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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哈特:沒有左派政府,或許有為左派開啟空間的政府

2016/1/25 — 12:56

【文/邁克爾·哈特,Roar 譯/孫大剩】

破土編者按:哈特是美國的文學理論家和政治哲學家,與奈格裡合著「帝國三部曲」(《帝國》、《諸眾》和《大同世界》)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很大影響。他最近接受了Roar雜誌編輯 Jerome Roos的採訪,論及組織問題,社會工會主義(social unionism)的概念以及當下運動的挑戰與機遇。

Roar:這個秋天見證了佔領運動的第四年。現在回頭看來,這次運動像是快閃族的一個演出:最開始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然後就是迅速銷聲匿跡。你認為原因何在?若想要越過這種動員的初級階段,當下運動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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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關於這個問題,我有相互矛盾的兩點要說。首先,有必要去認識佔領運動所有持續存在的效應:它如何在更大範圍內改變了美國的公共意見,如何讓不平等的境況、金融的角色等公之於眾。在某些方面,佔領運動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在經濟方面的常識。

像佔領運動這樣的事件會在參與者的記憶中留下痕跡,這樣下次再有類似運動他們就能夠從已有的基礎開始。所以這不是曇花一現,然後被人遺忘,而像是一種躍進,在一段時間的暫停之後,又在新的基礎上開始跳躍。因此我認為,一方面詳細論述佔領運動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以及其他地方的類似運動所具有的深遠影響,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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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許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矛盾的方面,即我認為當下社會運動所面對的最為關鍵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在時間上延續和在空間上擴張。佔領運動的缺陷不僅是時間上的——紮營只維持了幾個月,而且也是空間上的和社會性的,佔領一個廣場不能與佔領整個城市同日而語,更不要說整個國家了。

當我和土耳其的活動家談論戈茲公園(Gezi Park)紮營一周年的時候,擴張問題——還有社會擴張問題——是最觸動我的問題之一。在土耳其的城市運動中,有很多各自不同的社會群體參與其中,但除此之外,戈茲公園的運動並沒有擴張到觸及傳統的勞動形式或者全部土耳其人口程度。這裡也存在某種社會制約。

在我看來,這些是當下運動在組織方面所面對的最為關鍵的挑戰,這些挑戰之所以是組織性的恰恰是因為在我看來,傳統的解決方案在這裡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欲的。換句話說,傳統政黨結構,或者傳統工會結構,這些在我看來都非解決方案。

這些傳統的解決方案不僅不可欲——它們與運動的根本性的民主原則背道而馳;而且我認為這些方案也是不可行的。有些建議回歸傳統政黨結構的人可能會說——有些人的確是這麼說的——「你得接受對民主參與原則的制約,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有效果」,我認為並非如此。

這就是為何這個問題成為當下運動的一大挑戰的原因:因為傳統的解決方案失效了,新的有效的組織形式必須重新發明。

Roar:當下運動與更為傳統的組織形式的一個差別在於前者的扁平性(horizontality)。你似乎非常傾向於扁平的組織形式,但是我也聽說你強調需要對扁平主義的自我批判。這是為何?你認為扁平主義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如何才能克服這些缺點?

哈特:我們目前所實踐的扁平主義的某些最明顯的缺陷就是你在第一個問題中所提及的:運動在時間、空間和社會上的制約。人人都想讓鬥爭普遍化,讓鬥爭不只是少數人的體驗,而是長期介入到社會中,我想這恐怕是我想當然的看法——我不確定是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

我不會說這會讓扁平主義變得一無是處,這當然不會讓運動中的民主或者民主參與模式的構建失去意義。但這的確構成了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還有另外一種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我們——這裡也包括我——應該準備堅持我們取勝的方式,準備用改進的方式去關注成功以及未來的潛能。我為什麼要說「改進的」方式?因為我們到處都看到這樣的觀念:我們失敗了,一切皆無可能,一切都不奏效,沒有什麼會發生。

但是雖然你能看出人們在做什麼,他們如何改變自己的生活,我們並非如此虛弱,你也能看出我們所面對的挫折和障礙——我們失敗的諸多方式。這就是當我說,我們需要對扁平主義的實踐進行自我批判時,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我們要認清目前所遇到的制約。

