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左翼助長了新自由主義?論〈自由市場的政治〉

2016/2/29 — 18:10

【文:任其然】

破土編者按:本文介紹了美國西北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莫妮卡·伯勒薩德的《自由市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一書,伯勒薩德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歐美之所以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是因為左翼的力量太弱沒能制衡柴契爾和雷根的瘋狂反動,反而是因為左翼的力量太「強」了」。不論同意與否,伯勒薩德以翔實的材料分析了新自由主義複雜的政治-經濟史,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破土特此介紹本書,以饗讀者。

乍一看到《自由市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這本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內容梗概,很多讀者大概都不想再讀下去了。

廣告

本書作者是美國西北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莫妮卡·伯勒薩德。在內容簡介中,她拋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歐美之所以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是因為左翼的力量太弱沒能制衡柴契爾和雷根的瘋狂反動,反而是因為左翼的力量太「強」了。

讀到這裡,我當即就生出一股疑惑來:難道新自由主義右傾經濟學的成功,還要怪到左翼和受壓迫人民的頭上來?左翼又是受害者又要當加害者,哪有這樣的道理?

廣告

這番話難免簡單粗暴,更像是一個吸引讀者讀下去的引子。不過,憋著股勁兒認真讀下去,我們會發現,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的伯勒薩德的這一番論述,其實頗有一番深意。

伯勒薩德的這個結論來源於她對四個主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德、法)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的政治經濟變遷的比較研究。我們知道,通過橫向比較,常常能夠讓人發現一些被忽略的線索和問題,伯勒薩德的比較方法也不例外。

伯勒薩德發現,四個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程度甚為不同。英國和美國經歷了柴契爾和雷根的政治經濟政策,國有經濟的比例下降最大,國家監管和社會福利的撤退最為嚴重;相反,法國雖然在這些年經歷了私營經濟的大舉擴張,社會福利卻反而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至於德國,除了減稅之外,新自由主義居然在各個領域都遭到了挫敗。

面對這些不同,很多人會解釋說,英美有著深厚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傳統,受到這種薰陶,在資產階級的推動下,快速擁抱追求自由市場,排除國家管制的新自由主義也不奇怪。

但是,伯勒薩德提醒我們,如果翻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歷史,英國和美國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節制其實非常驚人。比如,英美都對企業經營徵收了不菲的稅額,七十年代時,美國政府對企業的監管遠比今天嚴格;在那時的英國,工會勢力如日中天,以至於右傾的保守黨都要把自己的政策往中左協調,英國發展出的「福利國家」更是成為了一套模範社會制度。而與此同時,法國和德國卻比英美要「右傾」得多,兩國都更為追求工業化和復蘇,並沒有特別注意節制資本,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國有化。

於是,通過比較,伯勒薩德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工會傳統如此深厚的英國,會一下子就熱烈地擁抱柴契爾夫人的私有化改革?為什麼強調監管和徵稅的美國會通過雷根的世紀大減稅?而為什麼政治經濟上保守的德法反而較少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衝擊呢?

傳統的新自由主義研究,往往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歸納為四類因素:一是經濟全球化;二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推動;三是以弗裡德曼和朝聖山學會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團體的賣力推銷;四是英美不同於歐洲大陸的獨特文化。

伯勒薩德指出,這四種歸因雖然有其道理,但若是任意採用,都有簡單粗暴之嫌。在《自由市場的政治》這本書中,她提出,我們需要從政治過程的角度,尤其是從政治機制的角度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在歐美的橫行。尤為關鍵的是,新自由主義正如它所表現的那樣,不是一個由清晰明確一致的單一理論指導實踐的產物。它恰恰是極其靈活,才能夠符合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條件,從而具有如此強大的破壞力的。

稅收,政治衝突與「可見度」

提到新自由主義的勃興,大家自然不會忘記雷根和柴契爾提出的大規模減稅——這意味著政府從再分配領域逐漸退出,放棄主張監管市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然而伯勒薩德用資料告訴我們,儘管減稅政策看起來轟轟烈烈,英美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實行之後的實際財政收入卻並未有大規模的減少。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減稅」又是怎麼做到的呢?

