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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曾領起義抗以色列強佔家園 Naila Ayesh 為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而戰的一生

2019/3/28 — 0:01

Naila Ayesh 記得,她 8 歲某天在約旦河西岸的學校上堂時,突然傳來轟然巨響,她仍未知道發生什麼事,老師就宣布:「Ibrahim Ayesh 的家被拆毀了。」

原來是她的家。1967 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巴勒斯坦全面遭以色列佔領,突擊拆毀巴勒斯坦人居所,對以軍來說是家常便飯。她與四名姊妹跑回家,看到父親站在頹垣敗瓦中,「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眼中的悲傷。」這段經歷在她心裡,深深種下了反抗以色列軍事佔領的決心,1987 年她甚至曾領導「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e First Intifada)。

如今她接受《立場新聞》訪問,坦言抗爭尚未成功,仍需要國際社會支援。而離平權尚有遠路、正努力爭取的,還有活在穆斯林社會的巴勒斯坦女性。為解放、為平權,她明言未見自由平等的一天,不會罷休:「我們仍未獨立,男女之間仍沒有平等,我們需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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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la Ayesh

Naila Ay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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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的憤慨日常

58 歲的 Naila 微笑著與記者打招呼,訪問時褐色眼睛難掩倦容,中途更要小休出外「呼吸」。她吸了一口手中纖幼的「Vogue」牌香煙,然後長長地呼了口氣。訪問前一天,她才由約旦河西岸飛抵香港,足足花了 28 個小時。難怪她累。

Naila 是紀錄片《Naila and the Uprising》的主角,電影紀錄了她 80 年代在以色列強權下毅然加入地下組織,曾帶領逾萬女性在「大起義」中抗爭,更曾被以軍囚禁和虐待的事跡。今次來港,是全球七個城市巡迴放映的首站。

由拉姆安拉(Ramallah)的家門到耶利哥城,她要經過多個檢查站,中途滯留多時,她曾一度發訊通知主辦方「還有五個小時上機,但仍不知是否過到」。最後成功過境至約旦搭機到港,正常旅程只需十多小時。「特拉维夫有機場啊,但我們巴勒斯坦人不能使用。」

這就是巴勒斯坦人憤慨又無奈的日常。

看到年輕巴勒斯坦示威者繼續為未來抗爭,Naila 似看到年青的自己 — 偷偷出外參加抗爭,為了國家願奮不顧身

看到年輕巴勒斯坦示威者繼續為未來抗爭,Naila 似看到年青的自己 — 偷偷出外參加抗爭,為了國家願奮不顧身

Naila 生於育有五女四子的穆斯林家庭,開明的父親讓女兒們都受教育。1980 年,她獲獎學金赴保加利亞唸大學,18 歲穆斯林女生留學,當年可謂絕無僅有。她在學生會遇上有共同志向的 Jamal Zakout,都願為對抗強佔家園而努力。二人相戀、結婚,婚後搬到加沙地帶(Gaza Strip),然後雙雙投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運動,又與不同的巴解派系組成「民族統一領導」(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動員群眾為起義作準備,「這是人民受夠被強佔廿年、由下而上爆發的反抗運動」。

1987 年一天晚上,Naila 兩夫妻在家吃著凍麵包沾橄欖油和香料當晚餐時,以軍士兵破門而入,把 Naila 鎖走。囚禁期間,她被毆打,又被鎖在椅上日夜盤問,更試過整晚被雨淋。剛剛懷孕的她,最後流產。其夫四出奔走發起運動,要求把她釋放,終獲兩位以色列記者發表報道。45 日後,Naila 在輿論壓力下獲釋。

這段經歷堅定了她反抗的意志,遂全身投入推動大起義。提起丈夫,她笑容燦爛:「他一直支持我、鼓勵我,從沒有要我停止參與社運、留在家中。我獲釋時,朋友告訴他如何推動律師、記者和發起運動,我為他感到驕傲!」

「大起義」未有止息,政府亦繼續打壓參加者。翌年 Naila 再次懷孕,臨盤前數日其夫遭驅逐至埃及開羅。半年後以色列政府以「行政拘留」之名,再次拘捕她。面對外界輿論壓力,當局想出「折衷」方法 — 讓只有六個月大的兒子 Majd ,跟 Naila 一起坐監。

獄中很多囚友都為人母,一見到 Majd 人人都想抱他、陪他玩、幫他換尿片。一班在囚女性在艱苦中互相支持。《Naila and the Uprising》片中一幕動畫,就呈現 Naila 如何解下長髮讓 Majd 抓著學行,「看到他在獄中長第一隻牙,在獄中學行第一步,在獄中學懂說第一個字...將來他的生命將會如何?」

