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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是否可能作為革命的動力?

2015/9/9 — 10:51

【文:禽禽】

破土編者按:在這個忙忙碌碌的世界裡,我們時不時會期待有一個懶洋洋無所事事的週末,然而我們怎麼能虛度時光?當我們虛度時光時,別人都不知道進步到哪裡去了。於是我們左右為難,開始詛咒懶惰的自己。然而,法拉格拯救了我們的糾結,他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懶惰,一種與無所事事、憂鬱、打盹、天堂或樂土之國毫不相干的懶惰,一種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和征服自由的政治美德和無產者總動員。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懶惰」呢?也許本文會給你一些啟示,當然,這種「懶惰」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做到的,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在我們的文明中,懶惰這一宗罪的歷史並非線性發展的,事實也遠非如此。在宗教改革運動期間,天主教和新教的矛盾衝突集中在如何使用時間上,關於教士天職的論戰甚囂塵上。宗教改革家認為工作是通向拯救的必經之路,以此來反對教士的神聖責任——日禱。於是,修士教規中的一項德行突然成了罪惡的遊手好閒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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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16和17世紀,時間不再屬於上帝,而是被交回到人的手裡,此時道德在選擇善的生活時起到了關鍵作用。無所事事和浪費生命,不是開啟幸福大門的鑰匙;漫不經心不可能通向快樂。

啟蒙主義者從哲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出發,繼續這場爭論。懶惰是自然的嗎?是人在野蠻狀態下所固有的,卻被群居生活所剝奪?還是相反,它沿襲自封建社會貴族階級的特權,應該由一場大革命來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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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社會開始工業化,階級衝突加劇,無所事事成了一種亟待平息的災禍,而「懶漢!」也成了一句斥駡。這個詞頻頻出現於有關工作、教育或殖民的話語中。不管對象是罷工的工人、學校裡的差生、「原始人」還是移民,講話的基調都一成不變:都是些需要教訓的懶鬼!而在敵對的陣營裡,「懶惰的權利」仿佛一首號召革命的歌曲,呼籲起義的大旗也在迎風招展:「明天太陽將為我們而升起!」

到了20和21世紀,週期性的失業潮、針對減少工作時間的論戰,以及要求個人自由的呼聲高漲,造成巨大的社會危機,激起新一輪的衝突和鬥爭。失業者、領取最低就業收入補助和最低就業互助補助的人難道就等同於無可救藥的懶漢、頑固不化的寄生蟲?抑或他們被自由化的社會棄之不顧,成了資本利益的犧牲品?

19世紀時,精神病學也加入戰局,把懶惰視作焦慮症和抑鬱症的症狀。懶惰不僅僅是意志缺失,實際上是一種病理現象:懶人無法尋得從容平靜,對付出努力後的喜悅、集體利益、進步的價值都表現得無動於衷。簡言之,他不是犯下一樁罪行或一個道德錯誤,而是受困於神經官能症,這種病瓦解了他的意志。

然而,人的確享有悠閒的權利。消遣休閒的風尚逐漸興起,在工作時間之餘,屬於個人的時間與工作的時間劃清界限,越來越受到重視。沒什麼比娛樂和度假的權利更天經地義的了,隨後不久,這一權利也得到了法律認可。

然而,在「閒置時間」內部又出現一道鴻溝。必須用假期來做「什麼事」,「打發」掉週末,用「閒暇」來「做」運動和「鍛煉」,非得安排排山倒海的活動才能充分發揮我們的個性。早上賴床、晚上看著電視不挪窩、沉浸於遊戲機或電腦裡無法自拔,而非提高自身修養,都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以上例子說明,懶惰不該只被歸於惡、罪、邪、錯、無能的範疇,它也保護了一種特權,捍衛了既得的權利,表達了不屈從的姿態,申訴了對自由的要求,強調了個體的重要性。

總之,懶惰不再是對信仰和道德的侮辱,而是宣告了自由使用時間和行事的權利。

拿起武器來,懶漢們!

