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誰是當代背鍋俠,民主!制度?

2016/4/8 — 12:42

(圖片來源:咱們裸熊)

(圖片來源:咱們裸熊)

【文:鹽鐵再論】

近年接受了民主這個大禮的伊斯蘭社會並沒有迎來人民期望中的春天,反而是久遭兵燹。中東人民推翻了占據幾乎全部社會資源的寡頭後,卻與新建立的民主政府一起陷入了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的深淵。面對這種慘劇,難免有人發出民主政治並不可靠的慨嘆。但難道我們要就此否定民主制嗎?本文作者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民主不是罪魁禍首,因為缺乏符合大眾利益的監督機制,現存的制度才會成為既得利益者攫取更多資源的幫兇。為了避免現行制度走到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末路,進而爆發無可挽回的悲劇,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那些阻礙民主制度發展的力量,去限制利用制度為惡的1%。

人民的無知是當權者的財富(What good fortune for governments that people do not think.)

-Adolf Hitler

廣告

2011年1月14日,執政23年的突尼西亞「本·阿里」(Ben Ali)一夕垮台引燃了一場革命大火,並且迅速地蔓延到臨近的區域,埃及、利比亞、也門政權相繼被推翻,敘利亞、摩洛哥、甚至於巴林與沙特阿拉伯也岌岌可危。這可以說是自前蘇聯於1990年解體以來,國際地緣政治最重要的事件。當時各種「未來樂觀論」紛紛興起,世界似乎迎來了和平穩定的中東,我們也似乎更相信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世界終將服膺自由民主」。

曾幾何時,不同宗教派系、武裝組織以及現任政府爭相填補獨裁政權垮台之後的權力真空,「樂觀論」也在互相攻擊的炮火中飛灰煙滅。死亡人數在敘利亞、也門、利比亞以及伊拉克不斷迅速攀升,出逃的難民總數達數百萬人之多。從PPP(購買力平價指數)來看,發生革命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在中東地區排名上都敬陪末座,敘利亞、也門、利比亞三個飽受內戰折磨的國家更是衰退達40~50%。我們可以充分理解年輕人為何推翻突尼斯、埃及或是利比亞等獨裁政權,因為這些國家的前領導團體及家族親信等共犯結構幾乎占據了所有的國家重要資源,付出的代價是犧牲多數百姓的權益,民眾幾乎沒有任何管道可以推動民主程序的改革。但是推翻獨裁政體之後迎來的「民主」,帶來的卻是經濟困頓與流離失所,值此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動蕩之際來討論民主、制度與資源分配顯得格外有意義。

廣告

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制度並不是唯一失敗的,在美國——號稱最民主的國家,現況同樣令人不解,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金融機構近似詐欺的行為並未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1%的頂層人口掠奪了93%的財富,企業CEO年平均薪資是一般勞工的243倍,嬰兒的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以及馬來西亞還高,常春藤大學聯盟中有74%的學生來自收入居於前1/4的家庭,僅有9%的學生來自下半層的階級,2012年春天,有將近2400萬的美國人無法擁有全職工作,在空屋不斷增加的同時,確有數百萬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銀行拿存款人的錢投資高風險產品。這些分配不均、經濟衰退、社會動蕩難道是「民主制度」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嗎?

看來許多西方國家行之多年的“民主政治”並未帶給百姓更多的保障、增加更多社會福祉、創造更高的全民所得增長。相反的是,這些國家的反對黨與執政黨輪流掠奪社會資源,也同樣的為了保護1%的利益來鞏固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制度,未曾真正考慮到99%的基本要求。民主制度的本意是良善的,如同資本主義並非只有貪婪、掠奪與競爭。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拋棄舊有組織架構同時才發覺到一些原本具有平衡作用的社會制度(社會安全網)已經被擱置或是被迫拋棄(尤其是在國際經濟組織如IMF的SLP〔Stabilize, Liberalize, Privatize〕大旗之下),新的制度(削減赤字、廢除補貼、開放市場、鼓勵競爭與自由貿易)純粹只是為了「經濟利益」服務,但是缺乏道德基礎的任何經濟改革、制度變遷或是資源分配,就像是興奮劑或是類固醇,不但不能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更給社會帶來無可彌補的傷痕。