Naila 又記得,當年冬天細小的牢房寒冷刺骨,她緊抱發高燒的兒子大喊要求守衛送他到醫院。後來守衛也發覺事態嚴重,把她鎖上手腳鐐帶到醫院,讓孩子看病。「醫院的人望著我,當我是罪犯般,但我不是啊,我只是個想人民有自由的政治犯。」

六個月後,兩母子終於出獄,其後一家輾轉在開羅、約旦等地居住,最後回到加沙。

Naila Ayesh 與兒子 Majd

Naila Ayesh 與兒子 Majd

地下縫紉小組商議政事  女力維持社會運作

多次被囚、丈夫被逐,並沒有阻止 Naila 反抗以色列強佔家園的決心。眼見不少婦女的家人、丈夫被逐,Naila 出獄後,就組織這班婦女投入起義。正當以色列政府以為,將參與「大起義」的巴勒斯坦男性趕走,就可杜絕反抗運動,想不到巴勒斯坦婦女繼續反抗。她們發起大規模示威,拒絕交稅、杯葛以色列貨運動。英語好的就向國際社會講述起義源由和情況,其他人就以合作社方式賣農產品,向民眾提供教育和醫療等服務,每當有抗爭者被以軍所殺,就一起探望並慰問家屬,維持當地社會運作。

當年以色列政府嚴禁結社,於是巴勒斯坦婦女就聚在縫紉小組裡,一邊「密密縫」一邊低聲商議政事,又把有關示威、罷工的訊息和宣傳單張,藏在麵包籃中派送。Naila 笑稱,剛拿到兒子的超聲波片後,就出發「派麵包」。回家後找來找去也找不到,原來她把超聲波片當傳單派出了。

要男性主導的穆斯林社會接受婦女參與抗爭和領導,當然不容易,但政治局勢卻賦予巴勒斯坦婦女走出限制的機會。「因為我們正被強佔。如果告訴他們,我們是去夜店玩,當然不准;但若說要參加示威,他們就會批准。」她說。「這不單是反抗以色列強佔,也為了(女性)權利而戰。讓一向慣於控制的父親,看到兒女都是平等的。」

《Naila and the Uprising》片中又提到,1991 年中東多國舉行「馬德里和會」所達成的共識,最後被 1993 年 8 月以巴雙方在挪威秘會後達成的《奧斯陸協議》(Oslo I Accord)取代。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更因推動中東和平,而同獲諾貝爾和平奬。

但 Naila 批評《奧斯陸協議》沒有以巴勒斯坦人的最大福祉著想,直斥把巴勒斯坦地區割成三部份是「我們領導人的極嚴重失誤」。根據協議,「A 區」完全由巴勒斯坦控制,不過以色列軍隨時都可以闖入拘捕和拆屋,「昨日我(從拉姆安拉)家中出發前,有鄰居就被以軍拘捕了。」她說。「他們甚至可以就這樣在我們的總統府前經過。」

「B 區」是巴勒斯坦屬地,但由以色列負責保安。「C 區」亦是巴勒斯坦地區,六成的巴勒斯坦土地都在這裡,但要獲以色列批准,巴人才能在這些土地上建一磚一瓦。

《Naila and the Uprising》中動畫片段。巴勒斯坦婦女把有關示威、罷工等的訊息單張,藏在麵包籃中秘密派送到民眾手上

《Naila and the Uprising》中動畫片段。巴勒斯坦婦女把有關示威、罷工等的訊息單張,藏在麵包籃中秘密派送到民眾手上

組新政府女性被排拒在外

Naila 認為,協議並沒有考慮日常運作細節,若有更多女性參與共議《奧斯陸協議》的話,結果會全然不同。「她們會直接受到影響,例如食水,誰會更清楚?當然是女性吧!她們斷不會接受現時這種土地分割,她們知道,巴勒斯坦人親屬關係緊密,親友分散在耶路撤冷和拉姆安拉等地,又怎能接受土地如此被切割?若當時有女性參與(共議),這必然不會發生。」

紀錄片描述,以巴達成協議後,當巴解組織新政府時,那些曾於「大起義」中擔當重要角色的女性,卻都被排拒在外。她們驚訝又難過地發現,民族起義原來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境況。在傳統穆斯林父權社會、女性仍處於次要地位。

不過 Naila 殤,事情並未從此回到原點,曾參與起義的婦女也沒悄然消失。她們繼續進修,在不同方向推動社會進步,加入非政府組織,服務草根階層婦女,除了提供技能訓練,亦喚起她們平權和政治參與意識,鼓勵她們投票,甚至參選。

她也意識到,推動改革必須有男性參與,因此亦為他們搞講座,又拜會穆斯林長老,講解為何巴勒斯坦自治需要女性參與。「不過這並不容易,有很多問題。他們開始追擊一些女性候選人,又指責我們企圖把外國概念帶進社會。」她說。「但這些並不能阻止我們,只有繼續去做。」

