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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種子的人:解放底層女性的Mujeres Libres組織

2015/7/13 — 13:50

【文:灰中】

【摘要】大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像Mujeres Libres一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很清晰地做出了一個行動/組織和教育/個人發展結合的雙面策略。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變化,只有一個強大的「自覺,負責任的革命力量」才可以真正成功。這需要人的漫長成長。單單一個教育是不能改變世界的,但缺少了教育,也能真正地改變世界嗎?不然,真的要把教育排到革命之後,在新的權力結構已經形成之時?

在電影《建黨偉業》裏,年輕的毛澤東向李大釗坦承,「我曾經以為體育可以救國,教育可以救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可以救國」,而後面就說到馬克思如何幫他超越這種思想。毛澤東提到的彼得·克魯泡特金,是無政府主義最重要的一個早期理論家。從民國成立一直到五四期間,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學生運動和激進圈子裏有重大影響。電影裏的毛澤東是想指出無政府主義的貧困——這雖然忽視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在其他地方引導了有組織、有力量的運動;毛的「教育救國」論也淵源有自——無政府主義比起大部分世界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指導的運動,更強調通過教育作出改變。《建黨偉業》想表達的是,工人組織比教育要重要。西班牙的Mujeres Libres(「自由女人」)卻是相反立場的強烈支持者:她們堅信教育和個人發展,是指掌握各方面的知識並進行分析,而這些都是與革命渾然一體的。本文將按照Martha A. Ackelsberg的著作《西班牙的自由女人》(The Free Women of Spain)介紹西班牙Mujeres Libres的理論與實踐,以及試圖理解它可以給今天的工人組織提供什麽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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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eres Libres是一群西班牙無政府主義工人運動裏的女性積極分子,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成立的一個組織。 她們之所以發起這個組織,是因為她們在運動裏遭到男性的歧視和不尊重,同時反思為何運動無法吸引女性。雖然這個組織只持續了不到三年時間——從1936年到1939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勢力勝利——但在此期間,它組織超過2萬名女性、在西班牙各地的工廠裏成立了女性組織、創辦了許多面向女性的學校、設立了母子醫務所和托兒所,以及創辦了一份具有影響力的女性激進思想刊物。Mujeres Libres是一個在內戰和社會活動活躍的環境下工作的組織;它動員女性參與社會運動,也把已經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組織起來,好讓她們在作為女人的獨特問題上互相支持。它一直與相對主流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女性組織競爭,同時也一直在男性占主導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裏面爭取認同和發聲。「自由女人」的基礎思想首先是,「如果要把女人納入運動,就必須按照她們的條件去接觸她們,而不是按照男人的」;其次,女性的解放是一個獨立的目標,不亞於階級鬥爭。雖然「自由女人」是她們那個時代的產物,她們對於階級和性別鬥爭的聯繫的理解,以及她們結合女性解放和階級鬥爭的獨特經驗,也許可以回應今天仍在困擾著我們的問題: 性別解放需要次於階級解放嗎?若不需要,我們怎麽同時為這兩個目標鬥爭?而超出性別的問題,包括教育和人民潛力的發展,和改變社會到底是什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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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種子的人:解放底層女性的Mujeres Libres組織

Mujeres Libres是在一個聲稱為男女平等的運動中成立的,但事實是,在這個運動裏,女性很少在會議上發出聲音、工會忽視男女同工同酬等「女性問題」,以及參與運動的女性,在家裏仍然處在一個做家務、相夫教子的地位。堅決為階級解放鬥爭的Mujeres Libres同時認識到女性遭受的獨特壓迫,以及推翻這些壓迫的必要性。她們覺得無產階級女性,比她們的男同胞還多了幾層壓迫,如果她們要全面以及平等地參與階級解放的運動,她們必須同時面對作為女人的特殊壓迫。Mujeres Libres宣稱自己的使命為反抗女人的三重壓迫: 作為工人的壓迫,作為女人的壓迫以及無知的壓迫。這三種壓迫對於她們來說是緊緊關聯的。女人的經濟壓迫,包括排除在資本經濟之外,或者領取遠低於男人的工資,使得女人經濟上要依靠男人。女人享有極少的教育機會,這種在文化上的貧乏一方面合理化了她們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又鞏固了這種地位,讓她們沒有機會晉升到男人的高薪技術崗位。經濟依靠和文化貧乏都剝奪了女人的社會地位和尊嚴,讓她們更容易被男人壓迫。Mujeres Libres覺得,為了對抗這些特殊壓迫,充分地參與到運動中,女人必須先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因為女人只有通過自己的自主行動,才可以認識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可以平等地參與運動。Mujeres Libre的成員一直有在她們的工會或政治組織裏積極參與,但她們還是決定成立一個女性自己的組織,學會作為一個女人去獨立思考和行動。

