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歐洲難民潮 — 人道主義背後的宮心計

2015/9/10 — 12:34

【文:傅正】

破土編者按:最近難民潮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使得歐洲「民主政府」被迫做出妥協。然而問題是,怎麼處置這些難民?本文作者認為,歐洲面臨了兩種選擇:一、圈塊地把難民養起來;二、通過勞務合同,把難民變為廉價勞動力。前者花費高到令人無法忍受,第二種勢必會搶走公民的飯碗。不管哪種結果都會激化難民與公民之間的經濟矛盾,這種矛盾會以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的方式表現出來。

9月2日早上六點,3歲的敘利亞庫爾德族小男孩愛蘭·科迪(Aylan Kurdi)終於漂到了他的目的地,那是土耳其度假勝地博多魯姆(Bodrum),「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故鄉。小愛蘭的照片著實揪住了全歐洲人民的心,從這個角度看,他死得其所——他的生命引發的人道主義憂慮至少使得歐洲「民主政府」被迫在難民問題上做出妥協。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和評論充斥了各大媒體。然而,這樣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卻被忽略了:吸收了難民之後呢?又該怎麼處置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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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曾提醒人們:

無論雅典的城邦民主還是大英帝國,國家領土上的全部居民並不享有政治平等。在大英帝國治下的四億居民中,有三億以上的人不是英國公民。說到英國的民主、「普」選或投票權和「普遍」平等,英國民主制度下的這好幾億人,有如雅典民主制下的奴隸,毫無疑問是受到忽視的。現代帝國主義創造出經濟和技術發展的許多新的統治形式,其擴張程度有如民主在祖國內部的擴張。各殖民地、攝政體制、託管地、干涉性條約和類似的依附形式,使民主國家今天能夠統治異質的人口,不必把他們變成公民,使他們既依附於一個民主國家,同時又被這個國家拒之門外。這就是「殖民地從公法上說是外國,從國際法上說是國內」這種漂亮說辭的政治和憲法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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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臣民的差別,在民主雅典表現為公民和自由民的差別,在大英帝國表現為宗主國公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在今天,「國內法上說是國外,國際法上說是國內」又體現在公民和難民的差別上!在這段話中,施米特暗示了,所謂的「自由民主」並不只是普世價值,它更是一種現代治理技術,一種通過掌握公民身份,通過調節公民與其他臣民之間界線的統治技術。

「難民」這個身份,本身就意味著沒有固定的政治身份,沒有公民權利的保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驅逐出境!換句話說,難民是可以被任意驅逐而不用經過必要司法程式的「赤裸生命」!政府只要通過掌握決定「他們之中,誰可以晉身為公民,誰會被驅逐」的權力,就可以實現對他們的統治。

我生在中國國企,從小眼見耳聽,知道在一個國有企事業單位,開除一個正式職工需要多麼繁瑣的組織程式,竟至於竟至於領導對不少刺頭無可奈何。而協議工或臨時工呢?只要幹得不好就立馬滾蛋走人。一個「正式職工」的誘餌或一條「被開除」的威脅,就可以讓他們俯首聽命。直到今天,大幅擴大臨時工的比例仍是提高國有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手段。至於富士康們,其競爭效率的根源恰恰在於把所有員工都變成臨時工,都變成不受保護、可以任意開除的「赤裸生命」。

企業如此,國家亦然。如果沒有墨西哥偷渡者,美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靠什麼發財?ISIS給歐洲送來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不用享受或很少享受公民所享有的法律保護和社會福利。「隨時都有可能被驅逐」這一風險又迫使他們不得不玩命工作,對任何剝削和壓迫都逆來順受。歐洲各國政府完全可以轉變思維方式,利用難民處於法律灰色地帶這一事實,通過勞務輸入的方式,將其變為自己的經濟強心劑。

是的,歐洲面臨了兩種選擇:一、圈塊地把難民養起來,但這樣的花費高到令人無法忍受;二、通過勞務合同,把難民變為廉價勞動力。第二種前景同樣令政客們感到恐懼。廉價的難民勢必會搶走公民的飯碗,其結果要麼迫使高貴的公民降低的身份,要麼迫使公民們通過自己的政治特權逼迫政府限制難民。只要歐洲政府選擇了第二種方案,那麼不管哪種結果都會激化難民與公民之間的經濟矛盾,這種矛盾會以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經濟增長帶來的「陣痛」。

通過這種兩難處境,我們不難發現,但歐洲政客虛偽的人道主義說辭背後,隱藏的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的功利算計。然而,人道主義意識形態一經動員,就往往不再受到政客的擺弄。漢代皇帝可以通過「天副人數」坐實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天人之道一經產生,就完全可以成為人民反抗無道之君的革命旗幟。同理,歐洲政客可以通過人道主義掩飾自己的功利算計,但這種人道主義一旦被動員,尤其是一旦被難民接受,就會轉化為他們「無權利者的權利」。它孕育了一個新的反抗主體的可能性,一種不受歐洲政治體制歸化的真正民主的力量。幾十年前,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旗幟,不就是歐洲人的民主意識形態提供的嗎?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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