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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眼中的星港雙城記

2015/3/23 — 19:26

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務問題,也不管群體利益。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這就是港新之間的天淵之別。我們非是個國家不可,否則無法生存……但是一談到活力和幹勁,新加坡人永遠趕不上香港人。

─ 李光耀(《經濟騰飛路 ─ 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新加坡與香港,是李光耀口中的「雙城記」。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方面,兩座城市一直在相互較量、競爭的同時,彼此學習。

對港人而言,星港兩地最大的分別,是新加坡是主權國家,可自己決定發展路向,但香港則處處受制於中國。在李光耀眼中,香港背靠大陸的經濟優勢,新加坡無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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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世界來說,香港和新加坡是兩個相似的華人城市,規模大小也差不多。對我而言,兩地顯著的差別不少於彼此的共同點。香港土地面積比新加坡大一倍,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無論政治或經濟環境都是一片灰暗,純粹依賴大陸的自我克制作為生存條件。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隨時會開進來。但是,即使變數再大,即使有著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榮興盛起來。新加坡當時沒有面對如此慘淡的局面。

…但是跟香港不同,我們沒有大陸源源湧來的150萬難民。也許如果能吸引到這一股難民潮,以及隨之而來的最出色的企業家和最勤奮耐勞、足智多謀,幹勁十足的人才,我們就能擁有同樣的額外競爭優勢。…(香港)有中國作為腹地,在經濟上它幾乎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跟資本主義世界非共產黨國家進行貿易的中介。

李光耀曾透露,自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來,李光耀差不多每年都到訪香港;不論在演說或著作中,李經常都會提到訪港時的這段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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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獨立以後,我幾乎每年都會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有什麽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把香港當做獲得靈感和啟發的源泉,從香港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刻苦奮鬥的社會能有所作為。…香港人勤奮,貨品價廉物美,服務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帶我到一家裁縫店定做兩套西裝,讓裁縫師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試穿新裝,裁好的西裝當晚就送到船艙。這是新加坡裁縫師傅所無法做到的。

李光耀欣賞香港人的勤奮、擅於克服困難、可迅速自我調整,「香港人在每一次受挫後東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欽佩…談到活力和幹勁,新加坡人永遠趕不上香港人。」

批港富二代只懂搞地產

對於香港的富二代,李光耀就不甚欣賞。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中,他提到,早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大批資金充裕、富有經驗的大陸企業家來港,這是新加坡所缺乏的優勢。但他認為,這批富二代、富三代,迷失了方向,90年代起,只是一窩蜂湧去搞地產賺快錢。

在新加坡政府的強政勵治之下,星港雙城多年以來互相競爭。經歷1998年亞洲經濟風暴,星港兩地逐漸走上不同的經濟道路。香港在經濟風暴後,主要靠大陸開放自由行,撐起零售業,政府一方面停推土地供應,支持樓市、經濟復蘇;新加坡則走另一條路,大量輸入高學歷人材,發展科技產業、金融業等,2005年新加坡發出兩張賭牌,終止實施了40年的「禁賭令」,尋找新的經濟動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3年之後,新加坡的人均生產總值(人均GDP),陸續拋離香港。至2013年,新加坡人均GDP達5.5萬美元,較香港3.8萬美元的數字,高逾四成。相比新加坡,香港欠缺完整的人口、移民政策,1997年以來,香港主要的人口增長為單證程移民,由大陸政府牢牢掌握審批權,香港全無自主權可言。2003年,政府引入「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即投資移民計劃)」,但計劃最後只是吸引大量資金湧入樓市,被視為炒貴樓價的元兇之一。

有「中國通」之稱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認為星港之爭,敗於移民,他直指香港新移民量多,但質量不高,相反新加坡特別注重引進外地優秀人才,挑選全球優秀人才到新加坡就業。

移民政策星港差異大

但為支持經濟發展,新加坡大量引入的外籍勞工、外籍專業人士;2012年,其時已退下火線的李光耀呼籲民眾接受:「不管你喜歡與否,除非我們生育率增加,否則就要接受外來移民。」新移民差不多全民參與工作,搶高樓價,與本地人爭奪工作機會,引起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緒,2013年02月,新加坡出現罕見有反政府示威集會,四千人冒雨上街抗議輸入移民政策。

