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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下的澳大利亞勞工政治

2015/8/6 — 10:57

【文:凱文(破土獨家撰稿人)】

【破土編者按】近期破土推出了一系列有關新自由主義批判系列的文章,但主要集中於純理論的介紹和分析。此外,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澳洲工人運動蓬勃發展,但國內有關澳洲勞工運動的文章屈指可數。因此,破土特推出此深度好文為大家展現新自由主義對澳洲工人運動的影響,以及現階段澳洲工人運動面臨的困境。這篇文章的意義還不僅限於此,澳洲工人運動面臨的許多挑戰同樣也是中國工人正在遭遇的,這篇文章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工人運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前不久,一條有關年輕女工被老闆非法解僱的勞工新聞引起了民眾的關注。這名在墨爾本一家連鎖快餐店打工的女大學生,被老闆以頂撞上級為由解僱。但媒體追蹤報導發現,真正的原因是她和一群員工挑戰了僱主的非法用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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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起源於幾個月前,這家快餐店的一名男員工因工作時喝了店裡的飲料而被辭退。快餐店的工人們其實早已不滿老闆要他們高強度地工作卻只給少得可憐的工資。當他們得知這名男工被辭退的事情後非常憤怒,開始討論和商量對策。這名有着社會運動組織經驗,同時也是服務業工會會員的年輕女工,成為了此次行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工人們隨即開始翻看相關的勞動法規,發現不僅老闆解僱那名工人是違法的,同時老闆也沒有依法支付工資和加班費。隨後工人們向老闆列出了具體的要求,包括重新僱用那名男工,以及依法支付工資。雖然僱主開始答應了,但很快就杳無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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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通過工會的宣傳與媒體的報導,老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不得不按照法律,重新與所有工人簽訂勞動合同。而現在這名被辭退的女工,也由工會代理向法院提起訴訟,希望重新奪回自己的工作。

對於這群年輕的工人來說,這一結果已經是出乎意料的勝利。這個勝利不僅體現在工資的提高,而且也體現在提升了工人群體的自信。但這樣的故事在激勵我們的同時,也暴露出近三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澳洲的勞工運動徘徊在低谷。

工人運動與新自由主義 

自從十八世紀末歐洲開始對這片新大陸進行殖民統治,澳洲就開始出現不同形式的工人集體抗爭。進入十九世紀,各種行業工會紛紛成立,並且慢慢形成了工人運動。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由建造墨爾本大學的石匠抗爭而得到的八小時工作制。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工人運動呈現出高度組織性,各州逐漸萌生出工人的政治性組織,最終形成了代表工人的聯邦政黨:澳大利亞工黨。

作為工人運動的政治延伸,工黨的目的是參與到國會民主政治中,通過民主選舉以及國會立法的形式,來保障工人的權利。工黨在1904年便贏得了聯邦大選,組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黨政府。在政治主張上,工黨和歐洲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相似,都試圖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進行社會改革。工黨的工人運動根源,體現在其國會代表大多都有工會背景。其中不少是工會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還有一些是為工會工作的律師、研究員。

但在七十年代全球範圍內經濟衰退,資本積累利潤率下降的情況下,與很多西方國家一樣,澳洲選擇了逐漸實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中,將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與保守主義的英國撒切爾夫人以及美國的里根總統聯繫起來。但在澳洲,最早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卻是在工黨執政下的政府。

這看起來很矛盾,但事實上,正因為工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以工會為首的工人遠動,所以更容易得到工會對改革的支持,並且避免如果是保守黨實行同樣改革時會遭受到的工會阻礙。正是在八十年代的霍克工黨政府下,澳洲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並被之後的工黨以及保守主義的自由黨政府延續到九十年代。這個在澳洲被稱為“經濟理性主義”的改革,試圖說服工會,通過使生產效率與工資掛鉤,犧牲集中工資調整制度,由各企業協商工資,來換取工人工資的增長。

新自由主義的實行,不僅瓦解了七十年代達到一個高潮的工人運動,而且導致了工會覆蓋率的直線降低。雖然澳洲仍有許多工會,但工會入會率從七十年代的50%,一直降低到現在的17%。在私營經濟部門,入會率已經降到12%。換句話說,對於絶大多數工人,尤其是年輕工人來說,他們從未加入過工會,很可能在未來也不會加入。

但澳洲工人運動削弱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經濟政策以及僱主的反工會態度。工會越來越失去作用,也是導致很多員工不加入工會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會官僚化

