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為什麽工人運動總是要唱歌?

2016/2/5 — 12:11

【文:陳信行】

破土編者按:新移民工人們的歌曲充滿福報在天,不要爭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宿命曲調,新民歌運動卻高唱「不勞動者不得食」,揭穿了偽善的普世價值,用音樂來抗爭,大贊美國勞動者,譴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1950年代以來,新民歌卻被遺忘了,為什麽?

用鄉土反擊普世,為何纏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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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IWW(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歌與新民歌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風格差異。Woody Guthrie 與 Pete Seeger 的歌聲樂聲有著濃濃的鄉土味,Guthrie 棉軟的奧克拉荷瑪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淑弟子 Bob Dylan(一個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來。黑人音樂(透過 Almanac 的黑人成員Paul Robeson 和 Leadbelly 的影響)、山區農村小調、和其他的本土影響充滿了新民歌運動。前一個世代則不然,絕大多數 IWW 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軍聖詩和其他基督教宗派的詩歌的曲調,如 Joe Hill 地一首出名的歌 「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即是借用聖詩 「Sweet By and By」的調子。甚至連 IWW 的非正式會歌 「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也是借用聖詩 「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這些聖詩曲調中,我們聽不到一絲專屬於美國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歐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長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訊息。

關於前後兩代的普世與鄉土氣味的差異一直是個有趣的議題。一個解釋是來自兩代工人社會生活形態的不同。IWW 的新移民工人們——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鐵路、礦場與林場逐工資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樂來自救世軍的傳道人。在每個工人小區的破宿舍、爛酒館和泥巴路旁邊,是上流人捐助的靈恩派牧師拯救靈魂的最佳場域。他們用激情的證道詞和歌曲不斷地傳第一個訊息:福報在天上,不要爭工資、勞動條件,不要參加工會,要認命。Joe Hill 為此「劫用」了一首聖詩來諷刺這種宿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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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haired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Try to tell you what’s wrong and what’s right

But when asked about something to eat

They answer with voices so sweet

You will eat, by and by

In the glorious land above the sky

Work and pray, live on hay

You’ll get pie in the sky when you die.

If you fight hard for children and wife

Try to get something good in this life

You’re a sinner and a bad one they tell

When you die you will surely go to hell……

(長頭發牧師每晚都出來

要教你分辨是非

但是當你跟他們要點東西吃

他們用甜蜜的聲音回答

總有一天你會吃到

在天上的光榮之地

工作、祈禱、吃草度日

你死後可以吃天上的派

如果你為妻兒奮戰

想在今世得點好東西

你是罪人、大罪人,他們說

你死了一定下地獄……)

這首歌最後是「各國的工人弟兄團結起來,當我們奪回我們創造的財富那天,我們可以告訴那些寄生蟲,你得學會怎麽勞動才能吃飯」。有趣的是,現在幾乎沒什麽人記得這首歌原來是什麽,只記得「長頭發牧師」。工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普世價值與偽善的普世價值拔河後,把這首歌搶過來了。

這種從諷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 的標準戰略。事實上,這也是之後新民歌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從事的工作。古典音樂和所謂知識產權盛行的今天的音樂界習慣用全然的創新來作為音樂工作的評價標準,然而,新民歌運動卻非如此。Pete Seeger 曾說過:「民歌的傳統向一條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時候一條陳腐的老調配上了新詞、副歌變成了主歌、小調變成了大調、其中一句發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現了。」

Woody Guthrie為工運女性創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學音樂課本上的老歌,配上順溜的新詞、長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會唱的新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從人們熟悉的素材創作,讓人們容易傳唱,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須適應當下人們所熟悉的音樂脈絡,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麽流行的)搶素材。

在這點上三十年代的歌手們比 Joe Hill 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機,街頭宣道師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藍調能讓芝加哥貧民窟中的孩子聽到,阿帕拉契山老農的山歌也能讓加州的漁民聽到。很弔詭地,科技的發展反而在某個層面上讓「鄉土文化」得以成為運動。

另一個關於普世與鄉土的解釋來自兩代工運的不同政治路線,而這也顯示了歌曲的形式、內容各個方面,在為運動服務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會的時代精神,也會反應運動圈內小社會的社會氣氛。