星港兩地均銳意發展金融業,新加坡在外匯市場、資產管理市場的發展,均較香港成熟。新加坡在2013年首度超越日本成亞洲最交易量最高的外匯交易中心。受惠國企、中資股上市潮等,香港在股票市場的規模、成交量等,則比新加坡優勝。新加坡近年屢次推出不同金融工具、稅務優勢等,正面與香港「爭食」。為吸引海外公司赴星上市,新加坡推出商業信託制度,但凡商業信託下的管理公司,新加坡都給予稅務優惠,首10年只需繳納10%利得稅。2011年,李嘉誠旗下的和黃將中港碼頭資產,分拆為商業信託(Business Trust)上市,集資逾400億元,就棄港取星。

步入後工業時代,除了發展金融業外,新加坡比港更積極動用政府資源,支持、發展科研。由新加坡總理直接統領「國家研究基金會」,負責統籌政府不同部門的科研機構,包括科技研究局A*STAR,資助、選取有潛質的科研項目,當項目達到一定成熟程度,才推介予初創企業,由企業接手推出市場,變相為科研項目「包底」。

在國家之手積極推動下,新加坡在不同的創新科技行業,成績相當顯著,新加坡目前的生物醫藥業總產值,佔全國生產總值約2.3%,新加坡亦成功吸引葛蘭素等多家跨國公司赴星成立科研中心。反觀港府推動的數碼港,淪為地產項目;成立多年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科技園未見有效推動本地科研行業發展,卻被屢揭醜聞。2007年,審計署揭發應用科技研究院大花筒,行政費用高昂,更豪花18萬元公帑邀請風水師睇風水。

 「只有中國允許香港才能生存」

新加坡重經濟輕民主的管治模式,屢成港官口中的學習對象;在越來越多新加坡民眾關心政事的「後李光耀」時代,香港又會步向何方?李光耀對於香港前途問題,有著非常悲觀的預言。

奉行實用主義的李光耀反覆提醒:「只有在中國允許的情況下,香港才能生存並繁榮發展」;香港的前路,唯北京有主導權。1992年,李光耀在港大演講,被問到是否同意香港值得有民主,李光耀如此回應:「香港值得有民主,但最終在現實世界,我們不一定能得到我們值得擁有的東西。」

鑑於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相似之處、以及李光耀的成功管治經驗,李成為英國政府的參考對象。80年代初中英展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曾與李光耀討論香港問題。而麥理浩、衞奕信及彭定康等多任港督,亦在赴港上任前,專門到新加坡向李光耀取經,暸解李治理華人城市的手腕,如麥理浩赴星參觀公共住房,望改善香港住屋條件,並參考新加坡反貪法規在港肅貪。

1987年上任的衞奕信,則會見李光耀了解新加坡獨立的經過:

「我告訴他(衛奕信),我們的條件不一樣。我們原已併入馬來西亞,而後意外地取得獨立,以致我們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維護香港利益的同時,還必須了解中國,學會同中國領袖共處。」

李光耀從香港回歸前的民主轉型爭議中,看到了新加坡的相似之處。李光耀認為,西方國家力推香港民主、抨擊新加坡專制,真正關心的並非兩地人民本身,而是這可以對中國帶來什麼影響。

…香港主權由英國歸還給中國的問題,成了中美之間在人權和民主課題上爭論的焦點。…美國同中國牽扯上香港的「民主」問題,著眼點不在於香港的前程,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同樣,美國自由派分子批評新加坡,也並不因為他們關心300萬新加坡人口的民主與人權,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給中國樹立了錯誤的榜樣。

李光耀一再強調香港前路由中國決定,但他亦看得清楚,在中國的主導下,香港的前程幾已注定,「再怎麼費盡心機都徒然」;他認為要確保香港繁榮,港府只可順應中國,在了解中方的同時,學習如何從中爭取空間「保護香港」。

北京不會希望香港成為中國的政制榜樣,只希望香港成為經濟榜様。若香港因民主與自由市場結合而繁榮,將對中國政制構成挑戰。為何北京同意五十年不變,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較好嗎?非也,北京同意是因為香港有經濟價值。

換個講法,五十年後,你覺得北京會否允許香港與廣東仍有分別?

1992年無綫新聞訪問

再怎麽費盡心機都徒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可能不以中國利益淩駕一切的要求,順應行事…要使香港繼續繁榮發展,最好的解決辦法正是讓香港行政人員和有潛質進入領導班子的人士,認識和了解中方領袖,並學習如何保護香港的特殊需求。

在回憶錄香港一章的結尾,李光耀如此總結:

「香港領導人必須調整政策和立場去爭取北京的支持,惟有這樣才能促進香港的利益。」

 

除另註明,文中引文來自《經濟騰飛路 ─ 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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