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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藏/漢學家埃利亞特 ● 史伯嶺教授2014年訪談的介紹(三)

2017/4/3 — 12:17

這是一本向埃利亞特•史伯嶺先生致敬之書,收錄了31位藏學家、作家以藏文、英文、中文寫的文章。 於2015年2月3日,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阿尼瑪卿西藏研究中心舉行了發布儀式,並當場獻給了史伯嶺教授。

這是一本向埃利亞特•史伯嶺先生致敬之書,收錄了31位藏學家、作家以藏文、英文、中文寫的文章。 於2015年2月3日,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阿尼瑪卿西藏研究中心舉行了發布儀式,並當場獻給了史伯嶺教授。

國際藏學界的頂尖人物、藏中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不知疲倦的人權活動者、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埃利亞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又寫艾略特•史伯嶺), 1月29日在紐約家中去世,時年66歲,遺下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 作為與他結識近七年的朋友,我雖與他經常交流,也讀過他的一些譯成中文的文章,但對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這令我深覺遺憾。 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於2014年7月27日對他做過一次訪談。 儘管訪談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亞特•史伯嶺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紹。

6 、在達蘭薩拉和流亡藏人社區的活動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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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埃利亞特·史伯嶺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重要的藏學研究者,對流亡西藏的政策有建議,也有批評。 也因此在訪談中, 唐丹鴻 詢問了他在達蘭薩拉和流亡藏人社區從事的活動,以及流亡政府對他的研究有沒有限製或提供幫助。

史伯嶺教授說:“流亡西藏的這個觀點,說滿清沒有控制西藏、蒙古沒有控制西藏,僅僅是宗教的供施關係;而許多藏人也說滿清皇帝認為佛教非常好,修身養心,把皇帝看成像普通人學佛教一樣,對此我有不同看法。固然是供施關係,但這個供施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實際上並不這麼簡單。皇帝知道運用巧妙的策略可以控制戰略、戰爭,運用'神'來擊敗敵人等政治手段。比如蒙元時期,忽必烈對佛教的興趣就是如此,這是一個征服者對佛教的興趣,認為可以用佛教來征服他所佔領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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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嶺還回顧了他於2013年5月發表在Wrongs and alliance網站的《進逆耳忠言,盼公民社會》一文,其中有對流亡西藏的批評。 他首先強調,一個好公民應該對社會有批評精神。 並強調他對流亡政府和中共都有批評,但後果是不一樣的。 在達蘭薩拉批評流亡政府,沒有人會被虐待、被打死這種事情。 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政府沒有可比性,二者完全不同,但流亡政府還是有值得批評之處。 他也批評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但是,無論是流亡政府還是藏人,對他都沒有任何限制,不像中國政府會在北京機場阻止他入境,令他返回紐約。

而流亡西藏並沒有阻止他去達蘭薩拉。 他一到達蘭薩拉就可以使用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還有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瑪卿研究所,那是私立的,非政府的。 他在達蘭薩拉和德里藏人流亡社區也多次講演,流亡政府並沒有限制他,只要有人請他講演都是可以的,從來沒給他任何麻煩。 他幽默地說:“我不能說我是達蘭薩拉的元老級外國人,但是從七十年代到現在,還跟藏人流亡社會保持接觸的外國人很少,我算其中之一吧。 ”

史伯嶺教授也提到了他批評中國政府藏人們很高興,但批評流亡政府他們就不高興,而他是就事論事。 不少藏人他們這樣說:嗯其實你可以委婉一點說,嗯其實你可以說得客氣一點,他們覺得這兒可以改個說法,那兒可以修正一下……可是長此以往,你會連你自己在想什麼都不知道了,連自己的思想都不認識了。
史伯嶺教授進一步說明:比如我認為,因為實行“中間道路”政策,藏人流亡社會很多人就絕望了,他們不會公開說出這種絕望,於是就放棄抗爭去謀個人幸福,設法獲得美國綠卡、設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實際上現在很多流亡藏人就是這樣做的。 他們說,“現在的中國是流亡領導層幻想的中國,未來的西藏是流亡領導層幻想的西藏”。 是啊,事實上,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個有人權的、自由的西藏。

7 、如何看待中國人支持“中間道路”?

