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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蔓延、生態崩潰、特朗普走紅 — 它們竟被同一種理論所操縱

2016/4/25 — 11:17

圖片來源:forwall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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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George Monbiot】

破土編者按:金融危機、環境災害、公共衛生和教育系統的慢性崩潰、復蘇的兒童貧困問題、孤獨感的蔓延、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川普(港譯: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甚至是近日的巴拿馬資料洩露事件……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之間有著什麼關係呢?其實,在它們背後,一種理論發揮著一以貫之的催化作用(或者說是惡化作用)。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被提出以來,這種理論變得越來越明確,其背後的邏輯也越來越清楚,其名稱卻被拋棄了,這種匿名性甚至被保護了起來。專欄作家喬治·蒙博在近日發表在《衛報》(The Guardian》的文章《新自由主義:現代社會問題的意識形態根源》(Neoliberalism – the ideology at the root of all our problems)中說:「一些人將自己描述為傳統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論者,但是這些描述都會讓人產生誤解並且在古怪的自謙……英國——這個最嚴格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成為歐洲孤獨之國也不足以讓人驚訝。現在,我們都是新自由主義者了。」

新自由主義:一個「匿名」統治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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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蘇聯人民從沒聽說過「共產主義」這個詞。

如今統治我們生活的意識形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就沒有名字。你與別人的交談時提起它,對方會聳聳肩表示從未聽聞,即便對方聽說過這個詞,他們也很難給出定義。新自由主義: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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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是新自由主義的症狀,也是新自由主義權勢的起源。它在各種嚴峻的危機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財富和權力的外移——近日的巴拿馬資料洩露事件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表現;公共衛生和教育系統的慢性崩潰;復蘇的兒童貧困問題;孤獨感的蔓延;生態系統的崩潰;政壇新星唐納德·特朗普的「冉冉升起」。然而,我們把它們看作是一個個孤立的現象來回應,對於一個理論對其一以貫之的催化作用——更準確的說是惡化作用——毫不知情。這個理論有一個名字;或者說它曾經有過。還有什麼力量,能比匿名地操控局勢更強大的呢?

新自由主義滲透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甚至都不曾意識到這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似乎在接受這個命題——烏托邦式的千禧年信念描繪著一股中立的力量,一種和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一樣的生物學定律。然而,這個理論卻有意嘗試著重塑人們的生活,轉變權力軌跡。

新自由主義把競爭看成人際關係中最典型的特徵。它將公民重新定義為消費者,這些消費者的民主選擇被交易所決定——即在這個過程中獎勵功績、懲罰低效。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創造的效益是計劃經濟永遠無法實現的。

限制競爭在這個意識形態中被認為是傷及自由的。對競爭企業的稅收和管制應該最小化,公共服務應該私有化。勞工組織及工會組織的勞資談判被描述為對市場的扭曲,阻礙著市場中輸家贏家的自然分配結構。不平等被重塑為正義的化身,它是實用主義的回報和財富的生產者,可以逐漸讓所有人共同富裕起來。而那些為了創造更平等的社會所做的努力,結果將背道而馳,並導致道德腐敗。市場,才能確保所有人都得到自己應得的一份回報。

我們把新自由主義內化並再生產它的信條。富人說服了自己,他們的財富是成功應得的報酬,忽略了他們所受的教育、所繼承的遺產和所處的社會階層對成功的保證作用。同時,窮人也因在市場中的失敗而責備自己,即使他們根本無力改變自身的處境。

更不用提結構性失業了——如果你沒有工作,那是因為你沒有事業心。更不用提那令人難以承受的高房價了——如果你的信用卡刷爆了,那是因為你不負責任又沒先見之明。在受競爭支配的世界裡,落在後面的人被定義為失敗者,就連他們自己也這樣認為。

就像保羅·韋哈格在他的書裡《那我怎麼辦?》裡提到的,這些結果是自我傷害、飲食失調、抑鬱症、孤獨感、行為焦慮和社交恐懼症的蔓延。也許正是因為這樣,英國——這個最嚴格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成為歐洲孤獨之國也不足以讓人驚訝。現在,我們都是新自由主義者了。

在這一觀點轉變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一運動的名稱被拋棄了。1951年,弗裡德曼還興奮地稱自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但之後不久,這個稱謂就消失了。還有一點奇怪的是,儘管新自由主義思想變得越來越明確,這場運動的邏輯也越來越清楚,卻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名稱來取代之前被拋棄掉的那個。

凱恩斯主義的失敗:新自由主義重新登臺

最初,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邊緣學說,儘管有非常慷慨的資助來促進其研究。戰後人們所形成的共識可以說是放諸四海皆准的:凱恩斯開出的經濟處方被廣泛實施;充分就業和擺脫貧困是美國和西歐大部分國家的共同目標;對最高等收入人群施加的稅率很高,政府可以放開手腳去發展社會事業,比如說新的公共服務和安全保障。

