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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屠殺是人類文明的果 — 記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

2015/1/27 — 17:12

資料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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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元首今天齊集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集中營解放70周年。納粹德軍犯下的人道罪行早已廣為人知。奧斯維辛作為種族屠殺最醜陋的證據,早已免費對各國遊客開放,以自身的瘡疤訴說著人類的狂妄。70年過去,問一個老土的問題,人類從奧斯維辛學到甚麼?

從奧斯維辛離開踏上歸途的遊人,腳步都有千斤重。九年過去,展版上的細節我早已忘掉,但視覺印象揮之不去:箱中堆積如山的死者骨頭、送入毒氣室前從死者身上摘下來的眼鏡、頭髮和僅有的財物,希望能從在最後一刻把死者僅有的價值都搾乾淨。死亡的規模就以這種型態展現眼前。更矚目驚心的不是展館和展品。奧斯維辛準確地說是集中營,但坐 15 分鐘巴士到達的 Birkenau,才是毒氣室所在。遊人踏在車軌上進入Birkenau ,這條路就是當年死者們被運上的車卡,由奧斯維辛出發踏上的死亡之路。納粹德軍慌忙撤退前急著破壞 Birkenau,不欲讓人揭發其惡行,今天放眼看 Birkenau 只算一片廢墟,雜草大樹在頹垣敗瓦旁欣欣向榮,不須任何展品和展版,那種肅殺誰也忘不掉。

後來猶太人在二戰的厄運成為人類史上最有名的浩劫,當中有很多複雜因素。德國成為戰敗國徹底反省其戰爭暴行,重新出發成為歐洲最重要經濟體;其他歐洲國家也面對這道歷史瘡疤,將反猶列為刑事罪行,這種特別保護一個特定種族的法例引起違反表達自由的爭議,但無疑在歐洲部分國家有其歷史因素。社會科學家紛紛質問,在人類文明最先進的歐洲中心,為何會出現這場反人性的災難?我們該從中得到甚麼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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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屠殺源於人類文明進步?

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解釋令人感傷。如果我們以為屠殺是違反人類文明的野蠻行為,他認為反而是人類文明到達現代性(modernity)的階段,卻為納粹屠殺提供論述根源。現代性的特點在於推崇理性、效率和官僚制度,而這些原則在執行屠殺時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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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對於針對猶太人的Final Solution的源起是精心策劃、受完整意識形態引導的一場罪行,抑或是多個渾沌偶然或藉口交織而成似乎未有定論,但納粹德國執行時的確極有系統。每個政府部門都參與在來,連教會和內政部也提供出世紙證明誰是猶太人、財政部充公猶太人財產、德國企業解僱猶太僱員。更明顯的是為何要採用毒氣室?當時時任納粹波蘭總督的Hans Frank就說,要殺的人太多,逐個槍殺太花時間人力物力,子彈都要錢。後來於是發展出毒氣室這種殺人有效率又慳水慳力的「技術」。

現代性推崇的工具理性,即是一種不要問點解只要把事情做好的信念,亦令屠殺執行者難以反思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合乎道德。簡單點來說就是「搵食啫,犯法呀?」或者是「老細叫我咁做就咁做」。加上分工合作雖然提高效率,但令每個人的工作零碎化,難以衡量自己的任務對整體的影響。郵差哪會細想每天忠實地派信,他們將送往集中營的通知送到猶太人的手上,正參與了將猶太人送上絕路的角色?每人都以為自己只是制度下一件微不足道的零件,不足為害,難以得知自己所做的事帶來的影響。所以問「點解咁都做得出」可能是問錯問題,因為每個人的角色似乎如此卑微,卑微到他們根本不會有機會面對任何道德困境。所以Bauman提出的是大屠殺並非人類文明的一場意外,相反,雖然現代性不會直接導致屠殺, 但正是人類走到現代性一步,為屠殺提供了思想基礎。

被屠殺者否認他人亦遭屠殺

二戰過去逾半個世紀,關於納粹德軍暴行的專著汗牛充棟,然而人類浩劫卻從未畫上句號。我無意列出二戰以後各場戰爭或屠殺,但說到汲取歷史教訓卻不易,但走訪各國卻令人神傷。一般列出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為六百萬人,這場屠殺被稱為the Holocaust,the加大草H,足證它的歷史獨特性。同時光是波蘭死亡人口亦多達六百萬人。而在不遠處的歐亞邊境的高加索地帶,上世紀10年代的,一百萬亞美尼亞人被土耳其人屠殺。然而今天當在一些歐洲國家否認納粹屠殺(Holocaust Denial)是刑事罪行時,土耳其還在否認亞美尼亞屠殺,甚至若有土耳其人公開承認曾屠殺亞美尼亞人會被控叛國罪。

理應身同感受的以色列甚至是公開否認,或至少對亞美尼亞屠殺噤聲的國家。一些以色列政客認為公開承認亞美尼亞屠殺,等於否定猶太屠殺獨一無二的地位,深怕其他人的悲慘命運上升至同等高度的道德層面會威脅到猶太人。而他們亦堅稱只有猶太人才配得上大草Holocaust,亞美尼亞人最多只能用genocide。前以色列總理佩雷斯任職外長時並說過,亞美尼亞人的確經歷了一場悲劇(tragedy),但不是屠殺(genocide)。

過去的屠殺是今天政府無能的擋箭牌

過去的屠殺亦是今天政客無能的擋箭牌。上月到過柬埔寨金邊的赤柬屠殺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現任總理洪森下令於1988年建成。赤柬於1975至1978年短短三年零八個月間屠殺國內二百萬人,極大部分是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城市人,令柬埔寨發展滯後好幾十年。但明顯洪森將全國問題都推到赤柬頭上,不但忽略了自己與赤柬千絲萬縷的關係,他自己由1978年到今天出任柬埔寨最高元首後,如何姑息赤柬劊子手,拖延聯合國審判當然也隻字未提。而他已經執政近40年,今天柬埔寨貪污猖獗,發展被其他東南亞國家嚴重落後,也可以把責任往赤柬頭上推到一乾二淨了。

時任衛報記者的 Ed Vulliamy 於1992年到達波斯尼亞西北部的集中營,跟ITV成為首個揭發塞軍在南斯拉夫內戰中對波斯尼亞犯下的暴行的記者。當時歐洲人才驚覺,為何另一場種族屠殺竟會在歐洲中心再度上演,難道他們沒有汲取納粹的教訓嗎?今日歐洲元首在奧斯維辛聚頭,心水清的讀者可能會發現,這些元首之間,竟欠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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