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被遺忘的道歉 - 日本戰爭道歉的重構與探討

2015/8/24 — 20:08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政府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話說在9月25日的中日晚宴上,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發言時說:「對於我國在過去數十年間對中國國民做出如此添麻煩之事(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我想在此表明深切反省之意。」本來友好的氣氛為之一變,事件更成為其後中日首腦會談之熱議。在9月26日第二次中日首腦會談上,中國總理周恩來嚴正批評:「『添了麻煩』這句話,是譬如把水濺到女性的裙子上,道歉時所用的話。日方以前所做的事,難道只用『添了麻煩』就可以了結嗎?」(註1)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在事後回憶更形容周恩來「幾乎是怒髮衝冠」。事件經過一番擾釀,日方最後同意在聲明中加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事隔43年,中日仍然為戰爭道歉爭持不下。正確來說,雙方彷彿生活在平行時空,對歷史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中方堅持日方從未就侵華作出道歉;日方就如首相安倍晉三在戰後70年談話所言,日本已經「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兩國的理解此般南轅北轍,實在匪夷所思。要瞭解當中脈絡,要簡單回顧一下歷史。

4次不可忽視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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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計算,由1972至今,日本就戰爭問題作出了接近30次「道歉」,當中有4次特別值得注意。日本就二戰問題作出「道歉」首次出現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條文之中。如上所述,聲明寫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對於反省是否道歉,我會之後討論。

另外一次道歉出現在日本戰敗50周年。1995年5月,時任首相村山富市訪華,與中國總理李鵬會談。村山說:「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災難,對此日本表示深刻反省」。同年8月,村山得到國會同意,就歷史問題發表著名的「村山談話」。談話清楚表明「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雖然談話沒有被納入任何正式的外交文件中,但毫無疑問日本就侵略表達了清晰的立場,確認了日本在二戰時期作為加害者的身份,對二戰罪行表示了反省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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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此行是中國國家元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訪日。由於意義重大,江澤民在抵達羽田機場時發表聲明,表示「只有總結歷史,對未來兩國發展才具有重要意義。」(註2)中方明顯藉此希望向日方傳達以書面道歉來「總結歷史」的意思。26日的會談中,首相小淵表示:「1995年發表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表明,我國對過去一段時間的殖民統治與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以及衷心道歉。」(註3)小淵首相強調,日本政府在此再次向中國人民表示反省和道歉。雖然「道歉」一詞最後並沒有被寫入《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中,但雙方的共識是「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95年8月15日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歷史教訓,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兩國發展長久友好關係。」

2001年10月8日,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華。在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小泉說:「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雖然發言中小泉明確表示對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但和以往的重要發言一樣,此番話並沒有機會進入任何的官方外交文件,作為「白紙黑字」的道歉聲明。

「迷惑」和「反省」的真意

《中日聯合聲明》中的「深刻的反省」是否道歉,語意上的確模糊不清。然而,要確立道歉是否有效(valid),除了要跳出詞語的本義,了解說話者的真正意思,更要嘗試瞭解言論的背景和雙方行為的背後意義。

中方對「添了麻煩」一詞的不滿源於「迷惑」在翻譯時語意出現改變。正如周恩來所說:「幾百萬中國人在戰爭中犠牲了。日本也蒙受了極大的損害,我們絕不能忘記這類歷史的教訓。田中首相說『要反省過去發生的不幸』,我們也同樣認為應該如此。不過,『為中國人民添了麻煩』的說法,反而會招來中國人的反感。在中國,添麻煩這個詞只會用在小事情上⋯⋯難道只用『添了麻煩』就可以了結嗎?」因此可以想像,如果日本在戰爭問題上堅持「迷惑=添了麻煩」,中方絕不會同意落實《中日聯合聲明》。上述假設的原因是,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沒有可能接受日本的「反省」是建基於「添了麻煩」這個理解之上。 如斯背景下,我們必須釐清田中角榮首相發言中「迷惑」的真正意思,以及它如何連結《聯合聲明》中的「深刻的反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1992年9月,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放了曾參與首腦會談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的訪問。對於田中講稿中的「添了麻煩」是否外務省的翻譯問題,橋本恕這樣回應:「這絕不是翻譯的問題,是考慮了當時日本國內的輿論之後幾乎最不留餘地的說法⋯⋯這是我考慮多日、多次推敲,說得誇張一點,是傾盡全部精力才寫成的講稿。當然事前也多次交由田中總理過目,最後決定『就這樣了』。」(註4)這段話似乎推翻了「添了麻煩」是翻譯問題的解釋,甚至印證了「迷惑」就是「添了麻煩」的意思。因此有意見認為,當時田中上任不久,執政黨憚於保守勢力發對,所以採用了意思溫和的字眼,避免國內出現反撲。在這解釋下,「迷惑」自然不是道歉。