難道我們要放棄民主制度嗎?其實民主制度本身並沒有太多問題,問題是缺乏符合大眾利益的監督制度,造成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使得這些政府在經濟和政治體系中承諾會做的與實際去做的往往無法劃上等號,而解決之道就在制度(institution)。制度的起源眾說紛紜,無論是宗教、軍事、經濟或是文化的制度都是人為創造的一種可靠但不一定有效率(dependable but unnecessarily efficient)的機制,所以制度最大的功能就是用來降低不確定性。制度除了建構(structure)了各式各樣的組織並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同時反映了公眾資源(public resource)的控制,從而影響這些資源以及權力的分配,因此,制度經常被用來當成強大的外部力量(external force)來溝通和調解(channel and regulate)社會矛盾(social conflicts),確保「社會穩定」(social stability)。這裡所說的社會矛盾與社會穩定並不是客觀的(objective),而是既得利益者(vested interests)為了防止任何意外(unexpected and unprecedented)制度產生,進而危及現有制度,導致影響現有的資源分配方式,弱化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及財富,既得利益者會呼籲「維持社會穩定」來保留現有的有利的制度或者安排新的有利制度,藉由行使他們現有的影響力來控制現有的資源以及分配方式。

除了既得利益者的需求驅動以外,科技的進步也同樣會造成制度的改變,例如:蒸汽機帶動工業革命,現代網絡科技促使阿拉伯之春迅速開花。所以制度也必須跟著科技而「改變」,但是這些改變不一定是正面的,例如限制傳播科技的擴散、藉保護之名限制貿易及金融發展等等。但無論如何,這些制度的改變一定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我們稱這些改變為「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s)。造成「制度變遷」的力量通常不是來自內部,必須和其他外部資源(external resources)結合才會發生。因此,制度必須能夠控制社會資源(social resources)及其分配方式(allocation),以便影響社會功能,讓既得利益者能繼續保有權力。所以說權力其實是透過制度所給予(form)的。事實上,制度與資源是會角色互換的,一開始是藉由控制制度及其變遷來攫取及分配資源,但是獲得足夠的力量來掌握資源分配的時候,既有制度又會變成最有力的資源來保護既得利益者。

(圖為《動物莊園》1954版 劇照)

(圖為《動物莊園》1954版 劇照)

無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社會)主義、民主或極權的國家,市場無處不在,所以在了解民主體制經常因為制度變遷與資源分配方式的不協調而扭曲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了解「市場」。市場所擁有的力量是真實且具有毀滅性的,使用不當甚至會導致政權垮台。市場是由法律、政府的管理以及各種的制度所組成,而所有的法律、政府組織、制度都是由少數具有權力能控制資源分配的人所建置(construct)的,所以市場必然受到社會頂層1%的影響與控制,因此市場不會、也不可能完善。這些少數的人就如同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在《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中所說的「所有的動物生而平等,但是有些動物必須比別的動物得到更多的平等」(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無論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極權或是民主政權中,這些人都擁有不符合比例的權力。藉由這些不符比例的權力,這些人得以被分配更多的資源,而且過程不論是否合法與否,結果一定合法,就是結果決定論(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藉由獲得的財富,這些人就可以有更多權力去遊說、壓迫政府,讓政府不但放棄原來被賦予的監督責任,進而漠視社會正義去替社會菁英(social elites)服務,最終這些少數人得以繼續保持壟斷資源來獲取更多的利益,造成了「市場失靈、政府失能」。失能的政治體系當然無法矯正失靈的市場,這個結果就是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最終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最終整個社會爭相逐利,社會道德消失,整個社會就如同《鹽鐵論  本議第一》中的「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

這些有能力控制資源分配的少數人原本應該是社會菁英(social elites),是一群擁有比社會一般人更好的能力及條件而且擁有更多的力量來影響社會。但因為社會的現有制度(法律、文化、經濟、教育等等)讓這些菁英不斷地集中他們的權力與財富得,最後社會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去制衡這些人。例如:2013年,美國德州16歲的的Ethan Couch酒醉駕車造成四人死亡,九人嚴重受傷,律師提出這些錯誤行為是因為富裕背景(富流感/Affluenza)所造成,最後法院僅判處10年緩刑;在中國也不遑多讓,官二代、富二代、靠爸族滿街跑,開車惡意撞死人、生產劣質有害食物、詐騙投資大眾通通獲判無罪或是輕判。不分中外,社會仿佛回到兩千多年前《論貴粟疏》所敘述的:「…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國家終將滅亡。