1996 年第一屆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只有數名女性, 後來經婦女組織推動,多年來一直爭取改革法律,才終得到在委員會的「女性配額」。她們尋求在 132 個議席中,有三成必須是女性;最後獲通過的是兩成。

Naila 稱,局勢不穩會令平權狀況倒退。路仍很遠,但要繼續要走。「我們仍未獨立,男女之間仍沒有平等,我們還需繼續努力。」

她又表示曾聽過香港「雨傘運動」,同為抗爭者,她想對香港人,特別是女性抗爭者說:「有共同達到的目標,對民眾抗命十分重要,最重要的是運動中的女性,必須有更多領導權,我相信這會帶來重大影響。」

成千上萬巴勒斯坦女性參與「大起義」抗爭,她們發起大規模示威,拒絕交稅、杯葛以色列貨運動。中間穿白衣舉手的為 Naila

成千上萬巴勒斯坦女性參與「大起義」抗爭,她們發起大規模示威,拒絕交稅、杯葛以色列貨運動。中間穿白衣舉手的為 Naila

起義尚未成功  年青一代投入抗爭

過去廿年加沙經濟惡劣,《奧斯陸協議》後有兩萬人不能再到以色列工作,大部份男性失業,更因而出現不少家暴個案。這困境卻造就女性外出「搵工」自強的機會。不少婦女到非牟利團體工作,或學習手藝後、從事如髮型屋和咖啡店等小生意。「當婦女成為收入來源,她們的父親和丈夫也因而不會指指點點。」

在加沙這個「大型監獄」中生活的民眾飽受煎熬,去年 3 月底起,成千上萬巴勒斯坦人發動名為「爭取回歸大遊行」(The Great March of Return)的抗爭行動,堅持每周五到加沙邊境示威,向以色列軍以卵擊石地投石和汽油彈,要求以色列放寬邊境管制,以及容許巴勒斯坦人及後代返回故鄉定居。以軍實彈還擊示威者,聯合國指至去年 12 月,衝突已造成巴勒斯坦民眾逾 254 死、逾 2.4 萬傷。

Naila 對此感到十分難過,很多示威者尤其是年青人,被以軍用殺傷力高的爆炸子彈射腳,數百人因而斷腿;去年更有醫護人員被射殺。「年青一代上街遊行,只是表明:我們想過活。」她說。「巴勒斯坦人會盡他們所能,繼續抗爭。」

看到年輕示威者上街遊行示威,Naila 似是看到年青的自己 — 偷偷出外參加抗爭,為了國家願奮不顧身。她稱,這代年輕人慣於獨立思考,接受大學教育,不會再接受家人守舊的思維,不少願意投入抗爭。她的兒子 Majd 現年 30 歲,完成兩個法學碩士學位後,現時在加拿大從事人權法工作。她的 26 歲女兒則從建築系碩士畢業,目前在杜拜工作,Naila 稱二人將來均打算回到巴勒斯坦。

不過看到數十年前的「大起義」至今,家鄉仍苦陷佔領,Naila 坦言開始感到失望,但她亦知道,有必要保持希望,繼續向前。

曾領導 1987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 Naila Ayesh,近日遠赴香港分享,今次是全球七個城市巡迴放映首站

曾領導 1987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 Naila Ayesh,近日遠赴香港分享,今次是全球七個城市巡迴放映首站

《Naila and the Uprising》去年初在當地首映,帶來更大迥響, Naila 稱將會安排在大學和社區放映,最重要是在戲院上映,讓年輕一代知道過去的抗爭。「現在不是放棄的時候,若不能成功爭取自由的話,新一代會繼續抗爭。希望是來自他們會繼續,直到我們擁有自由的一天。」

一向親以色列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除了兩年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近日更宣布承認以色列擁有具爭議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主權,外界視為是為了以色列鷹派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大選造勢。對 Naila 來說,這也是時候向國際社會發聲,對美國的推波助瀾說「不」。

「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兩國方案』(Two States Solution),讓我們擁有主權、彼此和平共處。」她說。「沒有國際社會支持,事情是不會有改變的,將會令雙方暴力升級,巴勒斯坦人不能再接受這樣的生活了,將會有更多極端份子興起,以色列也一樣。」

Naila 一生為自由而戰,在她眼中,究竟自由是怎樣的?

「在一個獨立的國家生活,周圍沒有檢查站,我不想見到任何檢查站、任何軍人。我希望看到我的孩子像世上其他人般好好過活。我們是全球唯一被佔的國家,已經有 70 年之久,是時候獨立了。我們已失去數千生命、失去大量土地,都不能阻止我們。我們一定要自由。」

文/Seb

Naila Ayesh

Naila Ay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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