1880年,《懶惰的權利或拒絕工作的權利》在《平等》週刊上連載發表。第一國際的成員、與朱爾·蓋德一同創立工人党(1882—1902)的保羅·拉法格(1842—1911)在這篇著名的抨擊文章裡,勉勵無產階級蔑視「生產至上」的邪惡理論。他提醒道「灌輸給他們的話都居心叵測」,宣稱一個世紀以來他們瘋狂投身於的工作「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可怕的災難」。他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希望宣揚「懶惰的權利,它比肺癆似的‘人權’更高尚和神聖萬千倍」。在他筆下,懶惰變成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動力,這個階級「包括了所有文明國家裡的生產者」,他們解放自己後,也解放了全人類,讓做牛做馬的人恢復自由。如果說懶惰原先只是個人的拒絕,現在給予了所有被迫勞動的人以革命的力量。

拉法格駁斥《聖經》中提到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的詛咒。他堅稱,事實上,以上懲罰只落到了無產階級頭上。他們任人擺佈,偏離了革命的使命,「而不去反抗這一精神上的謬誤」,「將工作神聖化」的教士、經濟學家和道德家讓他們一錯再錯。為了證明自己的話,拉法格有意識地仔細研讀了《聖經》(《創世記》,第二章第一節):「耶和華,長鬍子的可憎(原文如此)上帝,給他的崇拜者做了理想懶惰的至上範例:就在這日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作為卡爾·馬克思的弟子和女婿,他致力於揭穿騙局。他聲稱,無產階級相信自己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工作,但是他們受到表像矇騙。勞動不會使全社會都變富有,遠非如此。股東和商人賺到財富,反而會讓生產這些財富的人一貧如洗。他呼籲到:「幹吧,幹吧,無產階級,用你們個人的苦難換取社會富足。」勞動「只會讓你們越來越窮,於是不得不繼續勞動,繼續不幸下去」。無產階級害怕失業,不停要求老闆「給」他們工作。他們已經被「對工作盲目的、反常的、致命的熱情」所異化,無論強加任何工作,他們都逆來順受。簡言之,無產階級要做的正是拒絕工作,爭取幸福。在社會鬥爭中,這一拒絕——及其範式即全面罷工——是革命力量的主導武器。

然而,真正可怕的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對工作的激情:「資本主義文明國家裡的工人階級被一種奇怪的狂熱佔據。」他憤怒地申斥。無產階級還在繼續不理性地崇拜「多」的目標,作者稱之為「直至個體及其後代的生命力枯竭才會消失的對工作的病態熱情」。對利益如饑似渴的資本主義熱衷於剝削勞動者,「打斷他們的骨頭,傷害他們的肉體,折磨他們的神經」。勞動狂熱的代價是肉體折磨和精神困頓,這會剝奪無產者的人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作是所有智力衰退和機能惡化的肇因。」唯有懶惰,即罷工,才能還他們公正,恢復他們被掠奪的人性。

然而,特權階級努力傳播一種偏見:不事勞動會將貧苦階級逼進遊手好閒和道德墮落的死胡同。保羅·拉法格因此祈禱道:「哦,懶惰,可憐可憐我們長久的苦難吧!哦,懶惰,藝術和高尚德行之母,安慰安慰人類的焦慮吧!」懶惰不僅是眾惡之母,也是總動員之母,能夠拯救人民於異化和苦難之中,成了拯救天神,簡言之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瑪麗安娜。

讓我們來解讀一下拉法格的目的。他不是想讓「那些掌握資本的人」投身於勞動,而是要普及懶惰,使它不再是無需工作的人的特權。根據藝術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在《作為人類實在真理的懶惰》(1921)中的說法,「全人類都應該擺脫工作」。法拉格希望能顛覆舊規:如果人人都停下自己手裡的活,拒絕把工作當成生活的中心,人類就會自由。自由需要無時無刻不心懷懶惰,自由會命令大家縱情玩樂,一起享受:在一片其樂融融的氣氛中,每個人「日以繼夜地無所事事和大吃大喝」。

閒暇應該成為無產者的一項權利。一旦剝削者因為無法繼續積累財富而不得不向他們讓步,這項特權就普天同享了。拉法格發明了一種新型的懶惰,與無所事事、憂鬱、打盹、天堂或樂土之國都毫不相干,而是一種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和征服自由的政治美德和無產者總動員。他反對用「閒置時間」來恢復體力,好繼續為老闆效勞,因為後者並不為這段時間支付酬勞,而工人卻用它來往返奔波,消除工作的疲勞,為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

但是懶惰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做到的,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參考文獻: [法] 安德列•勞克(André Rauch)著 ,繆伶超譯,《懶惰的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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