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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在用教科書批判印度種姓制度嗎?

2016/4/14 — 17:11

電影《來自星星的PK》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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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其然】

破土編者按:針對「賈特」種姓群體的大規模抗議事件,破土刊發了《作為一名低種姓印度人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讀者任其然來稿商榷,指出該文簡單化了印度的種姓制度,並介紹了種姓制度在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化等不同時期的流變。破土主張開放視野、多元視角,歡迎觀點爭鳴,投稿請郵[email protected]

3月13日,破土刊出了一篇談印度種姓制的文章《作為一名低種姓印度人是一種怎樣的體驗》。這篇文章和其他同類文章一樣,遵循了一套批判種姓制度的固定範本:先介紹四種姓是如何劃分的,再具體舉例說明低等種姓的悲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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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種批判套路的空洞。當今的印度總理莫迪來自什麼種姓?賣油人(Teli-Ghanchi),古吉拉特地區的一個種姓,介於吠舍和首陀羅之間。既然是「低種姓」,所以莫迪就會站在底層的立場說話嗎?恐怕不是。他強調經濟發展和國家強盛,引入外資,復興印度教。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一個低種姓出身的人,會成為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乃至資本擴張的政治代表呢?

答案在於,種姓制度是有複雜歷史和動態變化的,而幾乎整個中文世界理解的種姓制,都是教科書式的簡化,完全不考慮複雜的現實。從教科書到通俗讀物,乃至很多學者,好像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紀英印政府的思維裡。換句話說,在印度獨立快七十年之後,我們居然還在用殖民者的思維思考印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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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學者早已對種姓制度的變遷進行了非常系統的研究,也駁斥了種種膚淺視角。然而,這些研究很少進入中文世界的主流討論。也難怪國人對印度的想像會和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沒什麼區別。

生於1916年的印度社會人類學家謝利尼瓦斯(M. N. Srinivas)畢其一生研究種姓制度。在晚年,他集結了這個領域的十幾位學者,出版了一本研究1947年後印度種姓制變遷的論文集《種姓制度的二十世紀化身》(Caste: Its Twentieth Century Avatar)。他指出,我們想要理解今天印度的不平等,就要先搞明白幾個問題:種姓制度到底是什麼?印度獨立後的政治經濟變遷對種姓制產生了什麼影響?種姓制和現代生活的關係又是什麼?

種姓制度到底是什麼?

很多中國人都能就印度如何劃出四大種姓侃侃而談,再把仍然保留這種落後習俗的印度社會批判一番。最重要的批判論據是,按照出身劃分等級,豈不是人一輩子都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這種批判看似鞭辟入裡,實際卻經不起推敲。所謂四大種姓劃分,其實是英國人把梵語文獻當成社會事實而釀成的烏龍。種姓制完全不是一個整齊劃一、沒有變化的制度。

謝利尼瓦斯和其他印度學者早就指出,種姓制度是建立在村社生活中的。有人認為,種姓制關乎人種和膚色,但這完全沒有根據。既然無法通過生理特徵判斷種姓,那麼,種姓的身份就必須要依賴于熟人網路才能夠互相辨識。在大多數的印度農村,不同種姓的人生活在同一個空間範圍內,彼此熟識,這才有了劃分等級的基礎。正因為這樣,不同種姓的地位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在旁遮普,婆羅門就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相反,他們的經濟狀況很差,文盲率很高,往往依靠乞食為生。

在印度村落中,種姓制表現為一整套職業分工。種姓的地位不僅僅取決於他們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人數、土地產權和生產關係。謝利尼瓦斯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是指出在殖民時代的印度,種姓制並非從婆羅門到首陀羅到賤民的金字塔結構,而是要比拼人數和產業,成為村落中的「宰製種姓」(Dominant Caste)。所謂宰製種姓,即是在村落中,某一種姓的人數最多,擁有最多的土地,從而得到了主導村落生活的地位。這種種姓關係,有些像帝制晚期的中國華南,村落中的大姓擁有田產和主導權,其他小姓常常是佃農、雇工、僕役和丫鬟。宰製種姓是否在英國殖民之前就存在尚有爭議,但無論如何,在殖民時代晚期的次大陸,宰製種姓變得越來越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些宰製種姓往往都不屬於婆羅門或者刹帝利,而是在我們看來地位很「低」的首陀羅農民。比如在謝利尼瓦斯研究的拉姆布拉(Ramapura)村,主導村落生活的Okkaliga農民種姓,就屬於首陀羅。