但是在1970年,當凱恩斯主義政策開始土崩瓦解,經濟危機衝擊著美國和西歐,新自由主義思想開始成為主流。弗裡德曼評論道:「做出改變的時候到了,而你手邊正好有現成的替代方案。」在同情心豐富的記者和政治顧問的努力下,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建議—尤其是貨幣政策方面——開始被美國採用,也被英國所接受。

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一開始執政,剩下的那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跟上了:給富人大量減稅,打擊貿易聯合會,放寬監管,促進私有化,以及將公共服務外包並且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競爭。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及世界貿易組織,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成為了全球政策,儘管很多時候並沒有得到民主許可。最引人注目的是,很多此前偏左的政黨也採取了這些措施:比如工黨,比如民主黨。斯特德曼-鐘斯說,「要找到一個烏托邦比新自由主義實現地還要徹底的,恐怕是很難了。」

這看起來很奇怪,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信條是選擇的自由,然而卻打出「沒有替代者」的標語。但是,正如哈耶克在訪問中所言,在皮諾切特的統治下的智利——最先普遍應用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之一——「我個人偏向於一個自由主義的獨裁政府,而不是一個沒有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 。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自由,用通用術語表達時聽起來是那麼具有誘惑性,結果是意味著于佼佼者的自由,與無足輕重的人無關。

貿易聯合會與集體談判的自由意味著壓減工資。制度的自由意味著隨意荼毒河流,危害工人,收取奇高的利率和設計奇異的金融工具。稅收的自由意味著免除救人于貧困的財富分配。

正如娜歐米·克萊因在震盪學說中所記錄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宣導利用危機在人們心煩意亂時強制實行不被歡迎的政策:例如,皮諾切特政變,伊拉克戰爭和卡特裡娜颶風的餘波,被弗裡德曼稱作在新奧爾良「一個大刀闊斧的改革教育系統的機會」。

當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本國不被接受,它們則在國際上強制實行,通過包含了「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的貿易條約:大公司可以在境外審理庭施壓並要求社會和環境保護條例被消除。當議會投票決定限制香煙的銷售,保護水供應不受礦業公司的破壞,凍結能源法案或者防止醫藥公司敲詐國家,大公司曾經上訴,並往往勝訴。民主被貶為戲劇表演。

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矛盾是普遍競爭依賴於通用量化和比較。結果是工人,求職者和各種公共服務受制於一種吹毛求疵的、令人窒息的評估和監控管理體制,用來辨認贏家和處罰失敗者。米塞斯提出的將我們從中央規劃帶來的官僚體制中解放出來的學說反而製造了同樣的噩夢。

新自由主義並不認為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非法勾當,但是它很快便成為了那樣。經濟增長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在80年代的英美)相比先前的十幾年明顯減速;但對極其富有的人卻不是。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在持續了60年的下降之後快速的增長,這正是由於貿易聯合會的破碎,減稅,租金的上升,私有化和撤銷管制。

例如能源,水,列車,健康,教育,道路和監獄等等公共設施的私有化或市場化使企業能夠在面對重要資產時處於向市民或者政府建立起收費站和收取租金為自己牟利的位置。租金是非勞動所得收入的另一稱謂。當你為一張火車票付出虛高的價錢,費用只有一部分補償給經營者在燃料、工資、運行車輛和其他的開支。剩下的則反映了你受到了他們擺佈的事實。

那些擁有並控制英國的私有或半私有服務的人通過少投入並多收取的方式創造驚人的財富。在俄羅斯和印度,商業大亨通過拋售獲取國家資產。在墨西哥,洛斯·斯利姆被授予了控制幾乎全部手機服務的權力,很快便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金融化,像安德魯·賽爾在《為什麼我們承擔不起富人》中提到的,有著相似的影響。「就像租金,」他主張到,「利息是……非勞動所得收入,是沒有任何努力就累積起來的」。於是窮人變得更窮富人變得更富,富人越來越多的有對另一些至關重要的資產的控制:錢。利息支付,不可抵抗的,是錢由窮人到富人的轉移。隨著地產價格和國家資助的撤銷使人們不堪負債的重荷(想想從學生補助金到學生貸款的轉變),銀行和他們的主管因此掙了大錢。

賽爾主張過去的四十年不僅僅以財富從窮人到富人的轉移為特徵,而且在富人的層級中也有轉移:財富從那些通過生產新的產品和服務掙錢的富人,到那些控制既有資產和收取租金、利息和資本收益的富人。勞動所得被非勞動所得替代。

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各個市場失敗的地方出現。銀行大到以至於不能失敗,現在連提供公共服務的大公司也一樣。如托尼·朱特在《沉屙遍地》中指出,哈耶克忘記了:至關重要的全國性服務不能被允許垮掉,這意味著競爭不可能自由按常規發展。企業享受利益,國家承擔風險。

失敗越嚴重,這種意識形態越加極端。政府將新自由主義危機同時作為藉口和機會進行減稅,私有化剩餘公共服務,撕裂社會安全網,撤銷對公司管制和加強規制公民。自怨自艾的政府將爪牙伸向公共部門的每一個機關。

