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蘇聯「社會主義」為什麽會失敗?

2015/7/10 — 15:06

【文:郝建】

【摘要】蘇聯的「真社會主義」區分了指揮者和被指揮者的等級關係,所以它不是自由人的聯合社會。這是它最根本的矛盾,無論是指揮者,還是演奏者(被指揮者),都是交響樂團的一部分,都是為了演奏好的音樂而努力。但是,於指揮者而言,管理和協調只是整個勞動過程中一種具體勞動——它和每個演奏者的具體勞動也並無二致。社會主義確實需要領導和管理,但領導和管理是為了團結整體,而不是繼續給人分層劃等。

「主教,我可以飛上天空,」

廣告

裁縫對主教說,

「看看我是怎麽做到的!」

廣告

他飛了起來,還帶著兩個奇怪的東西,

像是一對粗糙的翅膀,

飛向教堂的上空。

主教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下。

「這是純粹的謊言,

人類不是小鳥,

永遠不可能飛翔。」

主教說。

「裁縫死了。」

人們告訴主教。

「死在風雨中。

風雨打碎了他的翅膀。

他摔死在

教堂硬實的院子中。」

「喪鐘將會響起,

這是純粹的謊言,

人類不是小鳥,

永遠不可能飛翔。」

主教說。

——布萊希特《烏爾姆的裁縫》

在很多人看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象征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如果說在冷戰結束之前,全球還有兩大陣營和「冷戰思維」,那冷戰結束後,精英們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將全球帶進新自由主義這個「大同世界」。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漸漸成為「烏托邦」或者「極權暴政」的代名詞。然而,在急於給共產主義蓋棺定論之前,我們有必要認真分析歷史。如果不總結過去有益的經驗和切膚的教訓,那麽我們在將來遇到同樣的問題時,還會犯同樣的錯誤。

作為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Michael Lebowitz《「真社會主義」的矛盾:領導者與被領導者》(The contradictions of "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一書就研究了1950年代到1980年代,蘇聯和中東歐國家采取的「蘇聯模式」。作者沿用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定義,稱其為「真社會主義」。Lebowitz認為,是「真社會主義」內部的官僚主義矛盾,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蘇聯的失敗不在於它的社會主義目標,而在於實現這一目標的行動,以及指導理論。這就是為什麽Lebowitz一開篇就引用了布萊希特的小詩《烏爾姆的小裁縫》——在多少人看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一個「純粹的謊言」,因為「人類不是小鳥,永遠不可能飛翔」。但Lebowitz恰恰就是要反駁這種觀點——人是可以飛的,前提是要用對翅膀。如果誤用了不是翅膀的東西,妄圖一飛沖天,後果不堪設想啊!

短缺之病,步步驚心

「真社會主義」是1970年代在蘇聯和東歐出現的一個概念,主要是指蘇共中央在後赫魯曉夫時代推行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從表面現象來看,二戰結束後一直到1980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諸國長期處於短缺之中。排隊、等待、四處尋覓、找不到就只能另找替代品應付……都是蘇聯人生活的常態,更不用說還有貨品供應停止的時候。後來人們「學乖」了,只要看到有隊就馬上去排,不管是在賣什麽東西。一來二去,蘇聯出現了很多非正規的交易渠道(比如個人的關係網絡),大家彼此交換自己手上的貨品。生產者也是如此:為了能有盡可能多的輸入來完成生產,它們也會依賴非正式網絡來獲得原材料。Lebowitz就問了:這種慢性病般的長期短缺,只是一個不合理的政策呢,還是一個反映了「真社會主義」本質的病征?