但進一步翻查資料,橋本恕的說法似乎和田中角榮在不同場合的發言扞格不入,矛盾甚多。

田中角榮並不止一次就中日戰爭問題使用「迷惑」一詞。時任通產大臣的田中在1972年3月23日眾議院的答辯中,說明「我不斷表示(日本)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的麻煩。無論在公共場合或公開文書中都是這樣表示。添了麻煩是事實;中日邦交正常化最重要的還是要懷著給人造成了極大麻煩和由衷歉意的心情;而必須以此作為大前提之心情,無論現在或將來都不會變。」(註5)而在兩日前(3月21日)眾議院工商委員會的答辯中,田中角榮的發言中「添了麻煩」是和「必須從心表示敬意(respect、こうべをたれる)」一併使用(註6)。由此可見,「迷惑」絕不可理解為沒有歉意,一派輕鬆的言詞。依據田中的意思,麻煩包含了歉意,兩者必須放在同一個層次去理解。

事實上,中國官方資料亦印證了以上說法。

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著名黨史學者李海文在姫鵬飛回憶錄《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寫道「田中解釋說:從日文來說「添了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證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如果你們有更適當的詞匯,可以按你們習慣改。道歉的問題解決了。」(註7)由於回憶錄是得到曾參與《中日聯合聲明》會談的外交部長姫鵬飛本人確認,「道歉的問題解決了」作為會談共識的可信性甚高。再者,研究日本長達50年的學者吳學文在《風雨陰晴─我所經歷的中日關係》一書中亦提到外交部檔案中找到證明上述講法的資料(註8)。田中的確說「添了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長年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矢吹晉(Yabuki Susumu)在2003年查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時亦發現,在周恩來和田中角榮的對話中,田中明確表示「『添麻煩』是誠心誠意表示謝罪」(註9)。總的來說,與其說「添了麻煩」是「迷惑」的誤譯或日本政府刻意安排的保守說法,不如說田中早已認定「添了麻煩」包含了謝罪之意,其意思最後亦得到中方理解和接受。回國後9月30日的下午,田中在總理官邸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再次就「迷惑」作解釋,重申向中方說明了「迷惑」在日方理解下的真正意思。那是中方的「添了麻煩」抑或日方的「添了麻煩」?相信《中日聯合聲明》的簽署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上文雖然論證了「迷惑」包含謝罪之意,但並未證明《中日聯合聲明》中「深刻的反省」就是謝罪。在「迷惑事件」發生後,田中揚言日本政府可以按中國的習慣改用其他字眼。在聲明的草擬過程中,中國外交部長姫鵬飛曾經就「責任」一詞作出多次修改,把「中國國民」這受害對象明確化,更清楚指出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身分和責任(註10)。此責任意識和日方所申明的「迷惑」在意思上如出一轍。由此路進,日本的「反省」就可以和「迷惑」串連起來,包含誠心誠意謝罪之意。會談由中國國家領導人主導,最後的聲明中加入中方多次修改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一重要條文,如果我們仍然認為中方未曾接受日方謝罪之意,中日雙方仍未和解並總結道歉問題,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一個意想不到的化學作用改寫了和解歷史

無可否認,政治現實告訴我們中日雙方仍未和解,任何人都可清楚地感受到兩國感情上的疙瘩。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前人解決了問題好像被遺忘得乾淨俐落,雙方又回到「不自然關係」的起步點上?
1991年12月蘇聯正式解體,意味著長達40年的冷戰時期正式結束。意識形態陣營的對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這個轉捩點為戰後民族主義的土壤播上新的種子。地緣政治由全球的二元對立演變到區域性,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增加,競爭加劇,都令民族意識水漲船高。近百年來,中國和日本都是亞太區內的兩大「龍頭」。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競爭又再把中國和日本拉回民族優越性的比較上。本來,由不同國家國民之間自然產生的競爭並無不妥,並無產生仇恨和對立的邏輯關係。亞洲四小龍的興起足以印證這個觀點。然而,當民族情緒浸透了政治目的,其宣洩渠道往往滿佈對立思維,一不小心就會陷入盲目的衝動中。