也許新自由主義最危險的後果不是它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是政治危機。在政府領域減少之際,我們通過投票表決改變命運的能力也縮小了。然而,新自由主義理論斷言,人們可以通過花銷來行駛選擇權。但是有些人有更多的錢來花:在大消費者或股東民主主義中,選票並不是平均分配的。結果是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力量被削弱。由於右翼和前左翼採用相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力量就變成了剝奪公民選舉權。於是,很大一部分人民被逐出政治領域。

克裡斯·赫奇斯評論「獨裁運動的基礎建立在政治不活躍,而不是活躍的群體上,那些失敗者正是認定自己在政治體制中沒有聲音、沒有角色的人」。當政治辯論不能傳達到我們耳中,人們反而對口號,符號,和轟動作出反應。以那些特朗普的崇拜者為例,事實和論點顯得無關緊要。

托尼•朱特解釋說當人們與政府之間茂密的交互網被簡化到只有權威和服從,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僅剩下國家政權。哈耶克所畏懼的極權政治更容易出現在,政府失去了履行公共服務義務而產生的道德權威,降格到僅僅用「勸誘、威脅、和最終脅迫人們去服從」。

被捍衛的匿名性: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無名和無位置緊密相連

正如共產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令人失望的上帝。但是這個僵屍學說還在蹣跚前行,原因之一便是它的匿名性。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系列的匿名性。

這個被忽視的關於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由無名的支持者宣傳著。緩慢的,我們開始發現一些支持者的名字。我們發現經濟事務協會在媒體上力爭反對對煙草產業的進一步管制,背後是英美煙草從1963開始秘密提供的資助。我們發現查理斯和大衛科赫,兩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成立了組建「茶黨運動」的機構。我們發現查理斯科赫,在建立他的一個智囊團的時候提醒道,「為了避免令人不快的批評,組織如何被控制和指揮不該被廣而告之」。

新自由主義的用詞通常是掩蓋多於闡明。「市場」聽起來像會平等的影響我們的天然系統,像重力或者大氣壓力。但是它充滿著權力關係。「市場想要的」傾向於表示大公司和它們的老闆想要的。「投資」,如賽爾所言,表示著兩個不盡相同的東西。一個是對高產的和對社會有用的活動的資助,另一個是購買現有資產並用他們汲取租金,利息,收益和資本。用同樣的詞彙形容不同的活動「掩蓋了財富的來源」,讓我們困惑的以為榨取財富和創造財富是相同的。

一個世紀之前,新富被那些繼承財富的人所貶低。企業家將自己偽裝為收租者來獲取社會的認同。而今,這種關係反過來了:收租者和繼承遺產的人稱呼自己為企業家。他們聲稱自己掙得了他們的非勞動所得收入。

這些匿名性和困惑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無名和無位置緊密相連:特許經營模式讓工人們不知道自己在為誰賣力,公司註冊在一個境外保密體制網路,它複雜到連員警都查不到收益所有者是誰;稅務安排欺騙政府;沒有人明白的金融產品。

新自由主義的匿名性被猛烈地保衛著。那些被哈耶克、米塞斯、弗裡德曼影響的人仍然傾向於不接受這個詞——這是不無公正的——如今它的應用都是貶義的,但是他們並不提供替代詞。一些人將自己描述為傳統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論者,但是這些描述都會讓人產生誤解並且在古怪的自謙,因為它們暗示著《通往奴役之路》、《官僚體制》或者弗裡德曼的經典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都是沒有新穎之處的。

左翼的失敗:凱恩斯無法解決21世紀的危機

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項目還是有一些令人敬佩的,至少在它的早期。它被一群條理清楚的思想家和激進分子有明確計畫地推進,是一個獨特鮮明,富有創新精神的理念。它有耐心並且堅持。《通往奴役之路》成為了通向權力之路。

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同時反映了左翼的失敗。自由放任經濟在1929年導致大災難,凱恩斯設計了一個全面的經濟理論取而代之。當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在70年代撞擊緩衝區,它的替代品已經有了。但是當新自由主義在2008年崩潰,這時候什麼都沒有了。這就是為什麼僵屍還在行走。左翼和中間派已經有80年沒有生產出新的經濟思考通用框架了。

任何向凱恩斯勳爵的祈禱都是對失敗的承認。對21世紀的危機提出凱恩斯式的解決方案就是在無視三個明顯的問題:很難讓人們的老想法鬆動;在70年代暴露出的問題並沒有消失;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對我們最嚴肅的困境發表言論:環境危機。凱恩斯理論經由刺激消費者需求帶動經濟增長起作用,消費者需求和經濟增長都是環境破壞的推動力。

凱恩斯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同時展示出:反對一個破碎的系統並不夠,需要提出一個連貫一致的可替代選擇。為了工黨,民主黨和更加寬泛的左派,核心任務應該是發展一個經濟阿波羅計畫,一個致力於設計符合21世紀需求的新系統的有意識的嘗試。

 

(本文為破土翻譯,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原標題《新自由主義:現代社會問題的意識形態根源》。翻譯:孫一丹、esperanza 。校對:禽禽。責任編輯:禽禽。 圖片編輯:Negation.N)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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