉目四望,一片蒼茫。多麼難以忍受的孤獨啊!猶如切膚之痛,深刻,又難以癒合。”

我在24歲時從漢化程度很高的康定(位於藏東康區)回到拉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發現已被漢化、失去母語的我在自己的故鄉猶如一個陌生人,這使我深深地糾結於身份認同。 一度我自認為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的一位詩人朋友說,其實我們什麼民族都不是,我們的身份就是詩人。 他的這句話令我如釋重負,以至於在拉薩的最初幾年,我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裡,寫的詩越來越個人化,執著於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 而我自認為詩人或者藝術家高於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屬性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寫這樣的詩並不能解決內心的痛苦。 我也不是說我有多痛苦,也許說空虛更準確。 而且,寫這樣的詩也寫不下去了。

從什麼時候起,我一步步地走出了“象牙塔”? 應該是,在廣闊的圖伯特遊歷的經驗逐漸地改變了我;應該是,在遊歷的過程中慢慢地親近佛法,才明顯地感覺到內心一天天地充實。 安多、衛藏、康的許多地方我都去過。 既是遊歷,也是朝聖,因為在我心中,我把遼闊的雪域大地視為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 當然這是最初遊歷時的動機。 當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遠、停留越久,那種文學情懷便逐漸被歷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 也即是說,從來只是以審美的眼光看待圖伯特的我,逐漸地開始以歷史和現實的眼光來看待這塊土地上的人和事。

也因此,我如今住何處都可能不會令我太困擾。 無論住在北京,還是住在拉薩,甚而至於如果有一天住在更為遙遠的地方,肉體的移動都應該不再會讓我無所適從,因為心有所屬,魂有所繫,所謂的“生活在別處”這個難題已得到解決。 表面上,我似乎有著多重身份:比如血統是四分之一的漢人和四分之三的藏人;比如母語是藏語,卻不會用藏文寫作而是用中文寫作;又比如個人身世等等更是幾句話說不清楚。 但我亦同樣不再為此困擾。 一個人的身份只與個人相關;個人的認同才是至關重要。 就我而言,我只有這三個並立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寫作者。

2 、問:是什麼原因讓你對地圖那麼敏感?

答:我對“地圖”以及“地理”一直懷有很敏感、很糾結的那種興趣。 比如地理這個話題(是的,地理永遠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當地理之於圖伯特,它有兩種:傳統的圖伯特地理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之說,基本上囊括現如今中國行政區劃的甘肅省、青海省、四川省、雲南省的藏地,以及西藏自治區;而“現如今的中國行政區劃”的各藏地,即意味著與傳統的圖伯特地理不同的地理,是一種被大大縮減、被分割他屬的地理,而且被重新命名,由此可知,這已是失去了自主意義的地理。

我的第一本書其實不是散文集《西藏筆記》,而是遊記《西藏:絳紅色的地圖》( 2003年在台灣出版)。 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我將“努力闡明西藏的意義絕不僅僅體現在地理上,更是體現在人文上,無論是'地理'的西藏,還是'人文'的西藏,實際上這兩個西藏難以分割,其實是、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從詞性上來說,前一個西藏是名詞,後一個西藏是形容詞,而作為形容詞的'西藏'意味著這樣一種精神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地理學意義上的'西藏'之外(如'香巴拉'),並和'西藏的……'(如藏傳佛教)一起誕生,從而力求展現西藏的全部景象無論在自然地理上或宗教地理上,乃是一幅遼闊而壯麗的地圖——絳紅色的地圖。”

隨著寫作的持久與深入,我所關注的地理不只是自然地理、宗教地理,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地理,因為這與一個人的存在息息相關,與一個民族的存在息息相關。 確切地說,與我自己有關,與正在消失中的、藏人自稱的“ BOD ”有關。 而地圖,我認為是一種證明;但必須是符合事實與真相的地圖,而不是被塗寫、修改的地圖。 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地圖,可以證明你曾在這個世界有過怎樣的位置,這很重要。 正如薩義德所說:“你對帝國主義所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土著沒有地圖,白人有地圖。”我特別理解這句話,因為其中的“土著”與“白人”,只要換個詞就是我們的寫照。

其實多年前我就在寫一本書:《拉薩地圖》。 一度用名《我的拉薩,你的地圖》。 現在改名為《拉薩辭典》。 但都是暫名,最終未定,因為此書尚未完成。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常常覺得自己極像一個沒有受過任何學術訓練的考古學工作者。更像一個,怎麼說呢,有時候我深信自己恰是喪生於殖民者之手的某個生命的轉世。歷史成為一種地理,回憶正如考古。且讓我在一些地圖中、許多的回憶中,重新建構或竭力恢復自己的家園吧。”

3 、問:你現在不能夠出去中國,你覺得外國文學在你的生活是什麼樣角色? 有多麼重要?

