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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宿舍勞動體制 讓中國沒有變成「貧民窟帝國」

2016/5/16 — 10:47

藝術家馮偉敬畫作

藝術家馮偉敬畫作

【文:潘毅】

2013年夏天,我們來到了位於深圳工業區工人集體宿舍的一群女工中間,她們在工廠區的小賣部一邊聊著天,一邊看著電視劇。在工廠裏小賣部是一片開放的區域,大多數工人都是在這裡度過他們非常有限的閑暇時光。平日裏,整個工廠大門緊閉,工人們住在廠區內公司大樓南邊的五棟宿舍樓裡。宿舍裡,一些女工正抓緊時間沖澡、洗衣服,還有一些則在結束了長時間的工作後享受難得的休息時間。工人們因為在出賣勞動力的城市裡無處可去,不得不住在離公司很近的公寓裡,或者擠在公司提供的住宿裡。中國的新興工業化城鎮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人集體宿舍,一棟樓往往可以容納上千人。在寒冷多風的夜晚,宿舍走廊上晾著的衣服就像各國彩旗一樣上下翻飛。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的旗幟,標誌著資本無國界,也象征著社會主義大地上的苦難。

中國的世界工廠,依靠宿舍勞動體制,保證了中國新工人階級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進行重構和抗爭。沿著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軸心,我們認為不管資本、工業和個人的具體境況如何,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最大特征是對宿舍勞動體制的「系統性」應用。在當代中國越來越復雜的階級關係中,宿舍勞動體制通過不同級別的空間化勞動,逐漸演變為控制、壓榨勞動生產和再生產的手段。這一體制還包含了異常復雜的階級矛盾,而這些矛盾引發了工人通過日常和集體抗爭對全球資本主義進行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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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宿舍勞動體制?

2005夏天,我在東莞迪斯尼供應廠的宿舍樓三樓見到了阿梅。跟第一代女工在宿舍裡書寫家書不同,新一代女工現在用手機給親人、愛人發短信。阿梅說「宿舍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這裡是沒有生活的。但是誰介意呢?連工人自己都不介意」。這裡的宿舍只有30平米那麽大,卻住著8位女工,每人僅擁有一張床和一個私人櫃子,8個人共用一個洗手間,也在洗手間裡洗澡。我們以為這樣的住宿條件已經非常惡劣了,但是在第一代打工者,這麽大的宿舍裏一般住著超過二十個女工,相比之下,第二代女工的生活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不用工作時,阿梅和其他女工除了待在公司宿舍很少有別的地方可去。阿梅覺得待在工廠宿舍是沒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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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人來說,跟住在宿舍相比,她們更願意在公司附近的村莊裏租房居住,一般四五個人合租一套房。在這裏,日常勞動再生產以最基本的形式存在著。只要住在集體宿舍,工人就等於把居住權交給了資本,形成了農民工的暫時性。農民工對於資本來說只是暫時的、一次性的。但這兩種性質卻有助於資本不斷榨取工人的勞動價值。不管工人何時離開、走到哪裡,宿舍勞動體制都等著她或他。城市中無處棲身?不要緊,公司會幫助你。只要還能壓低工人工資,只要工人還得承受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公司便很樂意為農民工提供住宿。就算資本沒有刻意創造宿舍勞動體制,宿舍也成了資本榨取勞動力、壓縮勞動成本最有效、最有力的空間。

什麽是宿舍勞動體制?宿舍勞動體制以工廠體制下日常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重構為特征,將工作空間和住宿空間高度壓縮在了一起。公司通過在工廠附近提供住宿來安置農村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在此過程中將空間、國家和資本結合在了一起,促進了全球生產。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那樣,政府通過戶口制度,剝奪了農民工階級在城市居留的公民權。對於農民工來說,微薄的收入更是杯水車薪,他們根本無力支付在城市裡的住房開銷,於是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住進雇主提供的宿舍。對很多觀察者來說,中國是一個奇跡,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還因為雖然每年在城鄉之間移動的農民工有2.7億人之多,但是中國卻沒有因此變成「貧民窟帝國」。是什麽吸收了規模如此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呢?為什麽中國的工業城市沒有重蹈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覆轍,在快速工業化後出現貧民窟呢?宿舍勞動體制為我們提供了線索。在經濟特區和工業城鎮,宿舍的應用是廣泛而系統的,宿舍除了為農民工提供暫時棲身之處外,也讓公司實現了對勞動的控制,因為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在資本和國家的推動下實現了高度整合。宿舍勞動體制產生了快速流動的勞動力,他們在城鄉之間來回穿梭,在工廠之間更換著工作。正是這種流動性讓資本控制了工人的生活空間,讓國家控制了勞動者的居住。

