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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富士康與一個女工的 iPhone 夢

2016/5/23 — 18:09

圖畫繪製:藝術家朱建林

圖畫繪製:藝術家朱建林

【文:潘毅】

【破土編者按】20世紀末期以來,富士康與地方政府結成聯盟,在中國大陸狂飆猛進,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資本擴張。一方面得益於政府幫助其建廠招工,另一方面也與在父權家長制壓迫下的無處可去的農村女性緊密相關。在資本、政府與社會三者結成新的同盟的背景下,農民向農民工的轉型,新興打工者群體出現。然而,在這個新主體是否形成尚未可知的情況下,就已經面臨著多重力量的壓迫與摧殘。這時候,消費夢被建構起來,成為這個新聯盟的一種統治策略,新興打工群體淹沒在一個又一個的物質的、異化的消費夢想中,並藉此建構了自己的人生意義。然後,衝突正在向深處延伸……

歐陽是一個富士康女工, 她努力工作,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機。當全球消費者在琳瑯滿目的電子產品前眼花繚亂時,這些產品的中國生產者也渴望像西方人那樣隨心所欲地購物。歐陽才十九歲,她跟我們聊起了未來。她一邊想一邊說:“有一天,我要開著全新的本田,衣著光鮮地回家”。這是歐陽的遠期理想,現在她渴望得到一部iPhone手機,為了實現這一夢想她竭盡全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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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生於湖北的一個傳統村莊。對於村里的各家各戶來說,生男孩是頭等大事。有了男孩,全家才抬得起頭;沒有男孩,全家都會遭到嘲笑,甚至飽受欺凌。當年歐陽的媽媽再度懷孕時,全家都充滿了期待;但當發現生下的是女兒後,全家人都失望了。爸爸整天生悶氣,奶奶因為抱孫子的願望落空,甚至拒絕給剛出生的小孫女起名。後來,歐陽媽媽又生了兩個女兒,喜得貴子的願望被擊得粉碎。

媽媽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所以爸爸娶了她。剛結婚那會,爸爸凡事都聽媽媽的。但是生了四個女兒後,媽媽在家裡就沒地位了。爸爸掌控了全家,在家裡爸爸說了算。後來爸爸對媽媽很不好,甚至經常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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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因此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叛逆性格。她說:“我要讓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們家的女孩有多優秀!”。歐陽對獨立和自由的渴望,集中體現在她買部iPhone手機的夢想上。能來富士康工作在歐陽看來是離美夢成真又近了一步。

中學畢業後,歐陽本希望能進入武漢的職業學校學習攝影,但是父母不同意,因為家裡沒錢。那時父親雖然做著建材生意,但是賺的並不多。四個姐妹同時上學給全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每當歐陽想跟父母要錢時,就會感到羞愧,“就好像欠父母的一樣”。

一怒之下,歐陽決定獨立,於是離家出走來到城市打工。那時的她稚氣未消,背著一個大書包,就出現在了上海一家服裝廠的門前。因為一個表親也在這里工作,歐陽便留了下來。她先從學徒幹起,前三個月的月工資只有400元。那是2008年夏天的事。

歐陽在服裝廠工作了一年。她說:“我每天都在生產線和宿舍、工廠、食堂這三點之間來回,生活單純簡單”。終於有一天,歐陽感到了厭煩。她覺得這裡的生活,“除了窗外的四季,剩下的啥都不變”。

但是就好像不滿之情已經深入骨髓,歐陽開始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她離開了服裝廠,來到了崑山富士康。剛來的時候歐陽穿著低腰及膝裙,她的這身裝扮比其他大多數工人都要時髦。歐陽通過跳槽努力提高著自己的收入和技能。

歐陽打算將來在武漢定居,一旦住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媽媽接過來:

我們可以早上六點起床,手拉手去公園散步,七八點再回來吃早飯,吃完飯便坐在搖椅上,搧著扇子,聊著天。晚上我們可以吃西瓜,看電視。媽媽說過,只要過上幾天這樣的日子就知足了。媽媽只有兩個願望,一個是像這樣悠閒地生活,一個就是去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我不覺得這有多難。我會幫媽媽實現夢想的。