印度學者們發現,種姓制度仍然能夠為人們提供社會上升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絕不少見。一個低種姓的群體,在獲得了經濟和社會地位之後,可以通過學習婆羅門的生活方式,讓自己由「不潔」變為「潔淨」,從而實現整個種姓的地位上升。這個過程叫做「梵化」(Sanskritization)。舉例來說,莫迪所屬的賣油人種姓,在有些地區擁有土地、財富,得以「梵化」上升。於是在這些地方,他們會被視為吠舍,而不再是原先的首陀羅,甚至在有些地方,他們努力證明自己是刹帝利。也因此,在全印範圍內,你很難說賣油人屬於四大種姓中的哪一個,因為他們的身份是隨著所處地區而流動的。

另一方面,種姓的等級系統也不會叫人逆來順受。十一到十七世紀時,受到蘇菲派伊斯蘭教的影響,印度教內部爆發出反對種姓,反對婆羅門壟斷信仰的、聲勢浩大的虔誠運動(Bhakti Movement)。這一運動的主體,往往是務農為主的中下層種姓。虔誠運動大大地改變了很多人群的地位。比如在這一時期,南印度抗衡莫臥兒帝國的印度教馬拉塔國家聯盟,就是由出身低種姓但人數眾多的馬拉塔人所主導的。

學者們也提醒我們,種姓制不光是一種等級制度,也同時包括了一套隔離制度。在四大種姓階序內部,允許從低到高的「梵化」上升,然而種姓之外的賤民,則無法參與到追求更高地位的社會流動中來。這使得下層種姓和賤民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正隨著印度現代的發展主導著種姓政治的走向。對於我們來說,區分可以流動的「低種姓」和陷在最底層的賤民,就顯得尤為重要。

種姓制與印度社會主義

針對印度種姓制的很多中式批評,都對我們自己所擁有的大規模社會改造充滿了自豪感。然而,印度今天的種姓問題,並不是沒有經歷過社會改革的結果。相反,像最近賈特人(Jat)鬧事抗議的事件,恰恰和印度經歷過的社會主義時代有著直接的關係。

1947年,印度獨立,首任總理尼赫魯是一位積極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在他看來,印度必須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再由國家扶持合作化、國有企業,進行大工業生產,將印度快速帶入現代化。於是,作為一切的基礎,國大党政府在全印度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包稅地主(柴明達爾)制度,為佃農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這項改革卓有成效。據統計,從1950到1960年的十年間,全印度有超過兩千萬佃農家庭獲得了土地,佃農比例從原先的七成下降到了兩三成。

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國有化的進程創造了大量的城市就業機會。印度政府需要更多的公務員、辦事人員、國有企業工人、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印度人也和很多國家的人一樣,在鐵飯碗面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隨著國營部門的不斷擴大,到了七十年代末,全印度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受雇於國有經濟部門。這些人成為了新興的城市中產。

出於體現人人平等的理念。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毫不留情地宣佈廢除了種姓制度(當然,宣佈廢除和實際消滅,是兩回事)。並且,為了使底層人有更好的機會改變命運,印度政府借鑒英國人的舊制,設計了一整套保留體制。保留制度旨在為賤民、不可接觸者、部落民在國家機關、公營部門和議會中保留一定的配額。

然而,保留制度似乎像是把原先的種姓分野用政策固定下來了,為底層保留配額帶來了處於上層階級和底層之間的中下層種姓(也就是土改之後新興的中農階層和小商人)的不滿。這些群體剛剛得益於土地改革,獲得了平均分配的土地,鞏固了自己在村落中的宰製地位。傳統上,他們反對婆羅門等高等種姓,也壓制著作為自己雇工和家僕的賤民。當看到和自己相差不遠的賤民獲得保留配額,他們的不滿情緒尤為明顯。於是,一些跨地域、規模較大的農民種姓群體開始聯合起來,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這裡面包括此次騷亂的主角賈特(Jat)種姓、北方邦的Yadav種姓、南印度的Okkaliga種姓等等。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屬於中下層種姓,主要是首陀羅,以務農為生。它們人數眾多,卻在國大黨政府中缺少代表。