要理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的特殊形態和快速流動工人階級的形成,性別是關鍵。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批內地農民工湧向工業城市,新興的出口導向型產業首選雇傭的是那些年輕的單身女性。她們是手指靈活、「溫順」、「馴服」的勞動主體,因此在工人中占有較高的比例。在服裝、玩具和電子行業,女工的比例甚至高達70%,是她們形成了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那時,單身女工的年齡大多在18到25歲之間,她們每天能工作14個小時,沒有周日和公共假期。那是資本的黃金時代,因為新工人階級尚能提供充足的、理想的、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在所有部門資本開始快速積累並擴張,偏愛女工的用工形式快速增長,所以女性勞動力很快便用完了。勞動力短缺的時代來臨了,特別是在2004年之後,用工越來越吃緊。以前,未婚男性被當成是不穩定的勞動力和麻煩制造者,但是現在,未婚男性也走進了工廠的大門。已婚男女緊隨其後,盡管他們已不再年輕,精力也不再充沛,可能無法應付白班、夜班連軸轉的辛苦。如今在新興工業城鎮,因為用工吃緊,服裝廠、電子廠和玩具廠都將目標瞄準了男性和已婚女性。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我們目睹了宿舍勞動體制的出現,目睹了不同性別打工主體的誕生,他們在特定的生產空間被性別化。

中國宿舍勞動體系的起源

中國宿舍勞動體制不僅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重構下的新的空間修復,在工業化進程中,宿舍式的用工形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工廠宿舍第一次出現是在二十世紀初,規模還十分有限,那時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正將大量外國工業資本帶入中國。在對從世紀初到四十年代的天津棉花、絲綢工人進行研究時,賀蕭(Gail Hershatter,1986)發現,外資企業通過雇傭外地女工,並將她們安置在宿舍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勞動成本。賀蕭指出:「如果可以,天津作坊主更願意將工廠建成一個封閉的空間,由他們提供服務,由守衛進行安保。但是工人們卻用腳投票,反抗這種試圖將居住變成『訓規工具』的打算。」 韓起瀾(Emily Honig)對三十年代上海棉紡女工進行過類似的研究,也發現承包商會雇傭幫手守衛宿舍,甚至在假期和非工作日也嚴加看守,結果女工不得不睡在一起,還要忍受承包商的性侵犯、擁擠的居住環境、惡劣的衛生條件。

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一書中也提到過,在解放前的上海,第一代工人主要由技藝高超的工匠組成: 首先……工人們被要求住在宿舍,但是工人數量很快超過了宿舍1500人的容納上限,於是很多工人便搬進了附近的住宅。從同一個地方來的工人往往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久而久之在這家兵工廠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廣東幫(1993: 36)。 裴宜理認為,雖然因為同鄉關係而形成的分化不會阻礙階級意識的發展,但是只有通過共處一室和共住一區,工人之間才能形成關係網,才能孕育集體行動。裴宜理在書中還記錄了解放前上海工人階級所扮演的反叛角色。

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城市裡的國企也開始為工人及其家屬提供宿舍。但是這時,宿舍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因為工人全家都能住上企業提供的單元房,因此工人階級也被認為是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社會主義時期的居住政治經濟學與當代截然不同,那時的「單位」就像公社一樣,為工人提供工作、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終身福利。如今,社會主義「單位」體系已經在城市改革中分崩離析,改革也粉碎了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享有特權的工人階級。今天,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控制戶籍制度,資本提供工廠宿舍,工人缺乏獨立住宿,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當代宿舍勞動體制變得更有支配性、更廣泛、更全面了,這樣的宿舍體制不管是在中國歷史還是亞洲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今天的宿舍勞動體制是獨特的,因為宿舍的提供面向所有農民工,不分行業,不分資本類型,不分部門,不分地點。