1910 年代的美國工運圈內,主要的矛盾存在於掌握 AFL、與政權有一定妥協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術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之間,而這也反映為舊產業與新的大量生產工業中的員工的不同。「美國」、「鄉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利堅帝國對外擴張的種種民族主義中是個必要成分。「移民問題」——如何同化、「美國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紀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國史中稱為「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資產階級社會改良的論述的主軸。亨利福特等「新派」壟斷資本家在風氣之下無不以「美國化」員工為其社會良心的表現。高舉「美國文化」這個符號因而變成一種反動的象征。而在運動圈中,「工人無祖國」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忠實反應當代美國工人階級的組成和社會矛盾的歷史構成。用嘲諷等手法從基督教奪取來的這些曲調完全不反映那個民族的特色(雖然仍脫不出西歐的範圍),是(至少對歐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 年代的氣氛則大大不同。在歐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已經奪權、血腥鎮壓共產黨、社民黨和一切民主勢力,而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開打,交戰雙方也是如此畫分的。在亞洲,中國對抗日本的奮鬥和印度獨立運動對抗英國殖民的鬥爭屢屢成為世界頭條新聞。「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樣的情勢中不再只是欺騙被統治者的虛假口號,而是全球範圍內正義與邪惡的分界線。當時的第三國際檢討 1920 年代的錯誤打出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口號與策略,力求在各個可能的地方結合工農運動中的其他傾向和統治階級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對抗法西斯。落實在美國的脈絡中(當時第三國際的成員美國共產黨在 CIO 和其他許多社會運動中起著領導作用),就是在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時代左派與民主黨政權的合作。

羅斯福的「新政」的整體戰略是發達在美國經濟中從不占顯著地位的國有部門以抑制龐大的私有壟斷資本。在政治上,他選擇了借著工人、農民運動的力量對抗壟斷資本比較支持的共和黨。於是,左翼運動和文藝與政權以一種空前絕後的離奇方式結合起來。1935 年通過的華格納法案和由之而設立的國家勞工關係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d, NLRB)正式把勞動三權的保障變成國家政策以聯邦政府的力量支持工會運動。另一方面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所描述的奧克拉荷瑪農民被金融資本迫害的慘狀激起了大眾對農村的關注,聯邦政府乘勢設立了「農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以資助農村復興,FSA 雇用了左翼攝影家 Dorthea Lange 等人做了一系列破產農民的報導攝影巡回展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破產農民於是和失業工人一起變成資本主義罪惡的具像代表。(見 Pete Seeger 的歌 「Darling Corey」。) Woody Guthrie 這類充滿鄉土味的聲音於是同時代表了對資本主義的反叛、也是對民主的支持。

Woody Guthrie 第一張全國聞名的唱片,正是為聯邦政府在西北哥倫比亞河的水利計畫所創作錄制的宣傳歌曲,充分表現了新政和人民陣線的弔詭合作。在他遇到年輕的 Pete Seeger(當年是共青團員)和其他左翼音樂工作者後,他們以更有組織的方式把各地采集來的民謠改編加入左翼的訊息。在「年鑒歌手」、「人民之歌」以及「人民之歌」破產後重組的「織工」合唱團(The Weaver)的創作中,「美國」這個符號是基進政治的代表,從獨立革命、到內戰、到百餘年的勞工運動,一個連續不斷的反抗運動的傳統是星條旗所代表的意義。這種鄉土、反抗與愛國的認同在美國加入二次大戰與法西斯正式對抗後更是明顯。Woody Guthrie 的歌 「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甚至成了今天著名的美國愛國歌曲之一。

但是,新民歌運動的鄉土認同不是民族主義的——如果民族主義指的是排外的民族認同。在大力贊美美國勞動者的同時,他們譴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 「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今天在美國的學校和媒體演唱都只唱了歌頌美國大地的美麗的五段歌詞,例如: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這是我的土地、這是你的土地

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島

從紅衫森林到灣流海洋

這土地是為你我而創造。……)

省略掉的兩段是:

As I went walking, I saw a sign there

And on the sign it said “No Tresspassing"

But on the other side it didn’t say nothing

That sid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我走著走著,看到一面牌子

上面寫著「禁止進入」

牌子的另一面什麽也沒寫

那面才是為你我而創造。)

In the shadow of the steeple I saw my people

By the relief office I see my people;

As they stood there hungry, I stood there asking

Is this land made for you and me?