跟很多其他工人一樣,歐陽的夢想就是讓全家人過上好日子,回家時兜里能揣著一部iPhone手機。為了實現這些夢想,歐陽不得不把自己交給富士康,而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富士康就這樣榨取了千千萬萬工人的勞動力,他們跟歐陽一樣有著自己的夢想。歐陽的經歷是富士康在大陸發展的縮影。富士康在勞動力大小、廠區規模、工廠數量等方面步入了資本擴張的新階段。富士康在大陸擁有一百多萬勞動力,並已成為世界級的巨型工廠,富士康每個廠區的工人數量都十分巨大,從幾萬人到三十萬人不等。富士康已經成了一種壟斷資本,並通過生產全球50%的電子產品主導整個市場。

富士康:世界電子工廠

如果說“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名字聽起來還有些陌生的話,讀者對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富士康”肯定耳熟能詳。富士康1974年在台北成立,英文名“Foxconn”暗示公司生產能像狐狸一樣敏捷。目前,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合約製造商,主要負責6C產品的製造,包括電腦(筆記本、台式機、平板電腦等),通訊設備(iPhone手機),消費產品(數碼音樂播放器、相機、遊戲機、電視),汽車周邊(車載電子設備),電子書閱讀器和保健產品。富士康2010年達到全盛期,年收益高達約952億美元,較上一年增長了53%。

富士康成長為全球電子製造行業的領軍企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響應大陸的沿海發展政策,向內地進軍。深圳經濟特區毗鄰香港,從1980年開始這裡就對西方和亞洲資本投資敞開了大門。當地政府為海外投資提供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免稅、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出口快速線性審批等。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開設了第一個離岸工廠,僱傭了來自廣東農村的150名農民工,其中100人為女工。當時,深圳分廠採用了生產與住宿一體化的解決方案,大樓一樓是食堂,二樓至五樓是生產區,六樓是工人集體宿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外派人員住在小鎮上租來的公寓裡。早期富士康的中層和高層管理主要由台灣人把控。

到了九十年代,富士康擴張進入了第二階段。就在富士康需要更多人力時候,內地提供了大量農民工,富士康獲得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因此受益匪淺。在這一階段,富士康需要專業化的勞動力和多樣化的生產線,並在中低管理層僱傭了更多經驗豐富的大陸人。2000年之前,富士康就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鞏固了自己的生產集群。兩地的政府,比如深圳、上海和崑山政府,為富士康提供了優惠的稅收政策、廉價的土地、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和大量的勞動力。

在擴張的第三階段,富士康通過在全國合併工廠和進行改遷,成功實現了資本壟斷。從世紀初開始,富士康就著手利用中國北部、中部和西部廉價的勞動力和基礎設施。早在2002年,富士康總裁郭台銘就被《商業周刊》稱為“外包之王”,那時富士康的行業排名仍位居旭電和偉創力之後。2008年12月,富士康實現了全球銷售收入618億美元。隨著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開始復蘇,消費者對電子產品的需求也開始不斷提高。在2014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上,富士康從去年的第60位一躍升至第30位,收入實現了60.5%的驚人增長,達到了1320億美元這一歷史新高。

中國政府為富士康做了什麼?

隨著壟斷資本的進一步擴張,資本在垂直方向上的集中導致了生產在水平方向上的空間擴張。隨著生產成本不斷上漲,通貨膨脹不斷加劇,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中央政府不斷出台政策開放內陸,富士康沿海工廠開始向內陸遷移。國務院正式批复《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成渝”即成都和重慶),以連接成都和重慶,進一步推動西部經濟發展。有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鼓勵,地方政府一方面通過建設商業友好型社會,來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地方就業,來扭轉由來已久的勞動力外遷被動局面。同時,更多的年輕工人和已婚農民工則抓住了家鄉的工作機會,不再去遙遠的地方打工。根據2013年的政府數據,雖然東部仍是農民工的打工首選地,因為這裡的工資更高,但是中西部已經縮小了同東部之間的差距:東部地區的農民工總數達到了4936萬,中部地區6424萬,西部地區5250萬人。

