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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我們的聲音 — 工人文學的意義與價值

2016/6/14 — 12:43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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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慧瑜】

破土編者按:每周日晚上,作者從城裡開車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城裡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兩個世界很像當下中國的隱喻。

2014年下半年,我以志願者的身份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參與了文學小組課程的教學工作。從本科到博士雖然讀的都是中文系,但很少從事文學創作,這次有機會與工友們一起讀文學、一起分享文學的樂趣,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每周日晚上,我從城裡開車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城裡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兩個世界很像當下中國的隱喻。皮村處在北京東五環外面,靠近順義國際機場,每天都有幾百架即將降落的飛機從皮村上空飛過。來過皮村的工人詩人魏國松這樣寫道:「還有掠過皮村上空飛機的噪音/也很骯髒。每隔幾分鐘/便會犁過這裡人的頭皮一遍」(《皮村紀事》)。在飛機的轟鳴之下,皮村工友之家十余年堅持為打工者撐起一片文化服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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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森林」

這3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有一個社會群體更是經歷了「乾坤大挪移」,這就是中國工人。一方面體制內的老工人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紛紛下崗,從城市的主人淪落為社會底層,另一方面90年代的招商引資,又讓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成為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老工人失去了單位制的庇護,新工人又生活在新的雇傭勞動關係中。新世紀以來,農民工一直是社會底層和現實苦難的象征。他們的低收入無法實現在城裡安家的夢想,甚至也無法與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雖然他們在城裡有工作,並非失業人口,但其弱勢的政治經濟結構,使得他們成為都市裡的隱身人,就像被遮擋在工地綠色帆布裡面的建築工人一樣,無處發聲,也無法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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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重複的流水線、重複的工業經驗,讓打工者絲毫無法對工業、城市產生任何正面的價值,反而認為工人的身份是一種恥辱,就像工人詩人唐以洪所寫的《把那件工衣藏起來》。這首詩聚焦於那件跟隨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裡的淚痕,和汗水/那些膠水味,機油味,酸楚味/線縫裡的鄉愁」,這件工衣承載著「我」打工的歷史和記憶。在工衣裡面包裹著「一只發不出聲的蟬子」和一個「悶頭幹活」的「啞巴」,這份「噤若寒蟬」的屈辱使得「我」要把灰色的工衣「藏到最深處/藏到誰也找不到的地方」,因為「我擔心從記憶的深處/又把它們揪出來/再一次受到磨難/和傷害」。這首詩一方面表現了工衣所代表的工業勞動對打工者造成的恥辱感,另一方面又呈現了工人發不出聲音的社會困境。借用打工女詩人寂之水在長詩《審判》中的一句話「熟練地掀開記憶」,工人文學的文化意義正在於把隱藏的、被壓抑的、不可見的工人經驗和記憶掀開。

對於這種異地打工的感覺,我想到皮村文學小組成員郭福來寫的一首詩《寫給孩子》,其中有一句話是「孩子,別離我太近/咱們都像一顆顆/孤獨的樹/生活在別人的森林/我的枝葉會阻擋/你吸收陽光,甘霖」。確實,對於打工者來說,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不只是陌生人的海洋,還是一座「別人的森林」,不屬於自己,也無法找到主體感。相比冷漠的森林,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則像溫暖的港灣。在教學中,我深切地體會到皮村工友之家對於工友們的重要意義。很多工友來到皮村工作或住在皮村附近,主要原因是這裡有工友之家。在工友之家可以借書、看戲劇、看電影,可以買到便宜的日常用品,可以參加戲劇小組、文學小組,還可以和其他工友聊天。也就是說,工友之家像一個公共文藝服務站,與工廠的壓抑和家庭的私密空間不同,在這裡,工友們可以找到一種「主人」的主體感覺。比如在工友王春玉的作品中把皮村比喻為「聖地」,因為這裡有聚集著一群「思維超前的公益先鋒/千萬農民工的需求/億萬打工者的呼聲/讓我們來擔」(《公益時代》)。

「發出了我們自己的聲音」

2004年,新工人藝術團(當時叫打工青年藝術團)發行了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有一句宣傳語是「這是一個沈默的群體,他們不能表達自己。而『打工青年藝術團』卻能通過文藝發出了我們自己的聲音」。這種「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就代表著工友之家的精神和追求。下面我想談一下在文學小組從事教學的經歷。

第一次課是在工友之家的電影放映室中進行,有點像教室空間,後來改到一間小的會議室,我一邊放PPT,一邊講,大家坐的比較近,像開會和小組討論一樣。來聽課的工友多則十幾個,少則七八個,大多是在皮村工作和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大家的年齡也不一樣,有60後,也有90後。雖然每個人的經歷和文學素養不同,但大家都對文學感興趣,都想通過文學小組來提高寫作水平。而文學小組的初衷也是培養工友的文學愛好和寫作技巧,讓工友們掌握一定的寫作能力,比如寫家書、寫日記、寫散文等。一開始每節課我都講一些寫作技巧,比如如何寫人物,如何寫動作等,但效果不是很好。我也覺得寫作技巧比較枯燥,寫作能力還是與文學閱讀、文學欣賞能力有關。因此,每次課上,我會選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與工友們分享。

