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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的黑暗秘密

2015/4/6 — 10:36

徐順全2013年出席挪威奧斯陸自由論壇 (Oslo Freedom Forum)擔任講者。 (Oslo Freedom Forum視頻截圖)

徐順全2013年出席挪威奧斯陸自由論壇 (Oslo Freedom Forum)擔任講者。 (Oslo Freedom Forum視頻截圖)

幾年前,在新加坡一個高級商場角落的咖啡廳,我訪問新加坡的知名異議人士徐順全。

他在1992年成為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之後多次參與選舉挑戰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也多次挑戰法律舉辦遊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2001年,他因為批評李光耀和總理吳作棟,被告誹謗,幾年後被法院判定必須賠償台幣一千萬左右。2006年,他因為「無准証演講」被判有罪,但拒絕繳罰款而選擇入獄五週。也在那一年,他被法院宣告破產,無法參與之後的選舉,也不能出國。
他的小孩在身邊快樂地玩著,光鮮亮麗的商場中的行人開心地購物著,他們不會注意到,在這個角落坐著一個新加坡的黑暗故事,在全世界都很少被訴說的新加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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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過世後,各種賦予他巨人、傳奇的頭銜不斷在空中飄揚,新加坡的奇蹟故事也不斷地被訴說。

李光耀確實創造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奇蹟國家,一個奇異的政治經濟體。這個國家從官僚到馬路都乾淨整潔,政府對人民的「微控制」與高度現代化的背景,常常讓人想起某種科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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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自己驕傲地認為,新加坡的模式是成功的,甚至是被人民廣泛接受的 — 很多人相信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之間有著這麼一種社會契約,他們讓渡了某些自由(政治自由或是吃口香糖的自由)來換取一個高度發展的美好社會,而這個社會契約的表現在人民行動黨一直在競爭性選舉中獲得選民支持。

的確,即使不少人批評新加坡模式或者李光耀主張的亞洲價值,但這些批評常常預設了新加坡人真的對此種發展模式有共識。但這恐怕是對新加坡的重大誤解。

新加坡人真的都接受、認可這個「新加坡模式」嗎?

回顧二次戰後,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是全世界最快速經濟成長的經濟體,而被稱為東亞四小龍。八十年代,台灣和南韓開始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卻仍然維持威權體制。此後這兩個地方經濟依然成長,然而,他們也恰好是全世界已發展經濟體中最貧富不均的兩個地方。
這是意外的巧合嗎?

李光耀說他最重視人民的生活與福祉,但新加坡的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長期維持在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之上,並已從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年,更是不斷惡化。顯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過的更好,而且是好的非常非常多。2013年,一個新組織「新加坡人對抗貧窮」(Singaporean Against Poverty)成立呼籲新加坡人重視他們的貧窮問題。他們說:「我們要大家思考新加坡的窮人。他們是誰?為什麼他們要過那樣的生活?他們如何生存?我們希望展開一場對話。」

問題是,這個對話為何在過去無法展開?民主體制在理論上會比獨裁體制平等,因為勞工可以透過組織、透過抗爭、透過選票,去影響制度與政策(雖然現實上金權政治往往抑制了這個勞工行動的可能)。在新加坡的半威權體制,一方面對表達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打壓,當然讓體制的受害者無法表達他們的聲音,另方面新加坡雖然有選舉,卻這選舉卻完全表達民意。

這涉及新加坡模式一個比較少人理解的祕密:長期來都有相當一部分民眾對體制不滿,甚至已經表現在選票上,但是因為選舉制度的扭曲,讓這些選票無效。(時代雜誌在李光耀的訃聞說,人民行動黨長期大勝,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執政成績,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掌握大多數資源--這是忽視有許多新加坡人其實不滿執政黨,但是因為下文的制度性原因無法呈現。)

從1980年代以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拿到的選票比例都是三分之二左右,或者說有三分之一的民眾是不滿的,但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性, 人民行動黨的席次都超過九成。如1984年,反對黨新加坡民主黨和工人黨拿到超過百分之三十的選票,卻只獲得國會79個席次中的兩席;且由於此次選舉對人民行動黨的警訊,他們更修改選舉法律,增加「集選區」,讓反對黨更難選。1991年人民行動黨得票再創新低,拿到 60.97%.的選票,卻囊括81席次中的77席。2006年大選,他們獲得66%的選票,拿到84個總席次的82席。最近一次大選,2011年,人民行動黨獲得五十年來最低的得票 — 但即使它們只獲得60%的選票,卻仍贏得87議席中的81席,但這個席次已經是反對黨歷史性的勝利。

一個國家有三到四成的人長期對執政黨不滿,很難說這個國家是接受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統治或甚至和人民之間的契約。更何況,這三成多不滿的選票是在反對黨和媒體自由都受到嚴重打壓的前提下;沒有有力的反對黨和媒體,很難進行更有效的社會組織與動員。(徐順全最了解這個,因為他付出了很高代價,而他當然不是唯一一個受害者。)在選舉時執政黨還有另一種對選民威脅:如果某選區選出反對黨,該選區將會獲得較少資源。李光耀在2011年大選前就威脅特定選區,如果人民行動黨失敗,他們會後悔。更嚴重的是,新加坡仍保留殖民政府的國家安全法,限制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在2011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遭到歷史性的挫敗,部分原因是因為社交媒體的來臨讓反對者有新的動員與傳播渠道,執政黨也表示他們聽到了這些反對聲音。這幾年他們確實也開始了稅制和福利改革,顯然,民主競爭確實有助於改革社會不平等。

當李光耀過世後,政府決定將原來唯一合法的示威地點「芳林公園」改成悼念地點,禁止任何示威行動時,且一個十六歲的青年會因為錄製視頻質疑李光耀而被逮捕時,這只說明這個新加坡模式的虛假與脆弱 —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其實是強迫建造起來的模式受到任何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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