總之,跟很多其他投資者一樣,富士康積極內遷,前往中西部地區建設新的生產基地,以利用內地更低的工資和政府提供的便利條件。富士康在中國大陸擁有30多個工廠。

內地政府在其管轄的行政區域內,通過提供土地、公路、鐵路、銀行貸款、勞動力資源等優惠政策,同富士康建立商業夥伴關係。四川政府領導非常重視富士康成都園區的建設,將其稱之為“四川省1號工程”。2010年夏天,德源鎮對14個村莊進行了拆遷,來為15平方千米總規劃面積的富士康綜合園區騰地方(富士康成都園區的面積是富士康深圳龍華園區面積的五倍)。鎮政府和村政府更加為富士康提供免費的招聘服務。一位四川工人給出了生動的描述:

富士康一招工,全市都瘋了。當地官員抓住人便問來不來富士康上班。地方政府還把招聘當成了一種任務。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招工配額。這不是瘋了嗎?

例如,在紅光和郫筒的鎮政府辦公樓裡,人力資源部的負責人直接幫助到訪的應聘者安排富士康面試。政府從成都富士康2010年第三季度投入生產時就開始提供招聘服務了,這極大地降低了富士康的招聘成本。

位於成都出口加工區的富士康“北區”是在以前園區的基礎上翻修的,位於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富士康“南區”仍在建設中,政府向富士康收取的租金“遠遠低於市場平均水平”。怪不得富士康總裁郭台銘對政府的合作大加讚揚:

四川政府高效地啟動了項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富士康將在成都追加投資,讓成都園區成為全球重要的富士康生產基地。

我們在武漢、成都、重慶、深圳、崑山、廊坊和太原調查時發現,職業學校竟然向富士康“派遣”學生實習,並由當地政府的教育部門從中接洽。參加過富士康面試的學生們向我們透露,教育部門和政府工作人員“要求”學校安排學生到富士康實習。我們發現,由學校組織集體前來富士康進行實習的學生工,已經成為富士康各地工廠中的一個龐大的勞動群體。在我們接觸的實習生中,大多數是在校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生,年齡在16歲到18歲之間。根據《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的規定,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每天頂崗實習超過8小時。但是在富士康,實習生經常需要超時加班。學生們對此怨聲載道:

我覺得專業學習一點用都沒有;在這裡一點都用不上。

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富士康需要什麼你就得做什麼,工作跟你在學校裡學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在富士康學不到任何技能,每天只是在不斷地重複一到兩個簡單的動作,就像機器人一樣。

“學生實習”實際上是“學生勞動力”的一種形式,有助於富士康在生產高峰季,通過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提高產量和利潤。富士康利用了無需跟學生工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法律漏洞,大規模使用學生工。因為學生工跟農民工不同,所以富士康無需為學生工繳納社保(因為學生不是勞動法律法規的保護對象),勞動成本進一步降低。就這樣,富士康通過採用嚴格控制工人、對學生進行超級剝削為特徵的勞動體制,實現了資本的快速積累。

圖畫繪製:藝術家朱建林

圖畫繪製:藝術家朱建林

企業文化

富士康的創辦人和總裁郭台銘曾經說過:“ 不管高科技還是低科技,會賺錢的就是好科技”。這句話來自於《郭語錄》,一本公司經理需要閱讀和背誦的書。這一務實的格言跟鄧小平“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名言有著驚人的相似。在富士康中,每當員工參加升職考試時,都會遇到一些要求默寫“郭語錄”的考題。例如:

逆境才是真正學習成長的機會

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走出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

“非公莫入”,富士康的每座工廠和每棟宿舍樓都設有安檢,二十四小時有人站崗。工人必須通過多扇電子門和檢查系統,才能進入工作場所。工人們不斷表示,這套准入系統讓他們感覺好像完全失去了自由:

我們不准將包括手機在內的任何金屬物品帶入車間,否則就會被沒收。如果戴著項鍊或衣服上有金屬扣,就必須拿掉,否則不許進入車間。他們(安全人員)有時甚至會直接把金屬扣剪掉。

在生產線開始工作前,工人們需要進行準備活動。管理人員會問:“過得怎麼樣?”。工人們必須齊聲回答:“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據說這種軍訓式的練習能將工人訓練成順從的勞動者。生產配額和質量標準從上至下地傳到金字塔的最底層,傳到一線生產工人那裡。

線長身上也有壓力,因此他們嚴格對待工人,以完成生產目標。管理的底線是日產出量,而不是工人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工人們反過來也會打趣線長,開玩笑說富士康的“人性化管理”其實是“人訓話管理”。一位男性工人激動地說:

如果富士康有人出了錯,底下的人就要負責。如果出現了問題,就完蛋了,一級跟著一級……上級會將怒火灑向下級,但是底層工人怎麼辦?這就是為什麼富士康一線工人要跳樓。

在工作日開始和結束時,經理和課長經常給生產工人訓話。在連續工作10至12個小時(加了四個小時的班)後,儘管講話內容往往是重複的,工人還是得花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時間站在那裡聽完。管理人員通常會對上一班生產目標完成情況進行評估,提醒工人生產中的注意事項,重申工作紀律。工人們心裡很清楚這些電子產品非常昂貴,沒有犯錯的餘地。幾位手機裝配工說:

他們不斷沖我們大喊大叫。這裡的管理非常嚴格。我們就像被關進了勞動“集中營”,富士康通過“服從,服從,絕對服從”的原則來管理我們。我們必須要犧牲自己的尊嚴來保證生產效率嗎?

儘管富士康試圖對生產工人進行全景式的控制,我們還是發現憤怒的工人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反抗,包括日常反抗和集體反抗,手段包括:偷竊產品、怠工、終止生產、小規模罷工、甚至搞破壞。這些行為嚴重地影響了工廠的生產。在研究中,富士康的工人一再告訴我們,如果他們受不了生產線的管理,就會採取一致行動,放慢生產,讓線長難堪。有一次,因為線長實在太嚴苛了,於是工人們採取了行動,最終通過迫使線長做出改變贏得了勝利;還有一次,生產訂單一次來的太多了,最終每位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迫使管理層妥協。總之,儘管富士康宣傳的是和諧,是“相親相愛”,但是在高壓體制下,工廠中還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衝突和抵抗。

結論

富士康代表了壟斷工業資本的最新發展形式,它形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全球工廠,主導著中國新一代農民工的生活,帶來了前輩未曾經歷過的磨難和苦楚。擁有數百萬員工的富士康,通過中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通過與地方政府深化商業合作夥伴關係,在市場上佔據了主導地位。富士康通過與地方政府結成聯盟,在地理空間上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為了吸引富士康到地方開辦新廠,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各地政府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甚至到了忽視法律執行和勞動保護的地步。富士康的發展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資助,後者提供了大量土地和基礎設施支持,保證了勞動力的供應,幫助富士康形成了獨特的管理模式和全球工廠體制,而正是這種模式和體制為中國工人帶來了悲痛和絕望。

富士康這種新型跨國資本的出現,生成了一種“逐底競爭”的全球工廠體制,形成了一種極度依賴農民工的壓迫性管理模式。農民工構成了富士康的勞動力,卻被富士康粉碎了希望、夢想和未來。在富士康的圍城中,工廠規訓要求工人不斷提高生產力,而工人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只能拼命地工作。由於地方政府不能切實落實勞動法律,類似富士康這樣的用人單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視超時加班等規定,從而滿足全球即時生產體系的需要。在富士康,“科學”的生產方式和非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給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勞動異化,社會支持缺乏,這些都普遍存在。當這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年輕農民工身處於“一流”的富士康車間和宿舍時,他們卻更加孤單、焦慮,更有異化感。自殺只是農民工眾多經歷中最極端的表達。資本和勞動之間的衝突在生產和日常再生產的節點上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大規模勞動控訴和抗爭的爆發。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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