在備課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原來作為大學教育的文學經典,其實與新工人的實際生活和經驗還是有很大隔閡的,而工友的文學經驗一般來自於初中和高中語文。我試著找一些與中學語文不同的文學作品,來激發工友們的文學興趣。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講述了卑微的小職員在現代社會變成大甲蟲的故事,和新工人在現代社會中的非人狀態有相似之處。比如路遙的經典作品《人生》和方方的新作《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等,都講述從農村青年到城市奮鬥的故事,這和新工人的經歷很像。還講過雪萊夫人的科幻小說《弗蘭根斯坦》,這部反思現代科學的作品,工友們不太容易接受。除了文學經典,我還會講一些社會事件和話題,比如APEC會議期間討論了APEC藍的問題,我從微信群裡找了一些關於APEC藍的笑話,但工友們感覺很陌生,這也能看出環保議題、國家大事不是每天勞作的工友們所關心的日常話題。不過,討論APEC期間潘小梅在北京地鐵被屏蔽門和安全門意外擠死的事件,卻激發了工人們的共鳴,因為潘小梅就是手機推銷員、北漂、單身母親,和新工人屬於同一個社會階層。文學小組的寂桐後來寫了一首反映潘小梅事件的詩《地鐵上的不歸路》:「屏蔽門啊/地鐵門啊/你們像兩把無刃的刀子/隨著幾聲巨響/她的內臟碎了/她無法掙脫/她想著她就快完了/被擠壓的青春/被擠壓的人生/在這一刻停止」。這種「被擠壓的人生」不只是潘小梅的人生,也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億萬打工者的宿命。

2015年發生了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在課上我和工友們一起討論了這起人間悲劇。工友範雨素從農民工母親的角度完成了一首長詩《一個農民工母親的自白》,不僅寫了社會上對留守兒童、流浪兒童的種種歧視,更在結尾處以「黑暗的地母」的身份發出歷史的祈求:「我祈求,我的孩子/畢節的孩子們,農民工的孩子們/都有來生/在來生/所有母親的孩子/不叫留守兒童/不叫流浪兒童/他們都叫做/六十年前/毛爺爺起的名字/祖國的花朵」。這首詩少有地喚起了當代中國歷史的記憶,六十年前的「祖國的花朵」與今天的留守兒童的遭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工人文學的文化意義

文學寫作確實是一種有創造性的勞動,不管發不發表,都可以暫時逃離這種繁重的螺絲釘般的工作狀態。馬克思曾經描述過共產主義社會,人們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可以唱歌、跳舞、寫詩,這是勞動者身心解放的標誌。工人不僅是文藝的消費者,也是文藝創作的主體。不過,在現代社會,詩人或藝術家有一種特殊的功能,就是示範了一種個人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進行有創作性的文化藝術勞動,另一方面又用文化藝術產品來掙錢養活自己,這是一種最理想的工作狀態,既避免了從事異化勞動,又能夠有較高的收入。所以藝術家有可能成為一種有尊嚴的勞動者。80、90年代以來,不要說工人、農民從事文藝創作了,就連消費文化都變得很困難,因為市場化的文化產業先在地把工人、農村從消費者中排除在外了,就像網絡、電視雖然底層也能很便宜的使用和收看,但是裡面很少有工人、農民的節目,即使出現也是一種獵奇式的消費,大多數文化娛樂產品所對應的消費者都是城裡年輕小資,就像電影產業很明顯,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全民、城鄉共享的藝術,變成了現在的以90後為消費主體的藝術樣式。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創作本身涉及到文化權利和文化民主化的問題。

討論工人文學往往涉及到是工人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工人的問題。在討論女性詩歌時也會追問這個問題,究竟是女人寫的,還是寫女人的,討論農民詩歌也是如此,為什麽一說到工人、女人、農民等特殊身份就涉及到代言的問題,好像有一些身份是不言自明的,無需代言的,「我」能自主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像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則只能被代言,他們無法自主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當然與工人、農民處在社會底層的位置有關,他們需要爭奪更多的話語空間。不過,在討論工人、農民能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之前,應該追問為何在30年社會改革的過程中,人數最多的工人、農民會變成社會底層、會再次成為社會苦難的象征。就像根據路遙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講述的是70年代末農村青年尋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個時候,農民、工人不是社會底層,而是社會改革的主體,最終路遙讓孫少平進城當煤礦工人,也被認為是一種「平凡的世界」裡不平凡的勞動者。如果現在拍農民和工人的故事,肯定就是底層和苦難。正如女詩人寂之水的長詩《審判》開頭就把打工者描述為一個「攜著叮當作響的刑具」的受刑人。

這種工人代言以及作為底層的工人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是後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所追問的「底層能否說話」的問題。這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與女人、農民等身份不同,工人比較特殊。工人是現代社會、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物,工人文學裡清晰地表達了人對機器、對工廠的態度,這種人與機器的關系以及人在工廠裡勞動的方式是現代社會以來人的普遍狀態,工人恰好不需要被代言,工人是現代人類的代言者。在馬克思的階級論述中,工人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人」和「人類」。工人階級的普遍性在於工人的解放是人類社會解放的前提。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工人的這種普遍性,而不只是在差異政治、身份政治中理解工人的問題。馬克思認為,工人用勞動創造了整個現代社會,只是不占有生產資料,所以工人的勞動是一種異化勞動,也是一種被奴役的勞動。這種雇傭勞動是當下大多數勞動者的普遍形態,即使更多從事腦力勞動的小白領也是如此。所以說,工人的議題確實不是只關於工人的,而是關於作為普遍意義的現代人、現代人類、現代文明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工人問題是工業時代的核心問題,人類的解放、現代文明的出路與工人的命運是緊密相聯的。

 

(本文原載《新華月報》2016年5月號;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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