我們了解了制度是由少數人所建立,這些人利用掌控制度的特權來分配資源,結果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而貧窮會降低社會的正向創造力,如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貧窮的可怕是沒有能力去實現身為人類的所有潛能」。無論是集權/民主或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構築了各式各樣的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制度也同時反映了對社會資源的控制,什麽是社會資源?服兵役、公務體系運作、交通及公共建設、教育醫療體系、好山好水以及其滋生的萬物都是社會資源。所有經由國民納稅、勞役所得或是生於斯的天然有形無形物體都是社會資源,是屬於全民所共有、共享的。但是現今無論是二年、四年或是六年一選的各種「民主投票制度」,因為有權有勢者對社會洗腦、綁架無能政府的決策,已經從「一人一票」變成「一元一票」,政治人物(民代、法官、當權者)在討論社會價值與公平正義的同時,卻放任無良資本家橫行猖獗,這讓選舉變得毫無意義。藉由看似「增進經營效益」的包裝營銷過程,如同電影《海角七號》:「山也BOT,海也BOT」,最終犧牲大眾的福利和生計來成就少數人的財富。所以可以說貧窮其實是被扭曲及設計不當的制度所造成的,

在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情形下,群眾希望能夠藉由抗議或是選舉來創建新的制度及資源分配方式來改變現狀。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現存的資源分配、影響力及財富,必然透過行使他們現有的影響力(軍警武力、投票立法規則、金融制度等)來保持社會秩序,保留現有對既得利益者有利的制度或者安排新的有利制度,以便繼續控制資源以及其分配。社會民智(wisdom of people)越成熟、越理性,菁英的影響力將越式微。民智不僅是教育,更反映在這個國家的百姓求取真知(truth)的程度。但是既得利益者會運用他們的資源和力量讓群眾誤信謊言為真知。例如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有系統、有效率地讓群眾深信政府的所做所為都是立意良善,「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媒體(原文是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誌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透過這些有系統的洗腦式宣傳,當時德國社會大眾深信政府所說的一切,更是前仆後繼地跟隨。

每個社會中都有許多聰明的人無法成功,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因為處於運作不良的制度環境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要怎麽收獲就要怎麽栽」已經不完全適用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看到許多不學無術、懶惰、愚昧的人因為裙帶或是政商關系得到他們目前的地位與財富,而那些努力、認真又專業的人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回報,扭曲的民主、無效率的制度、分配不當的資源不斷地加大貧富不均的鴻溝,撕裂社會的和諧,高等教育文憑不再是促進社會階級流動的門票,年輕人初入社會不再是充滿希望與熱情,而是面對焦慮和恐懼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有努力的必要嗎?如果有,那該如何解決呢?

讓我們的社會更符合人類基本價值、創造更多機會和更高的國民所得、提供更好的生活、實現更上軌道的民主政治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很困難但是可以做得到!雖然市場的「黑暗勢力」把我們拉向深淵,但當我們了解這些黑暗勢力是由我們的政治、社會的規則、政府的管理效率所組成,我們就可以從向這些方面來改善,讓市場回歸市場機制,讓競爭更為透明而不是剝削;讓信息更為公開來提高經濟效率、公平和機會,讓那些少數控制資源的人成為真正的輸家;讓我們的教育擁有更多的資源,提供更多機會給廣大群眾;對政治人物施予更多的限制,讓他們不再能利用權力來為自己和大資本家牟利;讓司法體系更加民主、更加地維護公平正義,而不是贏者全拿(winners take all);最後,能夠讓更多底層的人努力並躋身為1%的成員,達成這樣的目的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需要長期規劃和努力,但是我們相信只要願意,我們還是可以讓我們的社會更公平、讓我們和下一代面對的不再是恐懼與不確定的未來。

註釋從略,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原標題為「民主一定會帶來公平、正義與富裕?-談制度與資源」。責任編輯:signifier,Catherine。圖片編輯pucca601

 

原刊於破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