到了七十年代末,把國大黨趕下臺的人民黨政府在中下種姓的持續壓力下,設置了以議員曼達爾(Mandal)為首的委員會,調查「相對落後種姓」(OBC)的情況。根據這一委員會的報告,印度政府改革了保留制度,一方面加大總的保留配額,另一方面把大量不滿的中下種姓歸為「相對落後種姓」——占到印度人口的差不多四成,並為他們專門設置配額。

為「相對落後種姓」保留配額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認可了這些種姓的跨地域聯合,使得像賈特人這樣的群體成為了非常有力的政治力量,這在以往是沒有的情況;二是讓這些擁有土地的人獲得了更高的流動性,他們開始進入更多的國家機關和公營部門。到了現在,許多「相對落後種姓」獲得了遠遠大於其實際占人口比例的議會席位、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實力。與此同時,他們又掌握著農村的地權和號稱「自治」的村落五老會。這些「相對落後種姓」得益於國家的保留政策,他們反對高種姓(如婆羅門和刹帝利)的特權,同時也不願意放棄在賤民面前的優渥地位。

知道了這些背景,要理解賈特人的暴動就容易多了,他們借助保留配額制度獲得了大量的好處,完全不能再稱得上是「落後種姓」,但又仍然希望通過「相對落後種姓」保留和維繫群體在政治經濟上的強大地位,於是就鬧出了一幕讓媒體暈頭轉向,搞不清他們到底是高種姓還是低種姓的亂局。

種姓制的現代幻化

隨著印度社會主義實踐陷入困境,印度政府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化的經濟改革,包括鼓勵民營部門、削減國營經濟、開放市場等等。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進一步推動了城市化。而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消費和現代生活方式。學者們指出,以前被視為高等種姓生活標誌的素食、苦行、宗教儀式,現在被移民歐美、穿戴奢侈品、購置地產和汽車所取代。原先的「梵化」上升,也就被移植為「現代化」,或者說「資產階級化」上升。

原有的高種姓群體在殖民時期就已經捲入了全球資本中,資產階級化對他們已經是完成時態。大量出身高種姓的知識份子,甚至早就轉變為了這一過程的批判者(尼赫魯和很多國大党左派都是婆羅門出身)。然而不同的是,對中下層種姓而言,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意味著種姓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合併。這條道路為他們帶來了火箭一般的上升管道——只需要把「梵化」的語言轉化為「現代化」的語言,他們就可以讓自己已經獲得的經濟政治地位和尚未被完全認可的高等身份合二為一。也正是這樣一群人,成為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堅定支持者,把追求經濟發展和現代生活,但又宗教保守、反對穆斯林、剝奪底層人權益的莫迪送上總理之位。

於是我們看到,在今天的印度,很多中產壓根不願意承認種姓制度這件事情的存在。在國外問答網站Quora上有這樣一個問題:莫迪是什麼種姓?有印度線民這樣回答:印度沒有種姓制度!當敬愛的莫迪先生作為國家領袖的時候,他是刹帝利;當他引領我們的精神的時候,他是婆羅門;當他帶領我們走向經濟成功的時候,他是吠舍;當他艱苦樸素的時候,他是首陀羅。

賤民呢?不好意思,看起來,答案作者根本就把賤民給忘了。

謝利尼瓦斯認為,今天的這些「種姓政治」是種姓制度的「化身」,是種姓制度變換了它的形態。用我們熟悉的譯法,它是個「阿凡達」——它看上去像是在沿用傳統種姓的一層皮,內裡確是另外一套東西。看上去大家還在就「落後」和「歧視」爭論不休,但在背後運作著的,根本就是一整套跨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本身——假如我們要追問印度學者的研究對我們有什麼裨益的話——也許早已跨越了文化和種族,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現象——我們身邊並不存在種姓制,但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未必就不是另一種「種姓制」問題;印度的種姓問題相當棘手,但他們的問題,很難說不是我們自己正在面臨的。

(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責任編輯:Signifier,May)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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