作者指出,這種現象背後的關鍵在於稅收的結構。不同種類的稅收在不同國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不同,比如在美國和英國,個人所得稅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收入來源,同時徵收較多的還有個人投資稅等稅種。相比之下,兩國對營業稅這樣的累退稅的徵收,就沒有那麼重要。

與之相反,伯勒薩德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稅收結構中,佔據大頭的是累退稅,這使得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降低不少。她認為,正是這種區別帶來了非常不同的後果,甚至導致了英美新自由主義能夠非常強烈地調動選舉政治中的民意為其服務。

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結果,是因為個人所得稅對所有人的生活帶來直接的影響,是高度「可見」的。與此相比,營業稅和其他累退稅屬於「不可見」的間接徵稅,政客們很難將之作為公共話題進行操控。另一方面,對民眾來說,就算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同時提高營業稅,看起來仍然是「減稅」;反之,只要增加個稅,就算大幅度減小營業稅,也會被當做是政府貪得無厭的象徵。雷根和柴契爾政府把這種手段玩到了極致。比如當後者面對減稅帶來的赤字壓力時,就大幅度提高不可見的營業稅稅率,幫助政府既推行了承諾的「減稅」,又不至於入不敷出。

伯勒薩德認為,在英美的政治傳統中,個人所得稅帶有明顯的「公平」屬性,即通過累進稅率征富濟貧,屬於一種「為了社會正義的政治經濟學」;而德法兩國聚焦於戰後的經濟復蘇發展,更加考慮「國家整體」的概念,從而個稅沒有帶上鬥爭的烙印。

伯勒薩德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與減稅政策同時進入雷根的政治議題的,還有恢復金本位制的倡議。相比減稅,金本位制更容易在政治上推行。然而減稅成為了雷根的重大政績,金本位制卻沒有恢復。伯勒薩德指出,這正說明了「可見度」對操弄政治經濟話題的重要性。金本位制距離人們的生活太遠,難以調動民意進行擁護和支持。與此相比,稅收問題只需要強調「大政府養懶漢」,並質疑政府再分配的效率,就能迅速調動中產階級搖擺選民的支持。

於是,在稅收問題上,作者看到,作為社會公平戰場的英美個人所得稅吸引了全部的政治目光,當中產階級不滿於國家的再分配時,中產階級納稅人就變成了政府可以調用的,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減稅為第一次動員,登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央。

「偷樑換柱」的經濟政策

很多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都把矛頭指向從哈耶克到弗裡德曼的經濟學。然而在書中,伯勒薩德反對把問題歸因為這群經濟學家的「理論」。她指出,與其直接認為他們是幕後的推手,我們不如詢問,他們是如何從大群經濟學家中脫穎而出的?而他們的理論,真的被政府全盤接受照做了嗎?

首先,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官方經濟理論,並不是因為保守黨的政客們真的相信他的鼓吹,而是因為,要抗衡工黨,保守黨需要一套不一樣的經濟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傳統的解決方案是調整工資,可這就要面對強大的工會勢力,事情會變得非常棘手。所以,看上去能夠繞過工會的貨幣主義就博得了青睞。

伯勒薩德發現,儘管政府號稱採用了貨幣主義經濟政策,但卻和弗裡德曼的主張南轅北轍。在後者的理論中,政府需要做的,是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抑制通貨膨脹,在此過程中,政府赤字是很正常的,毋須刻意控制。而柴契爾政府更為關注的,卻在於如何控制財政赤字。

結果,柴契爾政府之所以採取貨幣主義,根本不像後來所鼓吹的那樣,是因為預先確定了長期計畫,而是因為這套理論看起來符合保守黨想要的緊縮經濟政策。其結果是,貨幣政策被作為一種新的控制手段引入經濟管理,而政府根本只想控制預算。與此同時的減稅又增加了赤字,結果政府在明面上實行緊縮和減稅,背地裡卻提高營業稅並出售國有企業來彌補。伯勒薩德諷刺地說,這套「貨幣主義」一經施行,好像和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沒有什麼區別。

相比被大肆吹捧的貨幣主義經濟學,柴契爾真正的成功來源於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然而作者指出,這兩項政策一開始也沒有被嚴肅考慮。柴契爾政府固然在第一任期就開啟了保守黨一直垂涎的私有化進程,但都是小心翼翼,不敢逾越,因為民意此時既不願意進一步國有化,也不願意退回私有化。至於廉租房出售,更是首相所反對的,因為她認為這會讓廉租房的租戶輕鬆買到房產,給他們帶來便宜。

但是隨著政府對彌補赤字的需要,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都變成了重頭戲,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好處。伯勒薩德指出,在這一過程中,柴契爾夫人幫助保守黨完成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把工党的選民轉化為保守黨選民。福利國家中,大量英國中產階級和工人住在廉租房裡,在國有企業工作。隨著柴契爾經濟政策的推行,國有企業被折成股票出售,廉租房被賣給了租戶。於是,一大批原先依賴國有體制的普通人,一下子變成了掌握公司股票和擁有房產的小中產。結果是,這些選民本來應該抵制的兩項改革,反而成為了柴契爾最得意的政績——當然,它們完全是「見步行步」的試探結果。

左翼政治助推右翼經濟?

