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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韓國、香港、中國之間的「第三文化小孩」

2017/5/11 — 14:50

資料圖片 l 圖片來源:Trung Le@flickr(CC BY 2.0)

資料圖片 l 圖片來源:Trung [email protected](CC BY 2.0)

到了香港,我才第一次接觸到「第三文化小孩」。這個名詞,指的是在成長階段,有很長時間待在和自己原本文化不同的國家的人。

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的朋友 Kristy 和 Yelim 小時候隨著家人分別移居到香港和大陸,新舊文化的衝擊塑造了他們獨特的經歷。在這個高度流動的社會,身份認同也不再有個固定的答案。

成長的經驗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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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y 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雖然兩地文化相近,但她體會到社會觀念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最明顯的是,香港社會擁有更大的自由。「雖然以前讀過中國憲法,列明人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但是在香港才第一次看見真正的遊行示威,而且大家對此非常稀鬆平常。」她說,一開始很多事必須練習「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理解」,但漸漸的她可以了解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

移居香港五年後,Kristy 覺得自己的價值觀和「內地」朋友漸行漸遠,她對於政府和權威充滿質疑,但同時她又無法完全像個香港人。「內地學校非常強調紀律和尊師重道,這使我至今還是比較順從,不太敢挑戰老師的權威和大膽表達自己。」我告訴她,我們總會難以脫離以前環境對我們的影響,但至少我們有了機會選擇我們想要怎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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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risty 相似,出生於韓國,在大陸待過多年的 Yelim 對中國大陸的深刻印象,就是什麼都重「人情」。Kristy 看不慣的是在大陸談生意或是拜託他人都要迂迴曲折。

對於 Yelim 來說,她長大後才慢慢了解這個特殊的「關係」文化。「小時候我很純真地以為我媽媽送我老師韓國化妝品只是意思意思,但我後來才發現那老師特别關照我是有原因的。」Yelim 笑著說。

剛開始認識 Yelim 的時候,因為她一口流利的中文,我曾以為她是大陸人,「我不會刻意去想我是外國人,當我在內地的學校有時考不好,別人會竊竊私語說果然外國人沒有比較厲害,我想這激勵了我一直去努力。」

我問她適應上的挫折,她告訴我以前她很討厭跟媽媽出去。「我常常要幫媽媽翻譯,而大家看我是小孩子又是外人,也不會很認真對待我。」但現在她很後悔,畢竟媽媽也是離開親人,到了一個語言不通的陌生環境。

在不同文化下成長,Kristy 和 Yelim 有股壓力,總覺得自己必須格外努力,才能趕上身邊的人。「之前在香港就讀的是第三級別的中學,上了香港大學後看到很多名校出身的人,讀書、實習和社交都能兼顧,所以我總覺得有點慚愧。」Kristy 說。我記得有幾次下課我們相約吃飯,她告訴我當她無法跟隨某種香港忙碌積極的價值觀,總有些徬徨。

但是也因為徬徨,我們才能開始思考我們的定位還有價值。

Yelim 說,無論在韓國和中國她總有種局外人的感覺,從小到大,她習慣著當個局外人,就算長期處在一個地方,卻難以融入當地的價值觀。

「無論和中國人還是韓國人,我都很難能夠深刻了解他們的想法。況且大家對我的態度也不一樣,不管在哪裡,他們總是會把我看做國外來的人。」

「你如何看待香港?」

在香港待了數年後,Kristy 和 Yelim 對於這個地方有著不同的看法。

Yelim 和我一樣在香港待了三年,這是個步伐迅速的城市,凡事都講求效率。但她總覺得這個地方缺少了文化多樣性,雖然香港是個國際化城市,實際上在校園很少看到不同種族的學生相互交流。「因為我會說普通話,有時在校園或是餐廳會感受到不友善的態度。」她說很多韓國同學到餐廳都寧願說英語而不是普通話,因為待遇相差很多。

我和她說,有幾次當別人得知我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的時候,音調立即高了八度,興奮的跟我說他很喜歡台灣。起初我很慶幸自己來自台灣,但久而久之,我開始質疑,為什麼明明不認識我,卻要因為我說的語言有先入為主的態度?

「我好討厭這種行為,太偽善了,所以我不會先說自己是韓國人,看他們會怎麼反應。我只跟那些即使不知道我從哪裡來,還願意跟我交流的人做朋友。」Yelim 說。

但對於 Kristy,她則能夠理解香港對於大陸敵意的態度,一來是有些遊客素質很低,二來則是中央對於香港的管控越來越嚴密。「所以大眾把這種憤怒投射在大陸人身上了。」她說。但就算憤怒情有可原,不代表刻板印象與差別待遇應該存在。

對於 Yelim,香港只是個短暫停留的港口,「或許我沒有依戀是因為我很難長期待在一個地方,很難交到固定的朋友」她告訴我,或許這也許多留學生的心聲。但是對 Kristy 來說,香港已是她的家鄉,就算對有些社會議題感到不滿,五年來她已經對這裡產生了認同感。

「中學上通識課的時候,身分認同永遠都是一個糾結矛盾的課題。剛來的一兩年我覺得自己是在香港定居的大陸人,但是現在我會偏向認為自己是個香港人。」Kristy 肯定的說。

無關身份認同,對大環境一樣徬徨

香港和韓國現今的政治情況同樣的動盪,兩地皆有學生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我問 Kristy 和 Yelim 是否想要改變些什麼,他們對我說了對於大環境的無力感。「我其實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什麼。從雨傘運動開始,都在關注香港政治的局勢,但是決定權在中央和建制派勢力手中,泛民派愈來愈失去方向,我看新聞總是覺得很無力。」Kristy 說。

我記得當時韓國總統朴槿惠醜聞爆發時,Yelim 天天關注新聞,但她現在同樣對大環境感到無奈。「韓國現在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我覺得自己無法改變些什麼。」

她們對於社會或許會憤慨,但這種無力感源自於在大環境下,對於自己的方向和未來始終感到徬徨,沒有什麼是可以緊抓著不放。世界瞬息萬變,只能努力站穩腳步。

關於身份認同,歷經了不同文化的洗禮,認同這兩個字對她們來說似乎不再那麼重要了。真正要緊的,是如何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處。

「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理解一直在變化,所謂香港人,不只是單純能夠融入本地文化。可以接納和擁抱其他文化的人才是香港人。」Kristy 對我說。

當我問起 Yelim,她則是選擇不特意想這個問題。「我知道自己是韓國人,但是個問題太複雜了,因為當回到韓國,總是有股陌生感。」我想適應新文化的過程必定會帶來衝擊,但最大的挫折,是當我們回頭望向故鄉時,卻感到陌生。這雖然無可避免,人可以盡力在未知洶湧中往前行。

Kristy 在香港找到了另一個歸屬,Yelim 仍試著找尋自己的家,但她們都在適應不同文化的過程中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人生。我所認識的她們,談起未來還是會徬徨,但一次次遠離家鄉的過程,讓他們了解自己沒有停留的機會,向前才是唯一的路。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刊於換日線;文首配圖非為作者或文中描繪的人物,僅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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