因為家鄉缺少工廠,新打工主體才出來打工,他們在不同省市之間來回穿梭,在工廠和宿舍短暫停留。他們的流動性受兩大社會條件所塑造:第一,農民工有將勞動賣給全球資本或私人資本的「自由」,這兩種資本在改革時期的中國是允許出現的;第二,國家通過制定法律來控制人口數量和人口流動,通過限制工人的自由流動來滿足跨國資本和城市發展的需求。這兩個社會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一方面農民工擁有在城市裡工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卻受到阻礙,不準他們在城市永久定居,不準他們發展成為新工人階級。除了縮減勞動成本,宿舍勞動體制也影響了外企和私企的管理體系。通過宿舍勞動體制,公司對勞動力實行嚴格的控制。通過規定工人必須住在宿舍,根據生產需要增加工作時間,公司實現了對勞動時間的彈性利用。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的那樣,工作日長度可以在社會和身體能夠接受的限度內進行調整(1990[1867]),通過宿舍,雇主可以對「社會」限度在很大程度上進行操控。跟一般工作所導致的「正常」工作和家庭分離相比,宿舍勞動體制對工人的工作時間和業餘時間施加了更廣泛的控制。

宿舍勞動體制是全球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遺產雜交的產物,它重新連接了生產和日常社會生產,服務於全球資本積累。

勾畫現代宿舍體制

我們將以一家高級服裝廠為例,說明現代宿舍體制的運作。我們200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銀光服裝廠,並於2013年對這裏進行了回訪。中國銀光服裝廠是一家位於上海的合資企業,主要生產服裝和內衣,30%的產品銷往歐洲,買方要求服裝廠嚴格遵守相關規範。在全球分包鏈上,銀光服裝廠尚處於較高的位置。因為臺灣資金的註入,公司可直接跟歐洲買家聯繫。跟建築業一樣,服裝行業也通過復雜的分包體系組織生產,一家公司的供應鏈和生產鏈往往遍布全球。

既然中國銀光服裝廠打算進入全球生產的流通中,那麽對於工廠而言,資本積累空間生產政治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2001年3月銀光服裝廠遷到了上海附近的一個科技開發區。該區由政府新建,旨在吸引外企、合資和私企來此進行出口加工。銀光服裝廠的新廠區表面上看起來很高級、很現代化,工廠新建了一棟三層的生產樓,一個附屬的管理區,一個獨立的單層食堂(帶有廚房)。在巨大的廠區(占地約18000平方米)內,有一片區域尚未使用,服裝廠計劃在此蓋上一棟現代化的宿舍樓,並配上先進的設施。

銀光服裝廠盡管已經擁有了先進的廠區,卻仍然缺少一棟滿足SA8000標準和歐洲公司標準的現代化宿舍樓。歐洲公司對服裝廠進行了多次視察,加快了現代化宿舍樓的建設步伐。銀光服裝廠有雇員1000多人,這一數量有助於保留高質量的工人,公司也希望擁有相對穩定的生產力,建立即時補充的勞動體系,這就是為什麽銀光服裝廠要在廠內修建宿舍樓,因為這樣可以開展即時(just-in-time)生產體系建設。

對於銀光服裝廠,工廠管理的首要任務,是為生產而留住工人,預防工人離職。通過嚴格的管理,將勞動力「限制」在較好生活環境中的做法,其本身就是一種吊詭的管理策略,因為工廠打算留住的工人是具有流動性的、是不穩定的。在中國,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工人離職率非常高,每年從30%到90%不等。

銀光服裝廠在三個地方租了套房和宿舍。其中兩居室的公寓給管理人員、工頭和辦公室文員居住,他們的住宿條件比生產工人要好得多。公寓裏配有餐廳、廚房、廁所和帶熱水的淋浴間。工廠還從政府那裏租了住房,作為工人宿舍,每間宿舍可容納8至16人。這裏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難以達到歐洲公司的最低居住標準。宿舍裏沒有廚房和淋浴;平均10多人共用一個廁所,而且廁所的衛生條件也不達標。宿舍裏沒有適飲水,工人只能到一樓購買。工廠沒安排消防演習,宿舍樓裏也沒有應急燈,滅火器要麽不存在,要麽根本就不能用。

