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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脈市場經濟的精神分裂症

2016/3/7 — 11:35

【文:陽和平】

破土編者按:我們為《勞動合同法》以及勞動者權利進行全方位多角度正視聽不能停!今天請來陽和平老師用最簡單易懂的語言,通過剖析資本主義微觀和宏觀本質上的矛盾,解釋為什麽「中國夢不能建立在血汗工廠上」。

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至今都快八年了,不但它的陰影不散,新的一輪更大規模的危機卻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把他們對付經濟危機的所有手段都幾乎耗盡,空前的巨額財政赤字加上長期的近似零利率仍然無法克服資本主義本質性的生產過剩危機。由於階級的偏見和對市場的迷信,他們一再地拒絕承認危機是生產過剩造成的,因而不可能主動的去產能,他們就只好依靠吹更大的泡沫來克服由泡沫經濟造成的危機,真是黔驢技窮,飲鴆止渴。
面對來自新的一場更嚴重危機的威脅,國內各界人士就國家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觀點爭持不休。國家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問題本文暫且不談,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一個致命謬誤就是混淆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在邏輯上的區別。它所鼓吹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在微觀上看似「理性」的行為在宏觀上往往是致命的。雖然新自由主義對付危機的理論已經破產,在實踐上被西方列強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所替代,但是它的幽靈還在回蕩,陰魂不散,在中國還有一些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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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西方,中國執政黨的高層,由於很多人學過《資本論》,懂得危機是生產過剩所致,明確表示對付此類危機的根本辦法是割肉般的主動淘汰過剩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但是仍然有些政府官員還是自覺不自覺地為已經到來的經濟危機開出新自由主義的處方。比如他們認為,《勞動合同法》是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或妨礙經濟復蘇的一個障礙,因而他們要求對該法進行修改,以便使得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這一派較有影響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位部長級的政府官員。
作為一個堂堂世界第二大經濟國的部長大人,此人有時說話的視角倒像個小老板。他近期對《勞動合同法》所發表的一些言論就明顯的忽略了市場經濟微觀上的「理性」行為在宏觀上往往是非「理性」的。比如,一旦明天開始老百姓突然勤儉節約起來的話,那麽這就會造成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大量產品就會普遍滯銷,使得眾多企業不得不忍痛裁員,老百姓的收入反而會觸底,宏觀經濟面臨崩潰。同樣的,單個企業壓低工人的工資有助於本企業的利潤,但是眾多企業同時打壓工資,反而使得內需不足,宏觀經濟不景氣。這是資本主義微觀和宏觀本質上的矛盾,或曰市場經濟的精神分裂症。

私企老板從微觀出發,因而目光狹窄有情可原,但是作為一個政府官員,尤其是一個大國的部長級官員,從宏觀視角上看問題本應是他的職責,他卻偏偏喜歡鉆牛角尖,以點帶面,誤以為微觀上的「理性」行為意味著宏觀上也是「理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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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官員,為了討好有權勢的「選民」,時常會推行一些有損於資本主義整體利益的措施,比如美國2008年以前放松對投行經營行為的制約直接導致了次貸危機。但是作為一個特色國的政府官員,其實他並不需要擔心有權勢「選民」的抨擊,本應有足夠的獨立性,可以更方便的從宏觀視角去看問題,但他卻如此缺乏全局眼光。要解釋這個現象,除了資產階級本能的偏見以外,很難。

這是因為,即便一個有長遠眼光的私人企業家,他也不會太多的從宏觀視角去看問題,他首先是對自己的利益負責,不可能為階級的利益著想。因而才有了西方國家的那些從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智囊團、學者和政客等群體。從統治階級的宏觀利益出發才是每個政權的根本義務。從這一點看,這位部長大人不像是個高明的官員。

今天,面對著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一般經濟學家的處方普遍地主張提高內需,但是這位部長大人卻說:「現行的用工制度脫離勞動生產率,工資剛性上漲。最近十年,特別是最近八年,工資超過勞動生產率兩三個百分點,使得我們競爭力越來越不足。」