在訪談中,唐丹鴻提了這個問題: 2008年以來,在海外的漢藏交流中,也有很多華人支持“中間道路”,您怎麼看中國人支持“中間道路”?

史伯嶺教授說,在中國很多人都知道達賴喇嘛是誰,政治上中國指責他,但不少人從佛教意義上還是把達賴喇嘛看成是 “活佛”。 他們支持“中間道路”的因素,跟藏人支持“中間道路”的因素一樣,是因為“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提出的,卻沒有去思考“中間道路”的非邏輯性。 如果仔細思考,就應該明白,“中間道路”在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不可行。 中國當局很希望達賴喇嘛堅持幻想的、沒有希望的、不可能實行的“中間道路”,樂見達賴喇嘛就這樣跟國際社會、跟各方人士反复講“中間道路”,因為這對中國當局來說,是浪費達賴喇嘛時間的理想方法,他們就這樣等著達賴喇嘛逝世。 即使有一些支持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中國人,他們也不是大多數。 大多數中國人對西藏問題根本不關心。 有些海外中國人支持“中間道路”,他們不是面對境內西藏,而是面對達賴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國人一樣,他們支持的不是圖伯特,他們附和達賴喇嘛,願意把他看成神。 而有些人支持達賴喇嘛則是為了自己的某種虛榮,利用達賴喇嘛的名字光耀他們自己。 這樣的人不僅境外中國人裡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領導層裡也有。

史伯嶺教授說,達賴喇嘛和一些流亡藏人說“我們在中國有很多朋友,中國人越來越了解我們的立場……”,這不對,不符合事實。 有些人問“中國人對西藏問題有什麼看法?”實際上一般的中國人想都不想西藏問題,他們根本不管。 可是如果西藏發生了大事,他們就听政府的說辭,他們就說“我們不是把西藏解放了嗎?他們還要背叛我們?他們還不感謝……”,還有很多人說“西藏人很落後,很野蠻,他們沒有發展……”。 一般的中國人,當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政府有衝突的時候,他們才生政府的氣。 他們沒有公民意識,只要與他們自身無關的事,他們根本不管,或者害怕觸碰。 他們不會去想:這些少數民族和政府發生衝突,是怎麼回事? 也許這些少數民族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 2008 年,很多境內的博巴都有這種經歷:一些在北京的藏人,他們受到了各種侮辱,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知道他們是藏族後,就拒載,甚至罵他們,賓館也拒絕接待他們,說“你們辜負了黨和國家的大恩”等等。 普通中國人心裡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專制政權,但他們不願意聽、也不願意想。 實際上,新疆的情況也是一樣的,維吾爾人的境況是一樣的。

正如史伯嶺教授在《進逆耳忠言,盼公民社會》中所寫:“在某些地方,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圖伯特佛教產生興趣被解讀為圖伯特事業在中國國內獲得了更多支持,而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很多對圖伯特佛教感興趣的中國人既不關心也不了解圖伯特問題及其含義(這一點倒是和他們的某些西方同伴彼此彼此) 。事實上,對於人們經常問到的一個問題——中國人如何看待圖伯特?答案非常簡單:圖伯特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即便有人想到圖伯特,也或許只是那個地方的人民曾經生活在可怕的封建壓迫之下,後來得到人民軍隊的解放,或者只是一片與政治無關的神奇土地。事實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花時間去考慮或者關注圖伯特。實際上,當圖伯特走進公眾視野,比如2008年的抗議期間,這種缺乏嚴肅的思考帶來的 結果就是困惑,或者更普遍的是怨恨。他們怨恨這些被中國人從奴隸般的苦役中解放出來的博巴(藏人)們明目張膽地忘恩負義。這並非忽視那些敢於抗拒中國官方媒體和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宣傳,而堅持自己對圖伯特問題的思考的中國人。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少,如果認為他們可以將公眾情緒(更不用說官方政策了)向某個方向推動,至少在目前,是對中國公民社會性質的誤讀,而(西藏)流亡社會的很多人確實經常犯這樣的錯誤。”

8 、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嗎?