答:外國文學是我的精神食糧,一日不可缺。 其實不單單是文學著作,還有學術類、思想類、藝術類的著作。 比如,多年來,我反复閱讀有關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書籍,有關民族志、人類學等田野研究的書籍,以及,中國之外的國際藏學研究的書籍。 但因我只認得中文,讀的都是中文譯本,所以我即便離開中國,也離不開中文書籍。 準確地說,是離不開翻譯成中文的外國作品。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還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弔詭。

比無可奈何的弔詭更多一份哀傷的是,當我閱讀用母語寫作的本族作家、學者的著作,也須翻譯成中文,否則不可讀。

相反,多年來,我已極少閱讀中國作家、學者的著作,基本不讀中國詩人的詩作。 我會瀏覽中文網絡的文章,卻不會專門花時間閱讀書籍。 人生苦短,不必將時光浪費在沒有興趣的事物上。

另外,多年閱讀的經驗讓我傾向,如台灣、香港翻譯出版的中文書籍。 由於中國的言論審查和洗腦效果,即便是同一個外國作家的同一本著作,中國版與海外中文版都有多處不同。 比如奧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 Heinrich Harrer )的《西藏七年》( Seven Years in Tibet )一書被譯為三十多種文字,僅漢文譯本就有兩種: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一是1997年台灣大塊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與少年達賴》。 我將這兩個譯本的其中內容相符的兩頁做過對照,發現出入很大,中國譯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刪減的,之所以如此有意識地進行篡改,是為了借哈勒之口,來妖魔化西藏文化與西藏歷史上的政治制度,並給中國讀者製造出連這樣一位與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對西藏充滿鄙夷的印象。

我還發現,近年來的中譯本,由於中國譯者所受到的西方學術訓練和教育,使得翻譯中的這類有意識的篡改變得很精心、巧妙,如果不是中英文水平都不錯,是難以察覺的。 比如,有關美國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的傳記《苦行孤旅》, 201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讀了哈佛博士的中國人。 我讀這本中譯本的感受是多處讀得令人生疑,我的意思是,譯者似乎在翻譯中有很巧妙的修改、增加或刪減,從中可以察覺到某種隱而不現的立場,或者使用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國被審查之後的語境下的那種語言規則。

4 、問:你是如何看西藏文學在未來的發展,無論是藏文寫的或者是漢語寫的?

答:自1959年尊者達賴喇嘛及成千上萬藏人被迫流亡異國,從未有過的,在藏人的文學史上,出現了以多種文字敘述的聲音:除了以母語寫作的聲音,也有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寫作的聲音。

以藏文、中文、英文等多種文字,以及雙語、三語等兼具的文字來寫作,至關重要的是如何寫或者說如何敘述。 敘述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黨的報社當過記者,在黨的文學雜誌社當過編輯,也寫過“主旋律”的“報告文學”,我太清楚在無法掌握話語權的環境裡,被允許敘述的規則和潛規則了。

在西藏,官方有這麼一個不成文的說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識越濃厚,思想越反動。 這一方面造成有意無意的忽視甚至輕視藏語文的學習和普及,導致藏人中漢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識分子惟有被動地接受現狀方能自保,倘若敢於發聲,要求當局重視藏文化、尊重藏文化,輕者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重者則是民族分裂主義者。 因此很明顯,在西藏,用藏文寫作的文化人相比用中文寫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壓力更大。

就發表作品的空間而言,西藏自治區內的出版社、雜誌社和報社只有區區數家,使用藏文的單位則更少,且都受到意識形態部門相當嚴格地控制。 而且,涉藏題材的書稿甚至需要上報中共統戰部,審查之嚴之細難以想像,最終若獲出版已是遍體鱗傷。 所幸中文世界並不局限於中國境內,在海外有著雖然不大卻比較自由的文化市場,對於我來說,從2006年起,我的書主要在台灣出版,並因此被譯成多種文字。

不過西藏文學的未來肯定不是暗淡的。 因為互聯網的出現是偉大的轉折點。 互聯網為不同的聲音提供了空間,那是一個看似虛擬卻真實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空間,可以為失去聲音的人們重新爭取存在的空間。 如今,愈來愈多的年輕藏人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開始發聲,其理性的、敏銳的、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識並沒有因為洗腦被減弱反而變得清醒,同時又掌握了用藏語、漢語、英語等表述的能力,使得聲音傳出很遠。 曾有一位年輕藏人寫信告訴我:“我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發出內部的聲音,目的是一致的。”

 

2016 年5月28日寫於北京

原文刊於作者博客及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原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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