2013年,當我們再次來到銀光服裝廠時,高級宿舍樓早已建好並投入使用。宿舍區就像學校一樣,有一片空地作為操場,宿舍樓每層都有走廊,還有整潔的客廳。現在,每間宿舍住4到6人,每人一張床,宿舍還提供照明、存儲空間、公共廚房、廁所、淋浴、風扇和熱水等設施,甚至還裝了空調。宿舍樓一樓是圖書館、診所和娛樂室,供所有工人使用。公司以為有了更好的設施,就能夠留住更多高質量的勞動力,留住更多經驗豐富、技能高超的勞動力。但是這麽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一棟漂亮的宿舍樓是留不住勞動力的。

在銀光服裝廠,工人的平均工作年限是兩年。保證勞動力的穩定和自律依然是工廠管理的重中之重。因為工廠勞動力尚且年輕,工人的頻繁更換有助於降低工資水平,所以工廠留住勞動力的目標顯得有些自相矛盾。因此,「老員工」也不過是多待幾年而已,工廠並不希望改變外來務工人員的人口構成。一位已經在這工作了3年的工人告訴我們:

「我在工廠算是老工人了。剛開始選擇銀光服裝廠是因為這裏工作條件好,但我逐漸意識到,每月就發這麽點工資,我永遠不可能將家人接到上海生活。好看的宿舍又有什麽用?我還是得跟家人分開。」

對於很多工人來說,工廠之所以修建現代化的宿舍並不是為了工人著想,而是為了應付跨國集團的檢查,檢查團總喜歡拿著核對表、一項一項地檢查工廠的設施是否到位。通過現代化宿舍,工廠可以實現對工人業餘生活的控制。負責工廠設施的經理這樣解釋道:「公司可對宿舍進行更多的監管和檢查。住在宿舍,女工也能得到更好的保護」。他接著說:「男性工人晚上是不允許在街上亂逛的,宿舍也能更有效地控制吸煙」。盡管男女工人的居住條件類似,男工和女工還是被嚴格地分開,以便工廠控制工人的性行為。

工廠之所以通過現代宿舍體制為工人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是因為這樣可以對工人的身體和主體性進行長期監控。工廠對宿舍的投入越大,就越渴望對其進行控制。更幹凈的生活場所、更私人化和個人化的空間指向了一種現代的工業存在形式:一種單向度的人,這種人非常適合為世界級知名服裝品牌進行生產。

通過深入探尋作為新生產空間政治的宿舍勞動體制,我們發現,在資本積累和跨國生產全球化的驅動下,宿舍勞動體制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了泰勒制和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線、大眾政治組織的出現和福利國家的幹預)與各種形式的彈性積累(彈性生產、臨時工、國家推出而導致的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完美結合。泰勒制或者彈性生產範式,這些都不足以解釋中國生產的多重空間性。在珠江三角洲,成千上萬的只有一兩千雇員的外資企業被認定為中、小型企業。在服裝業、制鞋業、玩具業和電子制造業,每天有上萬人在大型生產線前進行著密集生產,這樣的情景已成常態。在長江三角洲,雇員超過一萬、一萬五千人的工廠比比皆是,而且這些工廠不是獨立存在的,每家工廠背後都跟著一大批只有一、兩名勞動者的家庭作坊。將各種各樣的靈活生產體制與傳統泰勒制相結合的高度復雜的生產方式由宿舍勞動體制所主導。

因此,當下出現的是這樣的跨國生產的政治經濟:它不僅跟新的經濟的規模緊密相連,還跟新的規模的經濟有關,在這種政治經濟中,為實現全球範圍內的資本積累,被多重空間化的勞動力受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在這種空間布局下,中國宿舍勞動體制顯得十分突出,這種資本策略是效率最高的、最具主導性的,與全球即時生產配合地天衣無縫。如今,通過要求供應商提供「即時」產品,蘋果、迪斯尼、三星等公司終於實現了零售「零庫存」。宿舍勞動體制可在生產中將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合二為一,有助於公司實行彈性工作制,強制工人加班,從長遠來看這是工廠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商業慣例。如此看來,宿舍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征包括:工作和居住高度結合,生產和日常的社會再生產為了全球資本使用而重組,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完全被外企或私企所操控。

總之,形式多樣的宿舍勞動體制,維持了快速流動的勞動力數量以及未能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進程,這影響了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但畢竟,宿舍勞動體制為新工人階級奠定了結構性的基礎,這是解釋當代中國的新工人階級政治的處於轉變中的空間政治。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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