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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夜站立」開始,說出我們的訴求

2016/5/5 — 11:11

圖片來源:La “Nuit debout" gagne d’autres villes en France

圖片來源:La “Nuit debout" gagne d’autres villes en France

【文/弗雷德里克】

破土編者按: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洛爾東是不多的從開始就與學生們雇員們一起,參與「黑夜站立」行動,抗議庫姆裡法案的知識份子。近日他接受了瑪爾塔·方納的採訪,該採訪發表在義大利的 Il Manifesto和法國的Reporterre。在採訪中,他談到了「黑夜站立」運動的起源,他對聯合鬥爭的理解以及對現在歐洲左翼政黨去「左右」化的擔憂。在洛爾東看來,現在是時候不再止步於以一種防禦性的,肯定現有框架的姿態提出要求,而是應該更進一步,組織起來,再造體制。破土全文翻譯此次訪談。

方納:「黑夜站立」(Nuit debout)運動的起源是什麼,它的政治根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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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東:它始于弗朗索瓦·呂芬的《謝謝老闆!》。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被LVMH(路易威登軒尼詩集團)解雇的工人的故事,呂芬及其團隊成功地從法國最大的老闆之一,貝爾納·阿爾諾那裡,為這名工人爭取到了四萬歐元的賠償,並迫使公司簽訂無期限條款重新把他雇傭回去。這部電影是如此地激動人心——令人振奮——以至於我們一些人說,我們不能讓它就這樣過去,我們必須利用它,趁機做點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同意,也許,這可以成為星星之火。我們認為,普遍的情況是高度矛盾的:在很大程度上既陰鬱又令人絕望,但同時又有希望——人們在憤懣中等待某種東西,來把煩人的東西踢開。這部電影是一個可能的催化劑。所以我們在二月底的一個傍晚組織了一次聚會,來討論我們可以用這部電影來做什麼,以及,我們可能做什麼。我們的看法是,由於政黨-制度的遊戲已經僵化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故而我們需要一場其他類型的運動,一次佔領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人民可以無仲介地聚到一起,就像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西班牙的15-M(憤怒者運動)中那樣。於是我們得出這樣的想法,即,在巴黎共和廣場上公映這場電影,然後再額外做點什麼。接著,庫姆裡法案來了,它給我們提供了相當的積極性,確實,這也是必要的。所以,我們的口號就成了,「示威後,我們不回家。」於是我們就留在了那裡。

方納:在義大利,反對工作法案(倫齊總理的勞工市場改革)的鬥爭很弱,且碎片化。有一小群短期合同臨時工和「自治」工人在進行小規模的集中抗議,但總體的狀況是分化。你能解釋「把鬥爭匯合起來」的基本意義麼——以及,為什麼那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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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東:你自己就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在鬥爭停留在地方、部分,停留在分散狀態的時候,它們是註定要失敗的,或不得不持續地重新開始。我們所有的工作就在於持續地尋找聯合不同鬥爭的公分母,這樣,我們才能給鬥爭以數量的力量。這樣,我們才好把雇傭工人——無論什麼處境的雇傭工人,甚至經理也包括在內——和失業者、朝不保夕者、以及學生和高中生,未來的朝不保夕者聯合起來。但我們也能,比如說,聯合同樣苦於普遍的資本邏輯的農民——即便他們不是雇傭勞動者。或者,出於相同的原因,聯合像保地者(zadistes。ZAD是要保衛的區域的縮寫,這裡指的是早些年蘭德斯聖母鎮抵抗占地修建機場的那群人)那樣,反對當地政府只聽從盲目的經濟邏輯的荒謬的土地規劃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們重視鼓勵左派不同支系統一和對話的需要,這些支系一般是相互分離,互不信任的。所以一方面我們有了城市中心的好戰分子——教育和文化資本程度相對較高的年輕人,他們經常是朝不保夕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擁有不同鬥爭傳統的,工會組織的勞動階級。一場社會運動要強大起來,把他們聯合起來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把經濟貧困、以特定少數族裔人口為主的郊區被隔離的青年也聯合起來,後者也有他們自己的憤懣和鬥爭,但經常遭到另外兩個陣營的忽視。我說這是最具決定性的節點,因為一旦這些陣營聯合起來,政府實際上就已經在慌張了:在那個時候,運動就會變得不可阻擋。

方納:你說「我們不要求什麼」是因為近來所有要求的物件都只是麵包屑。所以事情顛倒了過來,從提要求到肯定……但確切來說,肯定什麼呢?

