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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與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權力分布

2016/6/24 — 17:40

英國脫歐,意味的或許是對國家主權的重新理解。基於古典的理論基礎,國家主權可以等同在國土範圍內使用武力而不受挑戰,也可以是國民共同締結社會契約以求共同權利和安全。歐盟是今天最重要的超國家主權實體,其政治權力基本上由成員國上繳。首先是制訂關稅和管制貿易的權力,再到貨幣政策、人權法律及邊界管制,歐盟軍的出現更賦予歐盟武力權,繼續發展下去,原本的歐洲眾國,不久就會變成今天的瑞士聯邦中的各邦或美國五十一洲的各洲一樣,只留下市政層級,例如管理教育、基建、醫療等等的權力。

猶記得兩年前在倫敦國王學院的戰爭研究課,導師笑言在一百年後,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可能會改名成為第一/二次歐洲融合戰爭。這種想法今天看來太過天真。政治權力可以往上移和往下移,也可以橫向移動和零碎散布。中世紀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各領地中的領主,國王不過是貴族中地位稍高的一位,要集結軍隊,還是要與諸貴族協商。直至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政治權力才向國家層面集中。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歷史,大概就是國家之間貿易的開放與限制,領土的征服和防衛。在二十世紀以來,我們多次遙望全球政府的可能,不過國際聯盟首先失敗,聯合國依然受常任理事國把持。區域性的超國家組織,當數歐盟最為成功。今天英國離去,說明一體化的潮流可逆,主權國家還將存在一段長時間。

此外,政治權力的下移和橫移也是值得我們留意的趨勢。跨國家企業(Transnational Coporations)的巨大規模使他們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參與者。馬雲許下豪言壯語說阿里巴巴將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Google和Facebook介入大多數人類的生活,大數據處理的能力使他們能掌握人類生活上的一舉一動,細節程度使以往所有主權國家的情報部門艷羨不已,長遠來說會為他們帶來甚麼政治權力,現在還是十分難估計,但願不會演化成另一種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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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網絡的發展同樣奪走國家的權力。以往公民在國家的領土之中生活,處處受國家的法律制約,也受所在地的集體文化影響。年輕公民在公營學校受教育,就是經歷集體的社教化過程,使他們之後成為國家的公民,有着相似的知識基礎、社會價值和身份認同。但現在的人類有大部分時間在網絡之中生活,而網絡中國家的存在極細,也絕無地理限制。當民眾在實體的國土中抽離,將會在網絡領土之中建立新的社群,設下新的秩序,當然也發展出新的文化。

以上的思考對香港的前途也有相當的啟示。支持香港獨立/自決的政治力量希望在香港的政府能對香港市民施展政治權力,在國際社會中行使國家主權,驅離北京在香港的政治權力,或至少將其大幅收窄。對內能建立民族身份,人民之間能互相信任而共同分享權力和安全的命運共同體。陳雲的城邦論和原先的一國兩制信仰者認為只要能遵照當初界定北京與香港權力關係的契約,即《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就能將北京和香港的權力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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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兩個老生常談的思路,有關香港前途論述中最特別者,當是沈旭暉博士的虛擬香港論。他認為在香港人無法得到現實世界的政治權力,唯有將生存空間移到網絡,在網絡建立出新國家[1]。網絡猶如大航海時代的新大陸,沒有傳統的政治權力,人民可以自由結合,群組、社會,建立自己的文化。這個思路創意十足,卻也有其破綻。第一是超前時代,網絡國家也許要在Virtual Reality高度發達,甚至出現Mind Uploading科技之後才會具備實質意義。第二,網絡世界不是絕緣於國家權力的處女地,就以我們熟悉的高登討論區為例,五毛的盛行大大影響了理論討論和資訊交流,使這個曾經的年輕網民烏托邦黯然失色。第三,美其名建立虛擬的新香港,其實就是放棄現實世界。這與在戰亂和瘟疫之中,人民投向宗教的懷抱沒有兩異,既然現實世界猶如地獄,不如寄望死後的天國。我會認為這是一種消極態度。英國脫歐反映英國民眾重新選擇主權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集中層級。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也影響着政治權力的分布。香港人希望要掌握自身的政治權力,還有很多路向可以思考。

 

[1] 參見 沈旭暉 虛擬國家論:由特朗普到旺角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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