自19世紀的一個多世紀,中國不斷承受著國內外紛至沓來的壓力。直至1970年代,中國仍然徘徊在馮桂芬所說的「富強之術」的路上,不知去向。文革的浩劫摧毀無數人身心,國內經濟嚴重頓挫。1978年起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回應了中國這段時期的特殊需要--挽救疲弱的經濟和給予人民忘記過去的理由;把受困於歷史沉痾中的人民帶回發展國家的路上。有趣的是,這理念和日本戰敗後的政策取向不約而同。然而,以經濟發展「和平掘起」的願景遇到意想不到的發展,導致滿富強烈政治味道的民族主義最終抬頭。
1989年的「六四事件」導致中國受到世界各國制裁,中國政府首次意識到經濟成就未必帶來長治久安。兩年後巨人蘇聯的倒下更印證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一句話:「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註11)中國政府發現,要保護黨中央巋然不動的基礎,單靠經濟成就賦予的正當性(legitimacy)未必足夠。中國政府必需在經濟手段以外尋求維持中共政府正當性的元素。這正正是民族主義。用英國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84》和《動物農場》的作者-在 'Notes on Nationalism’ 的話語說,民族主義關心的是力量,追求的是國家力量和榮耀(註12)。以民族主義製造同仇敵愾的環境,以保護政權的合法性,歷史上屢見不鮮。中國政府恰好在日本身上找到的,就是能夠激發民族情緒的導火線,即是歷史問題。

釣魚台的近代爭議源於美日在1971年6月17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美國把沖繩和釣魚台一併歸還給日本政府。雖然中方當年12月30日發表釣魚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嚴正聲明,但細心觀察會發現直至上世紀90年代為止,釣魚台爭議從未在中日外交上白熱化。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會談中,即使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主動提出釣魚台問題,周恩來卻回應:「談這個問題談不下來,不要影響我們兩國關係,大的問題的解決,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局,在釣魚島問題上擱置爭議,求大同存小異,等時機成熟時再來解決。」(註13)即使1978年8月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上興建燈塔,同年10月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書交換儀式而到訪日本的中國國家主席鄧小平,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被問及釣魚台爭議時,仍然回答:「談這些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擺一下不要緊,你擺10年也沒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這個問題談不攏,我們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一些,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註14)直至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上興建第二個燈塔引發保釣運動為止,釣魚台爭議從未大幅升溫。由此可以斷言,直至90年代,民族主義並未在中日關係擔當重要角色。

釣魚台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為中國政府提供了一條正當性的出路。這無疑加強了中國政府重新審視歷史爭議的動機。因此,我嘗試大膽推斷:「六四事件」產生的正當性危機令中共政府試圖以民族主義作為鞏固政權的一個考量,以日本右翼團體引發的爭議作為藉口,改寫了中日在戰爭問題上已經和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中日和平友好的承諾。近20年民族主義在中國再度興起,並不完全肇因於日本國內的右翼運動,中共政府的正當性危機亦是原因之一。鄧小平聲在1978年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總結了我們過去的關係。」條約亦以法律形式正式確認了1972年《中日共同聲明》的原則。中方這個明確立場理應從根本上確認「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容再有爭拗。由此可見,中方以「缺乏書面道歉」之因由和日本在戰爭問題上拉鋸似乎是無視了前人苦心經營的中日關係,更是把問題重設回邦交正常化前的不正常狀態。



書面道歉重要嗎?還是態度問題?

1998年10月8日,日韓兩國簽署了《日韓共同宣言》,當中日本向韓國表示了「痛切反省」和「由衷歉意」(註15)。這是日本首次以書面形式對韓國的殖民地統治表示歉意。同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希望得到和韓國一樣的書面道歉,但結果又是「反省」。難怪當時中國總理朱镕基在2000年訪日時,在10月14日東京廣播公司(TBS)的訪問中語帶不滿地說:「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裡面,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過。當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當時的首相,籠統地向亞洲人民表示過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裡面都沒有向中國人民道過歉。因此,不能說中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沒有!道歉不道歉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們希望你們考慮這個問題。」(註16)這番話頗能反映中國政府對日本書面道歉的堅持和感受,亦或多或少浸透了《日韓共同宣言》產生的副作用--面子問題。

