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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政治傾向、判案 – 論《法官政治立場 主導了裁決?》一文

2017/3/2 —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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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讀報看到將要接任浸會大學副校長的楊志剛寫了一篇《法官政治立場 主導了裁決?》的文章,先談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投票多跟隨自身政治傾向,然後針對七警案得出如此的結論:「相對於佔中違法者所獲得的輕判,七警所獲得的判刑相對較重,這是客觀事實。有理由相信但無證據證明杜大衛離不開美國大法官『98%政治主導裁決』的框框,讓他作為英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立場,影響了他的裁決」。

文中旁徵博引,寫得最後結論振振有辭,但真的如此嗎?法官真的會因政治主導裁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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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此文章嘗試將一個頗爲複雜的課題簡化到一個頗爲偏頗的直綫思維,其實這不利一些思考並不複雜的人去面對問題和解決大家固化思維的問題,這篇文章僅會為一些熱血但對很多事情不加思考的人加添口頭彈藥,讓他們可以大大聲說:「有咩法律啊,都係政治問題,邊個有權邊個話事。」

話説在頭,我認同他說的是每一個人都因爲自身的生活、成長背景、周遭生活而產生了自己一套的價值觀,甚至政治傾向。法官也是人,他們有如此的傾向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們相信的是他的個人操守、法律規範、制度(如上訴機制、公開的判案書)限制,讓他們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必須將忠實地使用現行的法律原則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政治傾向去進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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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香港法律制度下,我們會給法官一些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給他們一些原則、案例,協助他們運用這些自由裁量權從而達到公正的結果,而有自由裁量權就有可能讓法官考慮各類不同因素,而在此時自身的價值觀可能就會有形無形地影響了結果。固然這自由裁量權在結果論上有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如法官在法律許可下有權判一個犯人1-2年的刑期,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法官A判1年,法官B判2年,這固然是不同結果,但是如此的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只要是論述得宜、不超出那法律賦予的範圍其實也是符合法治精神。

説完一堆自由裁量權的東西,這就讓我直接挑戰一下楊志剛先生的論點。

第一,在文中楊志剛先生引用芝加哥大學法律系教授Geoffrey R. Stone針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在「重要案件」中投票意向與這些法官被人認爲所持有的政治傾向(以保守與自由二元劃分)所作研究的結論為其立場佐證,認爲法官有政治傾向,並且很多時候被政治主導裁決。在下跑去查了一查,看了一看,我相信他説的是這篇名爲《The Behavior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When Their Behavior Counts the Most》。(文章鏈接在下面)

在該文獻中,Geoffrey R. Stone在研究至2000年以來20件重大憲法類案件的最高法院決定時發現在2000年至2013年中任職最高法院被認爲是「自由派」的6位法官在這20件的裁決中有97.5%的裁決被認爲是有利於「自由派」的解讀,而被認爲是「非常保守派」的5位法官在這20件的裁決中有98.5%的裁決被認爲是有利於「保守派」的解讀。(p.4)

然而楊志剛先生並沒有在他文中說Stone的研究是針對憲法類案件,而且才拿了20件來作基數,然後有斷章取義地拿了這一段出來支持自己的論點。該文獻的一下段就説,對於另外兩個被人稱作「溫和保守派」的搖擺票法官中,他們有64.5%在那20個案件中的裁決是被認爲有利於「保守派」的解讀。

然後楊志剛先生在引述這些量化數據時並沒有繼續引述Stone在後文嘗試探討究竟法官是否一套解讀憲法的規則、法律原則,從而令到他們在解讀憲法、適用憲法到重要案件時呈現了一套持續的標準。

