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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效率的追求與看不見的惡 — 寫於奧斯威辛解放70周年

2015/1/28 — 10:48

( Waiting for ) Godot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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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集中營解放七十年紀念。多年前去過奧斯威辛,其實也去過很多屠殺紀念館與集中營,例如德國 Dachau ,亞美尼亞的大屠殺紀念館,赤柬屠殺場等。也許我有點幽閉恐懼症,時日過去記憶逐漸模糊,無論是那個紀念館或集中營,我印象最深刻的永遠都是那些狹小的牢房,小得坐下來的時候囚犯只能屈曲雙腿,甚至只能直立。現在它們空空如也,但有展板向世人解釋這個空間曾經發生過甚麼天地難容的殘暴。叫人唏噓的是,如此極端的邪惡仍然每天在發生,而曾經的受害者今日變了加害者,大概證明民族性與本質論,都不過是權力關係與制度本身之惡的掩飾而已。

友人何雪瑩在談屠殺的新文章裡提到鮑曼 (Zygmunt Bauman) 與現代性:「如果我們以為屠殺是違反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他認為反而是人類文明到達現代性 (modernity) 的階段,卻為納粹屠殺提供論述根源。現代性的特點在於推崇理性、效率和官僚制度,而這些原則在執行屠殺時表露無遺。」何雪從來比我理性,我也想到了鮑曼,但我想起的是他對現代性寓言式的形容。鮑曼形容,崇尚理性,高效的現代性衍生了「造園國 (gardening state) 」,官僚像園丁除雜草那樣,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而將所有人區分為 "wanted" 和 "unwanted" ,而最高效的分別方法,自然是膚色與種族。於是我們會常常聽到這種語調:「我不是歧視黑人,伊斯蘭教徒,窮人,難民,傷殘人士,不過他們最好可以回去屬於他們的地方。」鮑曼認為「我不歧視」甚至不是藉口,沒有甚麼是本質上「髒」的,也沒有甚麼真正「純潔」,一切取決於那些人我不想要,不符合我理想社會藍圖。說得直白一點,就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it's not about you. you are just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very wrong time.

鮑曼對現代性和屠殺的結語非常灰暗:雜草本身或許也是美麗的植物,但他們既是社會無法容納的不速之客,就只能用最有效率的方法解決,那就是除之而後快。現代性,也即是每個現代社會,都隱藏著一些可以引致大屠殺的特質。打開每天的新聞,我好像無法否定鮑曼的結論。時常想起一句話:唯一比被剝削更悲慘的就是不被剝削。那就代表你在這個社會裡連生存的價值都沒有,是隨時可以被遺棄的生命。不要忘記奧斯威辛不止屠殺猶太人,還有殘疾人。他們像雜草一樣,在毒氣室裡被乾手淨腳地,高效地拔除。不知大家有否留意,現在有許多人愛談優生論,納粹亦如是——許多智商被認為有問題的男性被禮貌地請到醫院做絕育手術;有家族遺傳病史的懷孕女性,即使胎兒已經完全成形可以引產,仍然要被迫打掉孩子。但請不要以為過程是暴力的。根據受害者描述,那過程幾乎就像我們看醫生一樣文明專業清潔衛生, it's purely busi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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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辛已經過去七十年,赤柬屠殺三十多年,亞美尼亞大屠殺百多年,盧旺達二十年,科索沃十六年;而尼日利亞,中非共和國,剛果,索馬利亞,伊斯蘭國,暫時都離我們很遙遠。但我們一樣在每天埋怨自己的社會被污染。我們未必說得出全球化根源始末,氣候危機如何解決,伊斯蘭國因何而生,1% 的人為何擁有 99% 的人的財富,但我們有本領一眼看出一個陌生人的種族,然後系統地為他安排一個背景(窮人/蛀米的/小偷/沒文化的/……),立刻決定他是「自己人」,還是外人。我也有這些 implicit bias ,一個人走在入夜的街頭,見到黑人我會特別有戒心。但我們至少有責任質疑自己的bias。在奧斯威辛解放七十周年的今天,我想後世每一代人能做的,就是改變容許這種悲劇發生的制度,這是我們欠那些沒有機會活下去的人的責任。

BBC 奧斯威辛今貌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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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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