但書面道歉真的是重點嗎?這是真正和解的關鍵嗎?在探討問題之前,不妨讓我們重溫德國的道歉歷史,以便了解德國和日本的道歉為何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

德國戰後說戰爭問題作了三次意義深遠道歉:

一,1951年9月27日,首任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承認德國在戰時曾犯下「難以形容的罪行」(unspeakable crimes)。
二,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威利・布朗特(Willy Brandt)在訪問波蘭時,在猶太英雄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hetto Heroes)前下跪道歉。
三,1985年5月8日,西德總統里夏德・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國會進行的演說。

1951年,以色列要求德國承認戰時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集體罪行,和賠償15億美元。同年9月,首任西德總理阿登納在國會回應說: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with i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German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immeasurable suffering inflicted upon the Jews in Germany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the era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large majority of the German people abhorred the crimes and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m. ... [T]here were many Germans, despite endangering themselves out of religious reasons, the call of conscience, and shame at the dishonor of Germany’s name, who showed a willingness to help their fellow Jewish citizens. In the name of the German people, unspeakable crimes were committed which create a duty of moral and material restitution….」(註17)。

儘管阿登納提到「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難以形容的罪行」,文中並沒有直接提及「德國」或「德國人民」犯下「難以形容的罪行」;犯下罪行的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的人。嚴格來說,阿登納沒有把罪行的責任無條件地放置在德國之上,不比「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來得直接。正如歷史學家 Jane Yamazaki 在 'Japanese Apologies for World War II’ 所言:「如果道歉是目的,它一定不能與藉口和解釋結合。」(註18)德國在聲明中的字眼不夠徹底。更重要的是,和日本一樣,聲明沒有明確表示「道歉」。在比較兩次道歉的內容後,我們似乎未能解釋外界不同反應的原因。

相信令人最印象深刻的「道歉」是西德總理布朗特在猶太英雄紀念碑下跪的一幕。這一跪頓時轟動世界,從此成為德國為戰爭罪行誠心道歉的象徵,贏得國內外掌聲。雖然布朗特在下跪後並無發言表示道歉,但往後輿論都一致讚好。其後布朗特在日記中論及這一幕,寫道:

On the abyss of German history and carrying the burden of the millions who were murdered, I did what people do when words fail them」(註19),表明德國對死難者的歉意。無獨有偶,1971年布朗特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揚他在改善西歐和東歐關係的努力。由此推斷,即使德國在事件中並沒有正式道歉,或以任何書面形式表示德國的連帶責任,簡單的一個動作卻成功向世界傳達了德國在戰爭問題上的態度。

西德總統魏茨澤克在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大會上的發言經常被視為德國的正式道歉,和「村山談話」有著同等分量。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演說中,魏茨澤克不但逐一羅列納粹德國的暴行,戰爭帶給人們的傷害(Alongside the endless army of  the dead, mountains of human suffering arise–grief  over the dead, suffering  from injury or crippling or barbarous compulsory sterilization, suffering during the air raids, during flight and expulsion, suffering because of  rape and pillage,  orced labor, injustice and torture, hunger and hardship, suffering because of  fear of  arrest and death, grief  at the loss of everything which one had wrongly believed in and worked for),更再三強調德國全體上下,不論男女老少,都必須緊記歷史(註20)。魏茨澤克更以猶太人格言(Seeking to forget makes exile all the longer. The secret of redemption lies in remembrance)表示,牢記歷史是救贖的信心來源,這段慘痛教訓將令人類更團結。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跟「村山談話」比較,魏茨澤克的演說花了很大篇幅回顧歷史,而並未有就戰爭罪行表示反省和歉意。當中甚至寫道:「作為德國人,我們為身為士兵死去的同胞表示哀悼」。試想想,如果「村山談話」中加入「日本政府對死去的皇軍同胞表示哀悼」,後果必定不堪設想。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態度」才是道歉的關鍵,而絕非關乎某些字眼或形式。事實上,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書面形式的道歉亦能贏得掌聲和原諒。今年07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由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撰寫的《德國如何反省二戰侵略歷史》一文(註21)。