如果確實中國勞動力的「競爭力越來越不足」,那麽中國的貿易順差理應下降才對。但是事實上,除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影響以外,就從這幾年貿易順差持續上漲的趨勢來看,中國勞動力的「競爭力」並沒有「越來越不足」的跡象。這是其一。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5

其二,如果沒有這幾年工資的大幅上漲,內需會更加不足,生產過剩的危機會更提前地到來。

其三、這幾年工資上漲的幅度如果大的話,也和《勞動合同法》無關。被政府和部長大人力推的城鎮化才恰恰是這幾年工資大幅度上漲的根本原因。微觀上,城鎮化給予地方政府大量的土地財政資金,但是宏觀上,它大大提高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工資不上漲,城鎮化無法實現。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通過力推城鎮化,直接「葬送了」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其四、勞動制度越不靈活,企業越註重於使用機械化、自動化、機器人來替代勞工,反而有助於總體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比如,美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建立在高工資高增長上的。其原因就是因為它長期的勞動力短缺,迫使雇主使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反而促使了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再有,當今的德國也是個高工資的制造業大國。

但是,歷史上,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往往是通過工人階級的頑強鬥爭來實現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接受比如八小時工作制度、公共衛生和醫保、社保、失業救濟、義務教育和其他等等的所謂「福利國家」制度主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妥協,而是這些制度有助於克服資本主義微觀上的「理性」行為在宏觀上造成傷害資本主義制度的「非理性」行為。

被美國資產階級一度痛斥為「社會主義」的羅斯福新政,比如工會法、勞保、失業救濟、最低工資標準等等,看起來是替工人著想的政府措施,恰恰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範圍經濟危機最困難的時候通過工人階級的浴血奮戰才頒布的。正是這些措施減緩了生產過剩危機的惡性循環,拯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

雖然在微觀上,老板希望工人的勞動時間越長越好,但是在宏觀上,相比超強的勞動時間,八小時工作制即保障了相對高效的勞動生產率,又給予勞動者一定的消費時間,使得「可持續剝削」成為現實。起先資產階級強烈的反對八小時工資制。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頑強抗爭,資產階級發現其實八小時工作制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普遍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資本的利潤並沒有什麽損害,反而利大於弊。

同樣的,社保、失業救濟等等的措施,雖然在微觀上使得勞動力成本提高,但是在宏觀上,它使得勞動者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費水平。尤其是在經濟下滑時期,失業救濟可以減緩由於消費不足造成的惡性循環。再有,成本的提高不等於利潤的下降。社保、失業救濟等措施其實並沒有減少資產階級總體的長期利潤,卻減少了社會兩大階級沖突的「維穩」成本。所以,雖然社保、失業救濟等等的措施是工人階級在大蕭條時期,通過激烈的流血鬥爭才獲得的「福利」,但是資產階級後來反而學會了充分利用這些措施來進行宏觀調控,緩解了經濟危機的頻率和幅度。

公共衛生和醫保也有類似的效果。一方面,由於病毒傳染不分階級(一人得非典,全國都恐慌),不能因為人窮沒錢就允許疾病泛濫,因此才有公共衛生的投入。另一方面,醫保減少疾病,有利於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進而抑制工資的上漲。

總而言之,資產階級在市場上的競爭最怕的不是大家的成本同時提高,怕的是「不公平」的競爭,怕的是有些人不按照規矩辦事,怕的是胡來的把守規矩的給擠了。

當今的中國正在崛起,但是中國夢不能建立在血汗工廠上。宏觀上,低工資妨礙著高科技的發展、推廣和應用,阻礙著中國經濟的轉型,不利於中國夢的實現。這次經濟危機的到來與其像部長大人所說的那樣是《勞動合同法》造成的,不如說是工資的增長不夠快造成的,否則不會有那麽多的產品買不出去,不會有生產過剩的危機。資本主義宏觀上的邏輯往往就這樣和微觀的邏輯恰好相反。

既然官方要主動的砍掉大量過剩的產能,就有個誰砍誰家產能的問題,內部矛盾必然激化。此時一些官員出來講一些老板們喜歡聽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扮演一個唱紅臉的較色,安慰一下那些即將要被淘汰了的老板,倒也算個高明的決策。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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