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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2015/3/25 — 19:02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李光耀是誰,一提到新加坡,便會立即聯想到他。對他的印象,大致有兩類:一是他很獨裁,新加坡因而缺乏自由,二是他是明君,將新加坡作為小國的不可能變成可能,沒有他就沒有新加坡今天的繁盛,由此成為「國家沒有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與經濟表現」的成功代言人。後一種觀點,對中國大陸來說特別受歡迎,也很有興趣將這種「新加坡模式」應用到香港。

新加坡已無真正公共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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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加坡」已成為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導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的「公共房屋」想像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裡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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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 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 — 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推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也有愈來愈多的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當五十週年國慶臨近之際,新加坡在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 — 主要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and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The Papers of Lee Kuan Yew: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Dialogues 1950–1990 and 1990–201 1 — 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

新加坡發展的三大迷思

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辦「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著「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 (Hong Lysa) 與羅家成 (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 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 (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 “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2013年,新加坡網站the Independent一篇題為Singapore Myths的文章,也挑戰了官方歷史論述中暗含”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 men”式的英雄史觀。

文章指出新加坡發展的三大迷思:

1. 新加坡的國家發展並非只靠李光耀一人,還得力於他的幕僚;

2. 新加坡的公共房屋計劃早至英殖時期的1927年已經開展;

3. 新加坡並非資源匱乏,其海港與處於戰略位置便是星國的重要資產。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 — 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怎樣的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小國精明外交  生存關鍵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能夠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又或如夾在法國與西班牙之間、人口只有8萬的小國安道爾,議會享有自主,卻奉法國與西班牙為共同君主,藉此借力打力、平衡兩國勢力,以爭取更多生存空間。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

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語)。例如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說:「在職期間,我閱讀及分析李光耀的每一篇演說。他一直都能穿透宣傳的迷霧,非常清晰地表達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不講意識型態  奉行實用主義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

1. 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

2. 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份;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用李光耀的話說:

「We had decided soon after independence to link Singapore up with the advanced countries and make ourselves a hub or nodal point for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ir activities. To attract such capital and human resources, Singapore set out to promote conditions and facilities better than those found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A consciousness of an innate vulnerability has promoted a culture of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which Singapore has excelled.」

這個政策思路大致上沿用至今,2013年主張積極引入外地人口、引起本地人不滿的人口白皮書建議,便是由此而來。

手腕靈活  廣結善緣

另一個增加新加坡身價的方法,是靠李光耀建立起區域乃全球事務專家的聲望,很多政治領袖都會參考他的意見。與大國打交道時,新加坡手腕靈活、願意廣結善緣,但亦不忘維持自己的獨立政治身份與主見、不流於大國附庸。

因著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1967年李光耀對美國尼克遜說,與中國交往利處多得很。但新中交往僅限於利潤很大的經濟聯繫之上,而且只要有中資機構犯了新加坡法規,新加坡也不一定會留情;60年代末,新加坡就起訴了中國銀行的新加坡支部。去年,李光耀更在《福布斯》發表文章,主張美國留在亞洲,以平衡中國的崛起。與中共保持一段距離,其實也有不得失美國、繼續吸引西方投資的考慮。

  李光耀的治國思維,很受日治時期影響。他曾說:

「日本人入侵新加坡是我一生最大的政治教育,因為在三年半之內,我目睹權力的意義,以及權力、政治和政府如何結合,而且我也了解,人們陷入權力局勢時,由於必須活下去,將會如何反應。今天,英國人在這裡,是無法撼動、全然當家的主人;隔了一天,曾被我們瞧不起,譏笑是矮個子、發育不全、目光短淺斜視的日本人竟然取而代之。」

「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

即使今天中國已今非昔比、李光耀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分享優越地位,但李光耀沒有沉醉於現今流行的「中國熱」想像,對中國未來的分析仍然相當冷靜:

「從中國的輝煌紀錄直線推演並不實際。中國的前途面臨的內外障礙,遠遠超過大多數觀察家所認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治理問題:缺乏法治。今天的中國可說是接近於帝治:這個巨大的國家裡有些小皇帝在一大塊地區施展極大的地方勢力;文化習慣限制想像與創意、鼓勵墨守成規……中文非常難學,使得外國人無從擁抱中國或被其接納,並且嚴重限制了中國吸引、融合外來世界才智的能力。」

「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中國若成為民主國家,則會崩潰。」

星港大不同 :舢舨 vs 萬能插蘇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很多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香港特區政府不能與之相比,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也能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逐漸遠去、經濟講創意產業發展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步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邁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令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政府強勢  國民因循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導:「新加坡能培育出朗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著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等同將原來猶如別具風味南洋沙律的新加坡文化變得淡而無味。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份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寫的是簡體字,他們好像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樹立鮮明的本土意識。按Line Post的引述,李光耀曾經說過:

「讓我坦白的告訴你,年青人,新加坡至今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國家;今天的『新加坡人』只能算是個概念,仍然是一個脆弱的國家,也是還在創造中的國家,要成為真正的國家,或許還需要再40至50年時間。」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 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此為文章增訂版,原文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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