雖然在表面,澳洲眾多的工會組織,以及全國的工會聯盟,可以聚合產業和地區工會的力量,來組織和協調勞工運動,並且對政府政策進行影響。但事實上,維護工人的利益,不是行業工會或者工會聯盟的唯一考慮。其組織結構以及其與工黨之間的緊密關係,使得工會組織趨於官僚化,以及在政治上趨於保守。

在組織結構上,脫離了生產並且與工人疏遠的全職工會官員,在乎更多的是工會運行的穩定,而長期的罷工與持續的不穩定,會導致政府與僱主對工會的攻擊,對工會的生存造成威脅。而工會與工黨的緊密聯繫,也導致工會將協助工黨在選舉中取勝放到工作的首位。而很多工會領導人最終也進入了國會,更加直接地將工會拉近在國家機器身邊。因此,工會在政治上會被工黨以及國會政治的邏輯嚴重牽制。

工會遇到的這種雙重角色的矛盾,在2007年澳洲聯邦政府選舉中,表現得很明顯。

當時執政的自由黨聯合政府,在任期間試圖改革澳洲的勞動關係制度,提高個人合同的使用率,逐漸代替集體合同。在集體合同下,工人的勞動合同由工會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但在個人合同中,工人需要以個人的形式和管理層去協商。對於一小部分高技能和富有經驗的工人來說,可能會得到一份更好的合同。但是,對於大多數工人來說,個人的談判力遠遠不敵僱主,很容易為了保住工作而放棄福利以及接受更低的工資增長。同時,這也會更加削弱工會的力量。

澳洲工黨和工會組織就此進行了大量的批評,並且動員民眾在2007年聯邦政府選舉中,投票給工黨。民眾對於新的個人化合同的不滿,使工黨在選舉中壓倒性地擊敗了自由黨聯合政府。但選舉後,工會停止了動員。即使在之後的幾年,工人利益受到衝擊時,工會聯盟也只是把精力放到組織選舉上。工會的動員變得和選舉週期,而不是工人的需求,緊密連接起來。

圍繞集體談判的抗爭

這並不代表工會沒有在維護工人的權利,也不代表工會裡缺乏熱忱的工人組織者。事實上,有很多工會組織者,在資源很少的情況下無償地在為保護員工利益而付出時間和精力。但這些組織者往往會受到工會結構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限制和阻撓,往往只能在極度受限的情況下,爭取工資上的微薄增長以及員工的福利逐步提高。

經過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當前員工解決勞資糾紛的主要形式,是在有工會存在的工作場所,每幾年進行一次工會與僱主的集體談判。集體談判期間,雙方會在現有合同以及現行法規的基礎上,擬定一份適用於未來幾年的集體合同。當長時間談判無果時,工會可以選擇通過會員投票,來決定是否發起集體罷工。在談判期間,罷工是獲得法律保護的,僱主也不允許懲罰罷工參與者。

但澳洲的法律同時禁止在非談判期罷工,包括自發的罷工,或者支持其他工會和工人的罷工。例如,澳洲的建築工人工會,在近年因為抗議工地對安全的忽視而進行的罷工,被告上了法庭,並被宣判受到上百萬澳元的罰款。利用嚴格的法律約束,澳洲的勞動關係模式使勞資的問題,主要以集體談判的形式來調解。在提供一個穩定的調解途徑的同時,工人抗爭的形式也被這樣限制在了集體談判的框架內。這就讓工人在大多數時間裡無法使用他們最有力的武器:罷工。

勞工運動的挑戰

能參與到集體談判的員工一定程度上是幸運的,因為大多數工人是得不到工會提供的保障的。在澳洲,工人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也是全球勞工運動都在面臨的挑戰,是工作中臨時工的大量增加。很多企業為了避免全職工人帶來的經濟負擔,以及解僱全職工人時複雜的程序和賠償,選擇僱用大量的短期工和臨時工。尤其是在服務業,行業工會很難有效地組織和代表工人的權益。

那應該如何面對這個挑戰呢?對工會的批判,強調的並不是工會的無用,或者不應該加入工會。相反,我們應該正視工會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下的矛盾,並且強調只有通過更多工人的積極參與,才能將工會推向工人這一邊。

一群年輕的快餐店工人因為敢於與管理層對抗,來保證法律上對最低工資和加班費的要求,使所有工人都受益。但更重要的是,這提高了他們的自信,並且展示了不管法律或者工會怎麼樣,最重要的是員工自己發動組織起來,來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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