在考察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時,作者注意到,一些非常進步的社會運動,反而成為了右翼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基礎,這是新自由主義歷史中極其吊詭的現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美國的反監管運動和英國的工會政治。

在美國,雷根的減稅政策伴隨著大規模的反監管。學者們往往認為反監管背後是大企業的推動。但是伯勒薩德發現,反監管的聲音早在雷根上任前就已經喊遍美國了。繼而她發現,「反監管」這個含糊的口號,居然包含著從左翼群眾運動到右翼大財團遊說轉變的奇怪過程。

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消費者運動如火如荼。以「消費者權益之父」拉爾夫·納德為首的人們認為,美國的很多聯邦機構已經和商業巨頭沆瀣一氣,所以應該裁撤這些聯邦機構,以斬斷商業巨頭的利益輸送管道,取而代之以消費者自己的的代表機構。

伯勒薩德發現,雷根和其他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們巧妙地運用了消費者權益運動的勢頭。他們同樣把「官商勾結」視為糟透的東西,但卻以此佐證「大政府」的無用。接著,通過玩弄文字,雷根們把「消費者」替換為「美國人」,這樣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方的資本家,都變成了均質的美國人,既然政監管會導致勾結,就應該一口氣為所有「美國人」鬆綁——結果,不僅是政府的監管機構被大量裁撤,連消費者們自己的代表機構也未能倖免。內德推行權益運動的時候,可沒能想到雷根會有這一出。

柴契爾政府和工會的鬥爭更是解釋了左翼鬥爭如何「助長」了新自由主義。英國工會擁有強烈的鬥爭傳統,但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保守黨政府去國有化的推行,工會逐漸被孤立起來,原先用以鬥爭的窮人/中產的區分,現在成為了工人階級的陷阱。隨著更多英國人成為有房有股的「中產」,保守黨政府得到的民眾支持也就愈發有力,工會鬥爭也就愈發陷入「中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而工會長期罷工,要求提高工資被當做是阻礙經濟發展,助推通貨膨脹的罪過而遭到中產階級的鄙視。等到柴契爾向工會開刀的時候,民意已經轉向政府一邊了。

有趣的是,相比英美,法德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音並不全來自左翼,因為兩國的左翼力量不夠強大。之所以德法的新自由主義推行不倡,反而是因為德國的執政的右翼基民盟沒有強大的左翼對手,組織鬆散,自身包含了一些工會和基督教的力量,後兩者反對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計畫。而在法國,長期右翼執政使得民間沒有對福利國家的敵視,故而政府推行私有化之余,國家福利沒有任何削減,反而進一步加強。

結論:新自由主義與歷史的狡黠

在全書的結尾,伯勒薩德和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家們開了一個玩笑:保守主義者們,包括哈耶克,常常提到「多數人的暴政」,以質疑民主政治的無用。作者卻說,縱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史,我們看到的是政客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把新自由主義變成多數人的心頭好,以此壓迫占少數的、底層的人群,這恐怕才是「多數人的暴政」吧。

今天,新自由主義的勢頭仍然強勁,而且仍然在政治與文化領域保有巨大的力量。伯勒薩德的比較研究,對於我們的批判,是一份有爭議但令人清醒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現實背後複雜的運作。她使我們注意到,當我們把新自由主義說成是一系列政客和經濟學家合謀的大規模計畫,或是某一小撮統治階級不可告人的計謀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採信了他們自己那一套洋洋得意的說辭。他們把自己標榜成了以一己之力翻雲覆雨的英雄人物,把施行時跌跌撞撞見招拆招的經濟政治政策美化為了提前準備好的堅定行動。這樣一來,他們就抹去了對民意的調用,抹去了政策施行中的種種臨時起意,抹去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以靈活的形態成為主流的複雜過程。而其中左翼行動造成的縫隙,多少讓前者撿了便宜。

當我們反抗新自由主義時,也許應該稍加注意,在主流話語背後被遮蔽和隱藏的歷史是什麼,我們的反抗話語,會不會不知覺陷入唯心史觀的圈套裡?而從這種複雜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又能得到什麼教訓——比如說,既然新自由主義能把握左翼運動留下的社會空隙,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又可否,或是如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Prasad, Monica. 2006.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責任編輯:破土signifier。)

 

原刊於破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