Lebowitz結合以往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研究,認為短缺經濟其實反映了企業經理、中央計劃者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真社會主義」體制下,中央計劃者會定下每年的生產任務,然後把任務分配到各個企業,由企業完成這些任務。在後赫魯曉夫時代,蘇共中央為了刺激生產,拉動經濟增長,所以給企業經理設置了大量物質刺激(比如獎金)。這部分物質刺激後來在經理的收入中占比越來越大,所以經理為了達到定額,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以換取物質獎勵,博得上級認可,逐漸出現了企業生產摻水、虛報產量、隱瞞生產能力等問題。(當時蘇聯工業流行一句話,「好經理知道只完成計劃的105%即可,完成125%的那是傻子」。)為了遏制這種情況,中央的計劃者就控制原材料供應。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企業經理要麽想辦法自己生產,要麽賄賂官員以獲取有限的資源。虛假信息就這樣從下級一層一層地往上級傳遞,但一個好的計劃恰恰需要精確的信息。這樣一來,中央計劃者就無法做出準確的計劃,企業經理也樂見計劃松散。

既然如此,那為什麽中央計劃者還會選擇這種弊端重重的政策呢?Lebowitz沿用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方法,把整個「真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分析其生產關係和再生產模式。所以,和馬克思一樣,Lebowitz不去糾結上述問題和經理本人品行的關係,而是考察這些問題的結構性根源。一方面,Lebowitz運用了「首長-代理人」模型來分析中央計劃者的地位:中央計劃者是「首長」,企業經理是「代理人」,「首長」想實現某一願景,只能仰賴「代理人」,但「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標。雙方不僅有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而且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就一線生產情況而言,「代理人」知道得比「首長」要多。這個模型假設首長知道代理人要什麽(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所以創造條件,設定獎勵級別,以獲得理想的結果。因此,我們看到蘇共中央通過物質刺激來鼓勵企業經理完成生產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央計劃者的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對特定行動進行特定反應,這種機制本身就在不斷制造短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畸形工業結構則使得短缺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Lebowitz認為,蘇聯為工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契約」——比如穩定的全民雇傭,上漲的工資,公共服務社會化、一系列再生產的補貼和相對的平等——而這個「社會契約」雖然給工人提供了很多好處,但它不是工人本身和國家協商的結果,而是工人認同和物質利益的交易。蘇聯工人的領導是上級指派的,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的;工人也無法對直接的生產過程施以影響,所以工人還是有異化和淪為「二等公民」之感,磨洋工、效率低、質量差的問題紛紛出現。工人階級本身也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會,沒有組織的政黨,缺乏有效的政治參與,所以他們的力量並不強大。從這個角度來看,缺乏主體性的工人階級也是引發混亂的原因之一。Lebowitz認為,中央計劃者、企業經理和工人階級三者的矛盾一齊指向了蘇聯社會主義的本質癥結:先鋒生產關係(vanguar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先鋒生產關係」

全書的核心在於闡釋「先鋒生產關係」這一概念。在這樣一種生產關係中,生產、分配、消費中的社會關係是什麽?誰的意志主導了生產?誰在工作場所說了算?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麽?一般人對「真社會主義」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生產資料國有制和中央計劃經濟上,缺乏對生產關係進行深入分析。Lebowitz就要反其道行之,沿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來理解「真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Lebowitz認為,蘇聯貫徹的是列寧主義 「先鋒黨」理論,即共產黨應該是先鋒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因為要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所以需要政治工具,以組織和領導工人階級和全社會;需要一個高度組織化、嚴格紀律和中央集權的、統一的馬列主義政黨——這就是共產黨。Lebowitz打了一個比方: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之路上,先鋒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正是交響樂團中指揮和演奏者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黨擔負了教育、領導和協調管理的職責。在先鋒黨這個框架裏,非先鋒只能從先鋒處知道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非先鋒需要有相應的政治和道德信念(所以要經過重重考察才能考慮是否吸納入黨)、信任黨的宗旨,同意黨的意識形態,對計劃的目標充滿熱情;同時,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不可否認,這個結構是有效率的,但也容易滋生官僚主義的問題。