(在教堂尖塔的陰影下我看到我的同胞

在濟貧所旁邊我看到我的同胞

當他們在那兒挨餓,我在那兒問:

這土地真是為你我而創造?)

歌曲中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判再明顯不過。在冷戰時代的美國,這首歌卻被閹割成為沙文主義的象征。而在冷戰時代,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無論他們如何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美國立國傳統的代表,將會被打成叛國賊。

當歌聲成為犯罪:新民歌是如何被遺忘

1955 年 8 月 18 日,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麥卡錫白色恐怖時代最令人聞之變色的太上政府——審訊 Pete Seeger。調查委員問他:「你的職業是什麽?」他說:「我靠彈斑鳩為生,有些人覺得這是個賤業。」

Pete Seeger 最後被判「藐視國會」,雖然並未入獄服刑,但是他和其他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早就被列入黑名單,為唱片公司、音樂廳、甚至酒吧雇主們排斥。雖然 The Weaver 的歌上年度排行榜榜首不止一次,他們的聲音不能在廣播上出現,更遑論電視。他們所做的曲必須用假名(Paul Cambell 是他們的集體假名)才能發表。新民歌運動在白色恐怖中被逼入地下。

Woody Gurthrie 所創立的「人民之歌」在1949年破產了。這個合作社的宗旨在於以音樂支持工人運動。但是,CIO 的右派在大戰結束前後開始積極對左派進攻,清剿運動中的共產黨與同路人。工會運動愈來愈傾向依靠官式的團體協約談判而不是群眾運動來爭取經濟利益。1951 年通過的 Taft-Hartley 法案更規定工會領袖必須自白宣誓自己與共產黨畫清界限。國會中以麥卡錫眾議員為首的極右派勢力更積極地在政府、文藝界、知識界、電影音樂界等各個角落清掃左派的力量。1945 年開始的冷戰絕不僅僅是個國際關系的事件,更是美國國內的事件。

對新民歌運動的鎮壓,國會的審判只是最後高潮。1949年9月 Paul Robeson 的演唱會演變成為一場針對左派和新民歌的暴力事件。9月4日,Robeson 原來預定在 Peekskill 的一個野餐地演唱,右派退伍軍人組織「美國兵團」(American Legion)以 Robeson 是共產黨員為由發動了暴力示威反制演唱會,一周後,紐約地區的工會發動工會糾察隊維持秩序才讓演唱會得以舉行。但是,演唱會結束後,州警配合「美國兵團」把觀眾導引到一條布滿手持棍棒的右派暴民的小路上。在暴民的攻擊之下,100 多位觀眾(包括小孩)受了輕重傷。事後,包括 Time, Newsweek, New York Times 等主流媒體反過來譴責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並要求鎮壓肅清所有左派勢力。少數仗義執言的媒體(如The Nation 雜誌譴責這是讓美國立國精神蒙羞的對藝術自由、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戕害)被孤立打壓。冷戰時代的歇斯底里反共,不僅要讓新民歌銷聲匿跡,更要把它從美國的文化版圖上抹掉,這個肅清行動在主流音樂市場上的成功是驚人的。

「人民之歌」結束後,Pete Seeger 與同伴組織了 The Weaver,把新民歌打進商業市場,在 1950 年代初取得了市場上的成功。最終還是不得不在各種威脅下銷聲匿跡。他們當然清楚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再擺出絕不妥協的階級立場,所以,在他們這段時期的作品,如 「If I have a Hammer」 鼓吹的是自由、和平、公義。但是,在冷戰的氣氛中,Pete Seeger 事後回憶:「只有共產黨才會喊和平!」

1955 年已經是麥卡錫旋風稍歇的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也正在起步,Pete Seeger 的牢飯也因而可以幸免。第二年,The Weaver 終於突破重圍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演唱會。紐約時報的樂評家,顯然已經忘了新民歌運動和鄉土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曾經有過的文化意義,評論說:「他們的樂聲真是驚人,沒有聽過他們的演唱會的人不能理解,原來彈斑鳩的不只是小醜。」

然而,那場演唱會的意義還要更深遠。在演唱會中熱身串場的有幾位年輕的民歌手,他們即將在未來的年代中再度復興新民歌運動。他們是:Bob Dylan, Joan Baez 和 Judy Collins。但是,這幾位所面對的世界是壟斷唱片商所控制的音樂市場,不斷地要把各種新奇事物商品化,他們的戰鬥,是另一個故事了。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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