由於文章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網轉載,內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府現有的意識形態。文章總結時特別列舉德國對二戰歷史的態度:「第一,各黨派觀點一致,歷屆政府態度如一,主流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第二,不把侵略的罪責推給希特勒個人或少數納粹頭目了事,而是強調德國人民有責任把納粹德國的罪行認同為德國民族歷史的組成部分,據此進行反省而不得加以篡改。第三,認罪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能見諸行動,特別是警惕新納粹主義抬頭。第四,能正確對待被侵略國對希特勒德國二戰侵略暴行的批判,不把它看作“反德”行為而表露“反感”。」最後更以「德國反省二戰侵略戰爭的正確態度,為同是二戰侵略罪魁禍首的日本提供了一面鏡子」作結。由此可見,中國政府以「書面道歉」作為日本有否真正道歉的迄界線,明顯和其立場不一致。在比較德國和日本對二戰道歉的處理,以及中國對兩國行事的評價後,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一,書面形式根本不是道歉問題的重點;

二,態度才是問題的釘子。

戰爭觀的鴻溝和其形成

牛津大學歷史學家 Margaret MacMillan 在著作《歷史的真偽》(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曾言道:「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學習;但我們亦能欺騙自己,從過去選擇性地尋求證據來證成(justify)我們腦袋中想做的事。」(註22)

要理解日本二戰歷史觀如何和中國的期望相左,我們必須明白兩國戰爭歷史觀的形成基礎。

由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序幕,到南京大屠殺,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本土都是亞洲的主要戰場。八年抗戰奪去多達二千萬中國人的生命,戰火的洗禮在無數人身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二戰和「中日戰爭」是等義的,日本就是戰場上的唯一敵人。事實上,由於歐洲戰事和太平洋戰事牽制了其他國家,中國在二戰上一直處於相當孤立的狀態。毫無疑問,在中國這個戰場上,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是十分明確的:日本是加害者;中國是受害者。然而,對於參與了「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日本來說,「中日戰爭」只是二戰的一段插曲。這並不代表「中日戰爭」沒有重要性,而是很少日本國民能夠親身感受到其重要性,甚至它加諸在中國人身上的殘酷性。

要知道、「加害」這個觀念在戰爭上是國家之間的述語、運用在平民上是格格不入的。到1938年,日本軍事費用佔政府預算的四分之三,通貨膨脹加劇,達雙位數字。在1944年初,物資更加變得匱乏,日本人的生活實際上已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註23)。情況雖然不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相提並論,但不論日本皇軍在外面是何等殘暴,在國內的日本人只能夠感受到戰爭對自己的加害。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因為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而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在日本,人民敗給美國。日本人與戰爭的情感連結是以核爆的火舌溶接起來,並非國共的煙火。加上戰後日本受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軍事佔領長達七年,直至中國並未有(能)參加的《對日和平條約》簽定才正式結束。如斯背景下,我們不能斷言日本人的戰爭觀是模糊不清。作為受害者,中國人在情感上是沒法理解日本人心中那般加害者和受害者意識之間的張力。當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和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識不能在同一個層次水平上相撞抵消,和解是困難的。

說到底,大部分中國人和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理應沒有天差地別的不同;只不過兩者的戰爭情義結綁上了不同立場,在重點放置於難以磨合的基礎上。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在二戰中最慘痛的回憶,那麼兩個核彈在日本人身上造成的傷痛同樣刻骨銘心。兩種痛不能比較,亦不應該比較。要真正認識歷史,我們必須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不能以狹隘的視野總結歷史,以片面代替全面。中國人總不能要求日本人把自己從核彈的震盪中抽離,只著眼於中國人的傷痛;日本人亦不能淡化中國人身上的傷痕,只強調自己才是受害者這個立場。正如加藤嘉一在《愛國賊》中講到:「既然歷史認識問題是日本在國際社會土健康生存下去的首要責任需求,那麼我們應該積極思考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採取何樣的措施,目前政府表態、媒體報導、教育方式等存在著哪些問題。任何外交都是一樣的,鐵規則就是:不要指望對方應該怎麼著,而是從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真反思我有什麼問題,能做什麼。」(註24)反思是一個學習過程。日本要學,中國同樣要學。其實《中日聯合宣言》已經寫得很清楚:「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以偏概全的歷史觀對兩國的和平發展都沒有好處。