洛爾東:我們所有努力的目標,是挑戰鬥爭的邏輯。顯然,只要有機會,我們總要繼續提要求!但我們必須意識到,提要求是一個防禦性的立場,它隱含地接受我們身陷其中的那個框架的預設,而沒有任何質疑那個框架的可能性。挑戰這個框架已經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了!從那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止步於提要求的話,那麼我們想要的,就不是提要求,而是肯定那個框架了。當然,我們不可能對誰「要求」一個不同的框架。但提這個問題取決於我們,我們得親自來做這個事情!所以這就是我們提要求和肯定的方式:我們「對庫姆裡法案說不,對庫姆裡的世界說不」。我們提要求——要擺脫那個法案——但我們也在肯定,我們想要一個不同於不停地生產像這樣的法案的世界的世界。如果我們停留在只提要求的語域內的話,我們永遠要挨打,在只能防禦的語域內不停地挨打——過去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已經使我們深陷於這個語域之中。我們必須走向進攻;而要進攻,我們就要停止說我們不想要的,開始說我們想要的。

方納:西班牙的社會民主力量黨一直在不停地說我們不應再說左派和右派,而應該說頂層和底層,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你同意麼?

洛爾東:我絕對不同意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這一立場。在法國,對左右之分的否定還有很糟糕的迴響。我們在被我稱作普遍右派——即,經典的右派,和新右派,也即社會黨;如果你願意的話,普遍右派是管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那個無分化的政黨——和極右派的那兩撥人最終聽到這樣的論調。在法國,一個說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人肯定是右派,或者遲早會變成右派。類似地,我不認為金錢的不平等——正是在此基礎上,社會民主力量黨才把左右之分轉化為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之分——是一個非常尖銳的政治主題。但不管怎麼說,不平等的話題,正變成一個鬆散的共識——我們甚至會在OECD或像《經濟學人》那樣的自由主義雜誌上看到關於不平等的討論……

真正的問題不是收入或財富的不平等,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確立的那種基本的政治不平等這個問題:雇傭勞動者生活在次屬和服從的關係之下。雇傭關係與其說是金錢不平等的根源,不如說是一種支配關係,是根本上的不平等的根源,即,政治不平等的根源。也正如人們清晰地理解到的那樣,這就是庫姆裡法案所要做的:它前所未有地深化了老闆們的主權意志,現在他們可以對勞動力為所欲為了。這就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資本的帝國壓倒了個體,也壓倒了整個社會。而左派,就是要和資本的主權作鬥爭。在鬥爭必須激進化並道出其真正目標——雇傭勞動是勒索關係,資本是僭主——的時候要擺脫左的理念,在我看來,也就是要對在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的重擊後好不容易誕生的東西視而不見:此時此刻,人民已經開始從畫布中走出來,再次抬起了他們的頭顱。我擔心的是,在這個時候放棄左右之分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

方納:即便我們可以構想一種「永恆的動員」,要顛覆資本和雇傭勞動力之間的關係依然要求一定的資源能力和參與度很大的政府計畫。「黑夜站立」的動員應該成為這樣的制憲過程麼?

洛爾東:這基本就是我所相信的。在我看來,我們需要制憲視角的理由有二。第一,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解決我們所謂的佔領華爾街/社會民主力量黨矛盾的方案。佔領華爾街運動很好……但它完全不具生產性。由於缺乏政治目標和解構,那場運動註定要瓦解,註定是徒勞的。在相反的一端,社會民主力量黨是15-M的政治結果的表現,但是一種超階級形式的表現——確實,代價是背叛了它的起源。它最後還是成了一個有經典領袖的經典政黨,這個領袖也開始玩起了經典的選舉遊戲;並發現自己像最經典的經典政黨一樣處在議會聯盟的大雜燴之中……

我們該如何打破缺乏生產力和回到議會馬廄之間的二律背反呢?在我看來,唯一的答案是:把我們組織起來,但形成結構不是為了回歸體制,而是要再造體制。再造體制意味著要寫一部新的憲法。這就說到了為什麼制憲的出路有意義的第二個理由:反對資本的鬥爭。要擺脫雇傭勞動這種勒索關係,我們必須停止以利潤為目的的所有制生產方式。那種所有制在憲法的文本中是被允許的。要終結資本的帝國——那也是一個憲政的帝國——我們需要製造一部新的憲法。製造一部廢除生產方式私有制,並確立使用所有權的憲法:生產方式屬於使用它們的人,屬於將為資本的增殖之外的目的而使用它們的人。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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