在訪談中,唐丹鴻還問道:中國異議人士裡有一種觀點:認為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人權問題。 中國無民主,西藏無自由;中國民主了,人權問題沒有了,西藏就不必獨立了。 您怎麼看?

史伯嶺教授說:這還是“大中國”思想。 如果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為什麼十三世達賴喇嘛不承認圖伯特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他根本就不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西藏問題後來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但歸根結底不是共藏問題,是“大中國”的問題,是中藏問題。 滿清大帝國覆滅以後,革命黨和民國想保留大帝國,只不過改了一套說法:我們不是帝國,我們是多民族國家……這是大中國主義,是中國“天下”觀,“中”國控制著“天下”的思想。

史伯嶺教授說:強調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達賴喇嘛應該也不會滿意。 因為達賴喇嘛常常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喜歡共產主義,那把西藏問題說成“共藏問題”,這就有矛盾了。 不過,達賴喇嘛並不真的了解馬克思主義。 世界上號稱馬克思主義的行政制度,都是專制制度,都沒有人權。 現在達賴喇嘛說他不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洛桑森格甚至說過不反對共產黨,不反對共產黨的統治。 如果不反對共產黨的統治,那就是說你接受人權限制? 如果沒有人權限制,那就不是共產黨了。

同樣這個所謂的“共藏問題”, 2012年底,漢人作家朱瑞與藏人作家、翻譯桑傑嘉在達蘭薩拉的阿尼瑪卿西藏文化研究所採訪史伯嶺教授時也談到過。 史伯嶺教授指出:“把1956年的'民主改革'說成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不行的。最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圖伯特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圖伯特人還進行了武裝抵抗。當時在圖伯特人的眼裡,就已經清楚了中國對他們的惡行。也就是說,當代西藏問題在1956年這之前就產生了,從中國一入侵圖伯特就開始了。如果把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民主改革',那怎麼解釋圖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而且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重申了圖伯特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時,圖伯特人就有了圖伯特國民感。到什麼程度呢?圖伯特的各階層都有了這個國民感,例如根頓群培這些學者,都表達過這種國民感、民族感。”

史伯嶺教授說:中共在中國搞了土地改革, 1956年開始在圖伯特搞“民主改革”。 中共政權在“十七條”中所承諾的給予圖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難實現了。 那時,圖伯特人要求實現民族統一,把康、安多和衛藏統一在一個區域內。 而且中共搞階級鬥爭。 在中國,他們說地主是壓迫者,不少中國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圖伯特,使用這個矛盾卻不靈。 西藏沒有地主,他們就把寺院說成地主,說是壓迫你們的階級敵人。 但是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每個家庭都有出家人,圖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國說的那樣剝削人,寺院的物質和經濟,也根本不是中國所污衊的那樣。 所以,中共用同樣的說法,在圖伯特就挑撥不起來階級鬥爭,相反,很多人說,我們跟寺院沒有矛盾,這些外來人是在毀滅我們的寺院,破壞我們的傳統社會,我們跟這些外來人才有矛盾。 這就產生了民族矛盾,這可以從班禪喇嘛、降邊嘉措等人的書中看到這些。 這個衝突越來越嚴重。 圖伯特人的民族感、國民感就會被激發出來,當然這個國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還早。 所以,“民主改革”是這個衝突發展的一個階段。 現在我們也知道了, 1956年起在康, 1958年在安多,屠殺了那麼多的藏人,這些人不是“階級敵人”,都是普通藏人啊,被殺了那麼多! 這是中國的政策有問題,但是他們不承認,反而說是這些藏人有問題。 總之,無論是60年代、 70年代、還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圖伯特人期望的那種自治。 圖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一切權力都該在他們自己的手裡。 但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要掌握所有的權力的,這就發生了衝突,圖伯特人說,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內這樣說,境外達蘭薩拉這邊也這樣說,說他們要真正的自治。 不過,實現真正的自治的話,就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基本的原則。

“關於圖伯特是否應該獨立,”史伯嶺教授強調:“我認為圖伯特人民應該有自決權,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

 

(未完待續;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及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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