觀念決定態度-日本戰後道德復興的困局

如上所述,既然態度是道歉問題之重點,我們應該由戰爭觀進一步建構日本人在二戰上的態度,以便思考中日兩國未來的去路。

日本戰敗後,盟軍頒布《東京憲章》,決定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然而,作為日本最高最神聖權威的天皇並未有列入戰爭罪犯之名單中。其原因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中所言,「杜魯門政府和麥克阿瑟元帥都認為如果能夠利用天皇裕仁來合理化他們作出的改變,佔領時期的改革會實行得比較順暢。」(註25)美國這個舉動多年來備受爭議,更可能無意中塑造出日本人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戰後的《日本國憲法》第一條表明,「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大戰結束後,裕仁天皇繼續是日本的精神象徵,活躍在政治舞台,是令到加害者意識得不到妥善處理的原因之一。在德國,納粹和希特拉是德國人責任的轉移對象。德國人可以情感上擺脫戰爭的罪惡感來背負國家的歷史,面向世界。在日本,天皇的責任問題一直是疑問,責任的轉移尚未完全。在不可能向天皇問責的情況下,日本人唯有逃避回望歷史,不對責任問題尋根究底。

日本研究學者橋本明子(Akiko Hashimoto)曾提出「道德復興」(moral recovery)的概念,來說明日本這個困局(註26)。「道德復興」是回復國家尊嚴,榮耀和「良好國家」地位的過程。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理往往暗示著戰敗國要負上「壞蛋」的罪名,國家必須在戰後努力救贖自己,從他人手中贏回尊嚴,重新振作。問題是,如何救贖自己?西德總統魏茨澤克曾經說過:「回憶是救贖的信心來源。」德國人以回憶來繼承歷史,就是對國家救贖的一種表現。然而,基於上述的歷史觀和責任問題的疑問,日本人選擇了另一條救贖的道路:承諾成為一個良好國家。堅守日本憲法第九條的不戰條款,巨額的政府開發援助(ODA),跟世界各國在不同層面的緊密交流,都體現了日本希望成為良好國家的努力。這種態度正是橋本所說的「未來導向」(future-oriented)的救贖道路。日本希望「良好國家」的身分可以建立與鄰國的互信(尤其與中國),但事與願違,這和其他國家的期待相去甚遠。

自1979年12月大平正芳總理訪華啟動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截至2011年度日本對華的 ODA 總額高達36503億日元(註27)。正如外務省發表的「2013年ODA白皮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在戰後的歷史,對開發國家的援助增加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信心(註28)。效果無疑有爭議性,但以開發援助換取國際信任肯定是日本政府的「企圖」。在1963年出版的《變遷的磨難》(The Ordeal of Change)中,美國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指出,「權力可以令人墮落,但軟弱亦可令人墮落⋯⋯弱者會為慷慨感到被壓迫。」(註29)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並未有改善兩國關係,原因很簡單。一方面,中國政府希望以援助改善國內經濟;另一方面,「無條件」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因此中國必需以歷史正當化援助的必要性。在中國人眼中,援助不是幫助,是戰爭的一種賠償和贖罪。可惜的是,這種「未來導向」的救贖道路似乎未能乎合中國的期待,原因如下:一,過分的著眼未來,不全面審視過去,提供了右翼意識發展的空間,助長兩國戰爭觀的衝突;二,「良好國家」這個概念始終難以解開現代中國人受害者意識的心結。

前文提過,中共政府由90年代開始因為政治需要而再次搬弄歷史問題,激發民族情緒。這種含有政治雜質的民族主義就如按照牛頓第三運動定律運動,「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不斷互動。橋本教授認為,雖然日德兩國在戰後都為「道德復興」努力耕耘,但在德國是自由派得到勝利,在日本就是保守派。因此,右翼意識得到政治上的助力,滋生出日本國內對二戰的「歷史修正主義」,在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的互動中,深化了歷史問題的嚴重性。但盱衡近代中日關係,我們知道這種惡性互動並不是必然。90年代之前,右翼運動一直存在,但它無損中日友好關係,遑論製造更多歷史問題上的對立。令人困窘的是,中國政府和其人民似乎漠視了自己和右翼意識互動中的角色,經常陷入被動式的情緒反應,激化衝突。兩國人民就因此浮沉於歷史記憶的流沙中,越掙扎,越難脫出困境。