因為她們否定對壓迫的單一解釋,把無產階級女性的壓迫同時歸結為經濟排除排斥和文化貧困,所以她們比無政府主義的男性更強調社會變化的兩面性:一面capatication,人的潛能發展,一面captacion,動員與組織。對於Mujeres Libres來說,captacion少了capacitation是不行的,因為女性還不具備和男性一樣平等參與運動的能力。但如果簡單地動員女性加入運動,而不做她們的個人發展工作,就只會使得她們無法主動地參與運動,很容易成為男人的跟班,而不是負責任、能自我判斷的主體。Mujeres Libres宣稱要把女人發展成「自覺,負責任的革命力量」,發展她們思考社會以及在社會上行動的能力。除了發動女性加入工會,Mujeres Libres一直很強調解放性教育和個人發展,同時認識到最好的教育經常是在行動中。

在最基礎的層面,Mujeres Libres的工作是把女性聯合在起來,討論她們的共同經驗和問題。她們在各種組織和各種工作單位裏成立了互助網絡。這些女性網絡會聚會討論她們想在工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或者策劃如何處理她們遇到的大男子主義行為。這些組織談的事情不一定會跟工會有直接關係,但它成為了女性可以找到認同和支持的地方——女性會形成自己的意見,以及學會在一個公共場所裏自我表達,這種個人的發展一般都提高了女性在工會裏的參與。在Terrassa鎮的工廠,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女性小組的討論,工會才會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和8周帶薪產假的要求。Mujeres Libres最終在全國各地的工廠裏面都成立了女性小組,讓女人得到其他女人的認可以及讓她們建立信心與男人平坐。

這些互助網絡幫助一些女性開始反思和行動,但Mujeres Libres認為,這種交流還遠遠不夠。女人充分地參與到運動裏面需要廣闊的教育、能力培訓和提升對社會的理解。因此,她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內容,是成立針對女性的教育機構。工人學校是重視教育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傳統,而面向教育機會最少,識字率最低的底層女性群體的Mujeres Libres更加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1900年,足足71%的西班牙女性不識字。Mujeres Libres大力去改變女人不識字的狀況;她們到處舉辦識字班,一共服務了數千名女性。同時她們提供了技能培訓和社會意識學習班。在Mujeres Libres每天服務600至800名女性的巴塞羅那女性學校,她們舉辦的培訓班涵蓋了閱讀、寫作、數學、地理和自然科學;世界歷史、外語和打字;護理、維修、電工、縫紉、和農業等技能性培訓;以及工會組織、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意識班。Mujeres Libres對於女性的廣泛教育,說明她們不僅要把女性發展進運動,更是要把她們發展成有廣泛社會意識,有運動主體性的人。

除了建立互助網絡和教育機構,Mujeres Libres還做了廣泛的宣傳工作。她們在1936年創建了一個面向底層女性的月刊。從月刊經常收到的錯字和語法問題超多的反饋信可以看出,她們成功地的吸引了一群底層女性讀者。Mujeres Libres的月刊當時完全由女人寫,談到了女人各方面的興趣。在刊物裏,我們也可以看到,Mujeres Libres不僅關注女性加入運動,還關注女人各個方面的生活問題,比如如何教育孩子、如何保持家裏的清潔、甚至討論底層女性的穿著習慣。那些文章不僅是為了吸引女性,更是在認真討論那些女人擔心的問題,比如它會認真討論懲罰孩子的問題,還有傳統服飾對女性的束縛。刊物有從女性的角度寫的政治和社會評論,也有理論性的文章。與一些其他女性組織的宣傳有別,Mujeres Libres的宣傳一直是一種教育工作,而不僅是一個動員人的手段。

 

埋下種子的人:解放底層女性的Mujeres Libres組織

雖然Mujeres Libres一直強調女性的自我潛力發展,它同時也沒有拋棄動員女性加入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通過考察她們如何處理母親問題和外出工作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她們對兩個目標的同等重視和她們融合兩者的方法。

