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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築戰勝地震了嗎?

2016/5/5 — 12:15

最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起香港人。他說他不了解為什麼香港人看待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時,總喜歡將日本神話化。在他眼中的日本,無論在社會或文化方面,都充斥着各式各樣的瘡疤和謊言。當時日本熊本縣的地震剛剛發生,社交媒體上到處都可以見到一些推崇日本抗震救災能力,甚至一些「日本人面對災難仍然很有秩序,他們的教育和公德真是很高尚」的論調。所以當我這一位朋友如此說的時候,實在令我很驚奇,亦發現了原來我們(包括筆者自己)似乎從來沒有認真的思考一些我們對於日本根深蒂固的想法,甚至往往將日本直接定義為東亞文化之中最為高尚,最為進步的民族。日劇 Legal High 中,古美門律師一直抗衡的,正是這種在日本國內,將一切事情童話化、正面化的思想習慣。正能量的幸福感,畢竟是很好的安慰劑。

這樣的習慣,很容易令我們在閱讀日本的課題的時候進入了一個盲點,不能看清楚潛藏在背後的景象。就如日本歷史學家宮脇淳子所言,日本自從二戰以來,在各個方面都有劣化的情況。事實上,這種看法在日本知識分子之中並不罕見。在日本社會之中,危機感一直都驅動着社會的發展的動力。日本之所以得到今時今日的地位的,靠的是不斷的自我檢討,而並不是以偏概全的神話。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熊本城在今次地震之中受損輕微,於是我們就急急下定論,說日本的傳統建築技術戰勝了地震。事實上,這座熊本縣著名的城堡,是60年代用石屎重建的建築。其間亦不斷加固以及引入一些防震技術,以保護和延續這個熊本縣的標誌。屋頂上的瓦片,在地震之中脫落。有不少媒體都報導指,這情況是設計者預先的計算,以減輕重量的方式令主體建築在地震中減少擺動。其實瓦片脫落,是因為日本傳統陶製瓦片質素並不高,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換。所以傳統的造法,從來都只是用泥巴將瓦片貼在屋頂上,而並非釘在屋頂上,令工匠可以更容易更換瓦片。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我們將日本神話化的習慣,已經令我們的閱讀,大大的失去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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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日本的社會確比很多東亞國家進步。一直以來,日本社會都是以科學化的方式,來減輕地震中的傷亡。其中關鍵,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大地震過後,過分擠迫的東京及橫濱地區發生大火。在某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因為強烈對流而引起的火龍捲。災難過後日本政府成立了「帝都復興會」(從名字可以想像得到,它還肩負著將東京建設為大日本帝國中心的任務),大力取締貧民窟建築,並且從三藩市1906年大地震的經驗,決定訂立非常嚴謹的防火法規,以改善所謂的不良建築。在社區的層面,嚴格地控制街區的密度,規定每隔一段距離,就需要設置一個小公園,作為避難之用。由政府資助的學校重建,大規模地用上鋼筋混凝土,改善結構和防火性能。這一系列的改良,撇除了背後的帝國主義不談,其實都是因為關東大地震的慘痛教訓所催生的,還關係到大正時代日本地主和政治家之間的角力。當中的各項歷史因素,並非甚麼高尚的情操,亦非單純以道德就可以妥善解釋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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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Benedict 所著的經典日本論述-「菊與刀」-認為日本社會由「恥感文化」(Shame Society) 所推動。人民被灌輸一種羞恥的慨念,所以經常表現出將群體放於個人之上的行為。「菊與刀」後來受到不少批評,Ruth 將整個大和民族單一化地定義為「恥感文化」,似乎有點武斷。現代日本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充滿矛盾和斷面的課題。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並不可以片面的,將事情了解為單純地由道德情操使然。內地民眾近年喜歡將日本矮化,往往給予「小日本」的稱呼。這種受民族情緒軀使的行為固之然是愚蠢,但是盲目地將日本文化和社會吹捧至道德層面,實際上亦是受民粹使然的思想習慣。對於了解日本這個課題,並沒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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