友誼的曙光

歷史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無人能夠完全客觀地掌握歷史,脫離對歷史的主觀立場,但這不代表歷史缺乏產生共識的客觀性。有些人不瞭解歷史,有些人不正視歷史,有些人甚至竄改歷史,但如果我們因為這些態度而放棄對事實尋根究底,歷史是不會原諒我們的。當然,有人會覺得只要日本書面道歉就能解決部分歷史問題,減少爭拗。但事實告訴我們,右翼意識的抬頭影響著日本政治和社會風向,其他國家的抗議和壓力往往成為右翼運動的精神糧食,改善不了參拜靖國神社或右翼教科書等敏感性問題。由是,沉浸於書面道歉只會繼續惡化民眾和政府的對立,無助解決問題。況且,既然如何面對歷史是爭議的焦點,多少的書面道歉都是徒然。日本強烈的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妨礙了日本人近距離審視歷史,戰爭史實產生了加害者和被害者意識之間的張力,右翼運動模糊了歷史的討論,種種原因形成的歷史態度在中國人身上都產生無可抗拒的反動力,並不是一紙道歉就能解決。兩國必須正視中日社會在二戰觀的分歧,放棄自私的政治需要,以圖在最大的公因數上尋找更多共識,解決更多問題。否則,日本永遠都是「小日本」;中國永遠都是「支那」。進而論之,正正就是中日都具有強烈的恥感文化,往往導致兩國人民無法在盲目的民族情緒下正視兩國的過去與現在。法國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在《論世界主義與寬恕》(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中對「原諒」有以下的一番敘述:

enuine forgiveness must engage two singularities: the guilty and the victim. As soon as a third party intervenes, one can again speak of amnesty, reconciliation, reparation, etc., but certainly not of forgiveness in the strict sense (註30)。歸根究底,中日真正的和解必須由中日人民自己達成。兩國政府應該做的,是思考如何幫助其人民站立在宏觀角度,站立在自國角度,和站立在他國角度瞭解歷史。唯有在共同擁有的歷史觀基礎上,談話才有正面意義,兩國的友誼才見曙光。
總的來說,上述的討論只是一個簡單框架,方便讀者思考道歉問題的重點。我深明歷史包含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從不能夠由一兩個角度講得明白,說得透徹。正因為特定的立場難以建立瞭解歷史所必要的宏觀角度,所以我們才需要由歷史事件中推論不同的可能性,重建一個能夠達致共識的合理見解,幫助人類從歷史中學習。著名英國歷史學家 Norman Hampson 曾揚言:「歷史只對非歷史學家重要。」(註31)我們活在歷史之洪流中,最重要的,倒不盡在於承繼過去之歷史,而是負上創造歷史的共同責任。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持份者,中日之間的關係並不能簡單地以過去的歷史總結,更不能以仇恨情緒改善。我們每個人手中都牽動著一根紗線,牽引著歷史。如何把歷史推向永續的和平,就決定於我們今天的態度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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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1995年「村山談話」
1998年《日韓共同宣言——面向21世紀的新型日韓夥伴關係》
1998年《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1:「添了麻煩」的發言內容讓氣氛為之一變
2:江澤民1998年訪日為何被日媒污衊為「謝罪」?
3: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
4:「添了麻煩」的發言內容讓氣氛為之一變
5:1972年時の田中角栄演説
6:1972年時の田中角栄演説
7:姬鵬飛《飲水不忘挖井人》,《周恩來的決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附錄,167頁。 
8:吳學文《風雨陰晴──我所經歷的中日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90頁。 
9:田中角栄の迷惑、毛沢東の迷惑、昭和天皇の迷惑
10:添了麻煩
11: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187頁。
12:Notes on Nationalism, George Orwell
13:釣魚台爭議 40年前中日建交時就有
14:釣魚台爭議 40年前中日建交時就有
15:《日韓共同宣言——面向21世紀的新型日韓夥伴關係
16:朱鎔基:日本從來沒有正式向中國道過歉
17: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erste Wahlperiode, September 27, 1951, page 6697-6698
18:Japanese Apologies for World War II: A Rhetorical Study, Jane Yamazaki, page 95
19:“What People Do When Words Fail Them”: Willy Brandt’s Silent Apology
20:Speech by Richard von Weizsacker,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21:德國如何反省二戰侵略歷史
22: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Margaret MacMillan, page 164
23:安德魯・戈登《200年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80頁
24:加藤嘉一《愛國賊》,大塊文化,287頁
25:On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Herbert P. Bix
26:Japanese and German Projects of Moral Recovery: To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War Memories in Defeated Nations
27:日中关系年表(邦交正常化以后)
28:Overview of Japan’s ODA White Paper 2013
29:The Ordeal Of Change, Eric Hoffer, page 12
30: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Jacques Derrida, page 42
31:Quoted from 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M Roberts, Foreword: pag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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