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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的「禍不及妻兒」呢?

2016/7/26 — 10:40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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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9日開始,319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在中國各地遭受當局史無前例的滋擾或拘禁,包括王宇、謝陽、李和平、李春富、謝燕益、王全璋、劉四新、周世鋒、包龍軍等。當中23人被正式拘捕,其中14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顛覆國家政權」罪。

講到維權人士或律師,大家心想他們可能大多是「激進派」;但其實不然,尤其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維權律師,他們往往比某某開口閉口FXXKING CHINESE的粗口大狀溫文有禮得多;而他們本來也是過著相應的中產生活,只是於執業期間,欲以法律為人討公道,卻遇上制度的不公;因為相信自己的專業而堅持爭取法律下所保障的人權,就成了「維權律師」。

例如王宇;她成為維權律師,是因為2008年她在天津火車站被職員滋擾,去報警卻反被判入獄兩年半;在獄中見盡不公,因而希望訴諸法律去保障人權。王全 章,因為接了一些相對較「敏感」的法輪功案件,見證政府機關如何不公平地對待法輪功信眾,甚至被警察毆打;他堅持以法律爭取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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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政府繼續以不同方式自吹自鐳「法治」的形象之時,這些維權律師往往是對政府法治制度最佳的監察和輔助者,卻遭到如此的威脅。政府卻寧願於媒體推出種種的「認罪騷」,企圖扮法治以掩飾自己侵害人權的行徑,卻遭香港書商林榮基和非政府組織者達林先後踢爆造假。

更甚的是,除了維權律師被捕和被失踪;這些律師和維權人士的家屬更被滋擾;家屬多次被要求錄影,勸丈夫認罪;小朋友很可能因受到「國保」的嚴密跟蹤和滋擾,面臨失學;王宇的丈夫和兒子更一同被失蹤。口口聲聲說要依法治國的國家政府,居然連最基本的「禍不及妻兒」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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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屬除了被滋擾,更不能與其他被捕的家人接觸,無從得知他們的情況,亦無從得知他們有否受到酷刑對待等。另一方面,他們也不獲准會見律師 – 這是不少維權律師一直希望爭取,保障被告與律師會面的權利;此權利亦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3)(b)條所保障:「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因此,在今年七月,國際特赦組織邀請全球民眾,去信中國政府,向其施壓,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在2015年7月9日後一連串打壓行動中被捕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亦要確保所有被捕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能夠定期及不受限制地與其維權律師和家人聯繫,並免受酷刑及不人道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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