但在此之前,我想指出楊志剛先生的謬誤。

首先,憲法類案件是與其他日常生活的案件、如刑事案、商業案不同。憲法類案件觸碰法律制度、法治理想的基礎,這些案件處於法律和政治層面的交界,所以不可避免地滲入個人政治考量的因素和可能性會比其他類型的案件大。所以說將Stone的研究無限擴大到其他類型的案件中,我就認爲有點過了分寸,從楊志剛先生的字裏行間看出他想表達的是法官的個人政治傾向甚至影響到刑法類案件(難道他想説七警案是憲法類案件嗎?),但拿一個研究憲法類判決的研究文獻去論證他的論點未免是讓人感覺有點取巧,甚至有點蠱惑大衆之感。

其次,説話說一半不說一半,作者用20個他與同儕認爲具重要憲法意義的案件作分析,得出上述百分比,但是這不代表法官在所有案件的98%都是在用自己的政治傾向來作判斷。

好啦回到Stone,其實他在Huffington Post也有出了一篇叫《Our Politically Polarized Supreme Court?》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在2013年之前,從來沒有試過有一個案件,大多數判詞或異議判詞的那一方都全由共和黨或民主黨人當總統時委任的法官所組成的,換言之,法庭並沒有被Party Line 所劃分,共和黨總統委任的法官會與民主黨總統所委任的法官在某些案件上同一陣綫。當然他指出在2013年之後,如此的情況被打破了,在五項重大憲法案件中,有三項案件的裁決結果是以Party Line所劃分的,這他警告也許是政治兩極化開始入侵最高法院的先兆。

回到爲何憲法類案件的特點,憲法類案件有時缺乏清晰的先例或原則作參考,所以亦因此讓法官在要作出裁斷時需回顧自身的價值觀以及多年法學修爲所產生的憲法解釋手法。Stone 在該文獻中繼續深入探討究竟除了大衆愛説的「自由派vs保守派」的思維而導致判案結果不同外,還是有其他有序的法律原則讓法官作出如此的決定。Stone 發現無論被人稱爲「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法官,他們在處理憲法類案件時同樣地主動(或言能動(Judicial Active))(p.6)。

然而他認爲所謂自由派法官針對法庭何時才能因應憲法推翻一些法律所提出的論據較爲有説服力以及連貫。他指出這些法官在不同年代會一致地說:「法庭在解釋和運用憲法時應避免過於主動,應給予多點尊重給民選的政府分支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但這有兩個例外:一是當一些在歷史上已經是經常受壓迫的人繼續被現行法律歧視或欺壓時,二是當當權者濫用權力時,在這兩個例外的情況下,法庭不應回避,應主動運用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力。」

好了,説到這裏,我們必須分清楚法官個人政治取態以及整個政治制度(包括法治以及其法律制度)的政治取態。法官應該避免在日常案件中滲入自己的政治取態,但是在一些憲法類案件尤其是那些涉及甚至是挑戰現行政治基礎的憲法類案件中,法官應給出一套完整、符合整個政治制度取態的憲法解讀方式,當然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滲入一些個人取態,但是我相信多年的法學修爲亦不會令他們一意孤行,因爲就算容許他們滲入一點個人價值觀的分析,亦不代表外在沒有一些既定的法律原則規範着他們的自由裁量權。

說多一句,香港整體的政治制度取態是建基於自由主義,這樣的政治取態也成爲了整個法律制度的奠基石。如此的整體政治取態讓我們看到香港的法律是輕刑的、無罪推定的、對有權力者(如警察、官員)要求比平民是高的、在判決案件誰對誰錯時不會理會該人背景(真的,不要說七警沒打人了)。如此的法治觀點其實是建基於長久以來這城市的核心自由主義價值,所以政治取態是在大層面上影響着如此法律制度、一些假定的設立,但是並不代表著會影響到每一件案件的公平程序以及判決的公平性。

對於將要接任浸會大學副校長的楊志剛先生,我想説的是千萬不要把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概念和理想簡化成用種族來劃分立場、用斷章取義來訴説論點的直綫思考,這樣對愈合社會分裂沒有好處,除非你不想?

 

延伸:

楊志剛﹕法官政治立場 主導了裁決?

The Behavior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 When Their Behavior Counts the Most

Stone自評該文章

Our Politically Polarized Suprem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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