在先鋒生產關係下,先鋒黨通過直接的命令和計劃,從上到下,協調全國經濟,猶如在協調一個「單一的全國工廠」。因此,一個先鋒黨,它同時需要具有先鋒形式的國有制,先鋒形式的國家協作,先鋒形式的國家計劃,同時需要下級的接受,這個先鋒生產關係才能是一個能運作起來的有機整體。Lebowitz用蘇聯工人階級和企業經理的狀況說明了這一生產關係的問題。首先,在先鋒規則下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同時在社會契約的框架內接受他們的從屬地位。但他們缺少在工作場所的話語權,勞動過程也使他們原子化,因此他們無法在工作場所有效自我組織。在「真社會主義」條件下,任何工人的獨立組織,都會被視為對「真社會主義」的威脅。所以,從本質上來看,先鋒生產關係是一個剝削的制度。它政治性地掠奪勞動者的剩餘勞動;它的等級結構只需工人遵守上級命令,沒有給他們發揮能動性;社會契約反而成了先鋒生產關係一個有力的治理工具,使得工人長期接受先鋒黨的權威。其次,於企業經理而言,先鋒黨使用獎金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鼓勵他們服從中央計劃的目標。雖然這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經理通過犧牲全局利益,來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已經蘊含了資本的邏輯。企業經理放松生產計劃,隱瞞生產潛力,其實是資本邏輯和先鋒邏輯相互沖突的結果。在Lebowitz看來,這就是「真社會主義」的真正癥結。對於這個問題,蘇聯歷史上也有過理論上的路線之爭,此處不作介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閱讀原書。

總而言之,在「真社會主義」條件下,先鋒黨本身滋生了龐大的官僚階級,官僚階級通過先鋒生產關係牢牢掌握了國家力量,最終蘇聯成為了一個官僚國家。以企業經理為代表的官僚精英則不僅通過這套生產關係掌握了權力,而且實現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君不見,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新富階層不少都是前蘇聯的黨國官僚。

怎麽辦:展望21世紀的社會主義

今天,許多人認為人類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結」。除了資本主義,我們似乎已經別無選擇。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是否意味著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空想的? Lebowitz認為,這正是我們亟需認真回顧和總結蘇聯「真社會主義」的原因。只有嚴肅地對待歷史,我們才有可能想清楚自己該往哪裏走,怎麽走。不然,我們的努力最終不是被資本主義打敗,就是被資本主義吞沒。過去出現的錯誤,將來也還有可能再犯。

正如切格瓦拉所說,社會主義不只是意味著打造物質基礎,而且要打造新人。Lebowitz認為,要克服「真社會主義」的官僚主義問題,關鍵是要實現勞動者對生產過程和生活社區的自我管理,從而實現從鄰里、到社區、再到國家層面的自我管理。換言之,蘇聯經驗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就是需要發展「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展望21世紀的社會主義,它應該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中包括:1)有意識的生產者間的聯合;2)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場所的民主、鄰里和社區的民主,擴展積極主動的民主參與、管理和討論。Lebowitz認為,這也是一項對人的改造工程,讓人們成為真正的革命主體。社會主義應該要打造一個有機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關係,它應該是合作和團結的關係,以實現生產者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聯合,為了滿足使用價值的需求而生產,生產者也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生產為社會主義新人。

先鋒馬克思主義是畸形的馬克思主義。「真社會主義」區分了指揮者和被指揮者的等級關係,所以它不是自由人的聯合社會。這是它最根本的矛盾,也是內在於先鋒生產關係的矛盾。回到Lebowitz打的那個比方:無論是指揮者,還是演奏者(被指揮者),都是交響樂團的一部分,都是為了演奏好的音樂而努力。但是,於指揮者而言,管理和協調只是整個勞動過程中一種具體勞動——它和每個演奏者的具體勞動也並無二致。社會主義確實需要領導和管理,但領導和管理是為了團結整體,實現1+1>2的效果,而不是繼續給人分層劃等,讓權力披上另外一件外衣,悄悄回歸。

所以,不是人飛不起來,而是不要指望靠長得像翅膀(但又不是翅膀的東西)飛起來。

參考文獻:Lebowitz, M. A. (2012).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Monthly Review.

原刊於破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