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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堅尼爭議,伊斯蘭女性服飾掀起的視覺辨讀

2016/11/14 — 16:23

杜拉姆Mars Drum│Desert Walk C-print 80x53cm 2015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Dimboola, Victoria.

杜拉姆Mars Drum│Desert Walk C-print 80x53cm 2015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Dimboola, Victoria.

【文:丘德真;圖:Mars Drum】

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布堅尼(編按:Burkini,指伊斯蘭式罩袍泳衣)所引發連串爭議。8月24日法國一處海灘有伊斯蘭教徒女士被警員要求當眾脫下布堅尼。事後餘波不斷,9月19日更有一名來自澳洲雪梨市的女子Zeynab Alshelh遠赴法國,身穿布堅尼於該國一處海灘戲水,宣示與歐洲的伊斯蘭教徒團結一致,隨後遭驅離海灘。

布堅尼與種族衝突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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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堅尼爭議引起澳洲民眾高度關注,多少是因為布堅尼的發明者是定居雪梨的澳洲籍黎巴嫩裔設計師薩內蒂(Aheda Zanetti)。在澳洲,特別是自詡為多元文化主義模範生的雪梨市,布堅尼曾被視為是調解種族衝突的處方。

布堅尼的興起,其實是「後9.11」和「後克羅納拉(Cronulla)海灘大暴動」時期的產物。「9.11」事件一度引起「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在西方國家漫延,澳洲當時亦難倖免,種下2005年雪梨市「克羅納拉海灘大暴動」的禍根。「海灘」除了是休閒場所之外,對澳洲來說,更是國族認同的標記。克羅納拉位於雪梨東區,居民大多是英國裔,故該海灘被不成文地視為澳洲本土白人的弄潮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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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些因素,再加上「後9.11」時期的緊張氛圍,以致於當來自伊斯蘭背景的年輕人與克羅納拉海灘附近民眾爆發肢體衝突時,單純的青少年群架毆鬥卻升級成種族衝突。事後政府擬出調和種族衝突的處方之一,是引進伊斯蘭教背景新移民投入海灘救生隊服務,試圖讓海灘成為多元文化主義成果櫥窗。隨後澳洲多處海灘遂培訓、吸納身穿布堅尼的女救生員,並大舉安排新聞媒體採訪報導,高調展示布堅尼在澳洲多元文化主義進程的積極意義。

挪用罩袍指涉人類共同難題

在服飾設計領域裡,除了布堅尼引起全球廣泛迴響外,備受爭議的罩袍(阿拉伯語:برقع‎,英語:Burqa)又衍生更多聯想。有些澳洲藝術家,則選擇挪用罩袍指涉人類社會的普遍困境。新加坡出生的雪梨藝術家蘇立文(Luke Sullivan),其2007年入圍Blake Prize決選作品《法蒂瑪的第四個祕密》(The Fourth Secret of Fatima),將罩袍套在天主教聖母像上,意圖暗喻:女性地位該如何處置,將是下一個翻轉人類歷史的重大議題。

罩袍既可做為壓迫力量的象徵,在澳洲亦有不少對罩袍另有想像的藝術家。Badtjala族藝術家弗利(Fiona Foley)於2009年發表的攝影作品《Nulla 4 Eva》,畫面裡一群澳洲原住民族人和零星套著罩袍的女子在海灘上合照,箇中海灘視覺政治意圖在於:隨著帝國主義殖民勢力橫行,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都承擔著被迫流離遷徙的共同遭遇。

罩袍的性別政治拉扯

一年一度的「雪梨同志狂歡大遊行」(Sydney Mardi Gras),被認為是代表雪梨的最重要節慶之一;對於該項盛事,罩袍美學當然並未缺席。穆斯林反對恐同症團體(MAHA)創辦人阿斯蘭(Alice Aslan),近年將穆斯林同志花車引進大遊行巡遊隊伍。其中最大亮點,就是穆斯林男同志反串成性感豔姬,穿上縫著炫目亮片的罩袍,一舉顛覆「罩袍=父權」的偏見公式。

墨爾本塗鴉藝術家Lushsux,則利用罩袍的複雜政治聯想掩護其藝術游擊行動。稍早他在一棟建築物外牆上,繪製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身穿深V爆乳泳裝的塗鴉。對此,市政府指塗鴉內容具有冒犯性,揚言採取法律行動。最後避過市政府開罸的原因,是Lushsux及時再畫一件罩袍壓在畫像上──Lushsux料定市議會面對罩袍塗鴉時勢必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如此舉動。伊斯蘭教女性服飾入畫,已不只是立場表述,更是藝術游擊與市政官僚周旋的性別與文化政治籌碼。

除了被挪用於個別作品上,更有人將罩袍視為策展論述基礎。2013年,位於墨爾本東方區郊的Walker Street Gallery and Arts Centre曾推出「罩袍、面紗和帽衫:認同與再現」(Burqas, Veils and Hoodies: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展覽。策展人奧哈洛倫(David O’Halloran)指出:伊斯蘭罩袍、基督教面紗以及現今西方社會地痞流氓慣常穿著的帽衫,這三種服飾全都被當代社會視為禁忌,而這種禁忌亦來自衣物對身體的高度遮掩功能。

服飾符碼挑戰主流霸權

奧哈洛倫所挑戰的,是社會中強制性展露身體局部的霸權觀念。其中,參與該展的澳洲Bidjara族藝術家湯普森(Christian Thompson)「King Billy」系列,構造多套蒙面服飾,混搭聖潔、高貴、街頭,以及艷俗等元素,可說是該展策展理念的具體展現。

目前定居於墨爾本的杜拉姆(Mars Drum)更長期以罩袍支撐其創作論述。她本身並非伊斯蘭教徒,但由於目睹「後9.11」時期澳洲社會由「伊斯蘭恐懼症」引發種族主義橫行,激起她經常戴著罩袍出門,以行動向種族偏見提出挑戰。

此外她更展開「凱利及罩袍女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Ned Kelly and Burka Woman)系列畫作及攝影作品,十多年已有數十幅相關作品。系列的主角之一凱利(Ned Kelly),是在19世紀末挺身率領匪幫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真實人物,藝術家在畫作中納入凱利,對抗主流霸權的意圖,溢於言表。

該系列作品圍繞著虛構的「罩袍女」以及凱利的愛情故事展開──「罩袍女」與凱利僅展露一雙眼睛(前者臉部被罩袍掩蓋,後者則被防彈鐵甲保護),二人同樣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攜手過著鴛鴦大盜的綠林游擊生活。

事實上,昔日被政府指控為危險人物的凱利,今日已被視為是澳洲的國族英雄。將凱利與虛構「罩袍女」相提並論,無疑更是對「穆斯林=恐怖分子」的「伊斯蘭恐懼症」邏輯提出有力的警示。澳洲當代藝術就伊斯蘭女性服飾議題的操作,不單具有創作深度還有其獨特旨趣。甚至可以這樣說:除了原住民藝術之外,澳洲回應伊斯蘭女性服飾政治爭議所衍生的作品,已成該國獨步國際的作品類型之一。

(原文刊於《今藝術》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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