Mujeres Libres對女性為人母有強烈的意見。一個Mujeres Libres的成員曾經總結女人的生命是:「出生,懷孕,死亡」。她覺得母親的身份逐漸掩蓋了女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說,女人生產的功能變得比她個人的存在重要。Mujeres Libres明白,做母親阻礙了女性充分參與社會運動,然而這種命運本身也是一種要抗議的壓迫。在她們堅持女人的命運不是做母親的同時,她們也認識到很多女人做母親的現實,她們在寫作和服務裏都主要面向這些母親。Mujeres Libres其中一個早期組織方式是所謂的飛行托兒所(guarderias volantes)。因為很多母親表示由於要照顧孩子,而無法參與工會活動 ,Mujeres Libres的成員組織人們去女性的家庭裏照管孩子,讓他們的母親去參加工會活動。但Mujeres Libres的工作不僅僅是讓女人參與到工會中,她們還盡量利用照顧孩子的機會,到家裏和那些女人聊天,向她們介紹各種社會一體,包括共產主義和女性解放思想。一個成員多年後回想這個事情笑著說道,「可憐的娃,她們開完會回家,還要聽我們講上半天!」這個雙重目的也體現在Mujeres Libres戰時建立的產科醫務所裏。除了有對婦女和孩子的醫療服務,這些醫務所還有提供良好的兒童培養課程、母親咨詢服務和圖書館,也大力告知女性母乳的好處。她們不僅通過醫務所服務戰爭和運動,而同時花精力開拓女人對什麽是好母親、好女人的理解。Mujeres Libres首先覺得,母親的身份不能勝於女人作為一個獨立人和社會參與者的身份;此次,她們強調,做一個好母親不僅需要愛,還需要女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社會認識。她們倡導,「做一個更好的母親,不是要更加愛孩子,而是要為他把世界變得更好」。Mujeres Libres認識到,如果女人要參與運動,她們必須有針對母親的服務。她們不僅試圖應對女人做母親的束縛,更想徹底改變做一個好母親、好女人的內涵,讓「為人母」本身的意義變得更有尊嚴。

外出工作是另外一個Mujeres Libres積極關心的主題。雖然她們像大部分左翼認識到,走出家庭去工作可以解放女人,也是女人更多參與無產階級運動的一個重要前提。她們同時相信,工作只會在配合著教育的前提下發展出堅強、有尊嚴的女人。雖然女人參與帶薪勞動,可以讓她們的社會視野開闊,但工作不一定能讓她們提高自信,或者更多地參與公共生活。促進女性的社會參與,不僅需要讓她們加入勞動,也要提供讓她們有自信、有意識地參與工作的教育和培訓。這種理念是Mujeres Libres堅持開女性學校的原因。這些學校教的技能,讓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平等而有尊嚴地參與工作,而它們講授的社會議題,讓女人更加了解她們身為工人的狀況。為了男人和女人工作平等起來,Mujeres Libres還跟工會合作,給女人安排學徒計劃進入傳統的男性行業,以及在這些行業裏面維持很多女性小組,支持新入行的女人。Mujeres Libres認為,女人參與勞動也是讓女人本身解放和發展自己的機會。她們強調,勞動應該是一個有創造力、有尊嚴的事情,女人參與勞動也可以得到尊嚴,同時必須通過工作爭取尊嚴。她們也強烈提倡男女同工同酬。Mujeres Libres的宣傳手段之一是探訪工廠,與工會合作,到工廠裏跟女工講一些有關工作和女人的議題。她們一個又一個工廠地探訪,一天甚至去幾十個工廠。到戰爭後期,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降低時,Mujeres Libres會建議女人去受教育,讓自己成為更加有能力、有意識的社會人。與戰時其他女性組織有別,Mujeres Libres把女性的解放視為一個根本的目標。她們要阻止的,正是二戰後全球的普遍現象:女人大量回到家庭的苦勞中。Mujeres Libres認識到,這不僅需要讓女人工作,也要讓她們通過教育提高自己。

說無政府主義純粹相信教育本身可以改變世界,確實是個誤會。大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像Mujeres Libres一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很清晰地做出了一個行動/組織和教育/個人發展結合的雙面策略。對於Mujeres Libres來說,動員和能力培養兩者缺一不可。她們認為,提供改變思想的教育,以及改變人的自身認識不亞於改變社會結構,而且必須同步。因此,除了組織女人參與無政府公團主義的勞動運動,Mujeres Libres還開闊了女性對自己和社會的理解,以及相應的社會網絡。雖然Mujeres Libres是一個主要在革命和戰爭中運作的組織,但她們反而更希望在和平日子裏做她們漫長的工作——因為她們認為,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變化,只有一個強大的「自覺,負責任的革命力量」才可以真正地成功。這需要人的漫長成長。她們提醒我們,在不革命的時空,還是可以做很多很有意義的工作。單單一個教育是不能改變世界的,但缺少了教育,也能真正地改變世界嗎?不然,真的要把教育排到革命之後,在新的權力結構已經形成之時?

 

參考文獻:Ackelsberg, M. A. (2005). Free women of Spain: anarch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AK Press.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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