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有些人會同情這樣的說法,即扁平主義失敗了,我們要退回到到過去的領導和組織的形式,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反對這樣的說法。

但我的確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對待傳統的組織形式在過去曾經具有的特質。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我們多麼痛恨或如何批判左派傳統的等級制的機制,它們在很多歷史情境下,都成為有效對抗統治階級的反權力(counterpower),在很長時間裡順利運行,並且動員了為數眾多的社會人口。

因此我重提左派的傳統機制不是說要回到這些機制,而是說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可以用不同不同的方式來取得他們曾取得的某些效果,好比說某種形式的扁平主義。

我主張扁平主義,但絕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如果我們能找出其他民主實踐,來取得傳統左派組織曾經取得過的成就,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自我批判。

Roar:談及民主組織的另類形式,也許我們可以談談你最近在「歐洲遊牧」(Euronomade)[1]網路所談論的「社會工會主義」(social unionism)。何為社會工會主義?為什麼在當下的語境下,這個概念有其相關性?

哈特:對我來說,思考的起點是考察「社會工會主義」這個術語在過去幾十年中的英語世界中的使用情況,這——既在積極意義上,也在消極意義上——設定了我們在「歐洲遊牧」使用這個概念的基調。

從積極意義來說,社會工會主義——有時也稱為「社會運動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最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南非產生,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是在傳統工會衰落時產生,可以說是政治工會主義(political unionism)的一個替代選擇,後者意味著政黨與工會的結盟,且工會從政黨那裡接受政治指令。而社會工會主義是一種關係,在這個關係中,工會與社會運動結盟,通過這種方式二者都獲得了活力。

一方面,在這種聯盟中,社會運動獲得了工會的組織結構以及長期維持的能力,另一方面,工會可以通過社會運動而獲得活力,如不斷擴張的社會事務——從勞動轉向生活形式,以及採納社會運動的對抗性方法。

在我看來這種論說方式是在我們當下語境中思考社會工會主義的積極基礎,但我認為根本的差異在於,舊的社會工會主義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將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視作兩張皮。工會與社會運動的聯盟是兩個相互分離,彼此不同的結構化組織之間的聯盟,而在「歐洲遊牧」的語境中,我們試圖將社會工會主義作為一種內在的關係進行思考。

這種內在的關係部分與共同性的概念相勾連,這是我們非常核心的概念,意思是爭取共同性的鬥爭既涉及到重新奪取生產資料的經濟鬥爭,也涉及到轉變生活模式的更為直接的政治和經濟鬥爭。

這與對最近社會運動進行理論化的某些論說是相符的,好比說在土耳其和巴西,我們可以在這些運動中看到爭取共同性的鬥爭,或者說爭取城市的鬥爭——這裡城市應該視為共同空間,這樣巴西交通的鬥爭或者保衛戈茲公園的鬥爭就具備了共性:都是讓城市空間成為共同財富,讓城市生活成為共同財富的鬥爭。因為我們既可以將它們視為經濟鬥爭,也可以視為政治或社會鬥爭,這就使得原本傳統的外在關係變成了一種內在關係。

Roar:在過去一年,「黑人命也要緊」( Black Lives Matter)[2]運動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就當下美國階級與種族的關係來說,去年弗格森市還有今年初巴爾的摩市的城市起義就給我們傳遞了什麼資訊呢?這些鬥爭的走向會怎樣?

哈特:在美國過去的150年內,思考階級不可能離開種族,或者說若想理解種族的機制不可能不去認識階級的機制。弗格森事件所揭示的是地表下的火山岩漿,即造反的意志——在平常被壓制的衝突遽然爆發時。

組織的可能性尚不是很清楚。就「黑人命也要緊」運動來說,美國左派有各種各樣的聲音認為,他們需要傳統的領導。就像他們對佔領運動所說的那樣:沒有馬丁·路德·金,他們會一事無成。關於弗格森和巴爾的摩也是如此,有人呼籲來自黑人社區的領導站出來,這通常意味著浸信會牧師[3]這樣的宗教人物。

我的感覺是,這既不可欲,也無效果,而且這也指向了我們先前所談論的同樣境況,那就是,我們需要——我也許不會將其稱為為對組織問題的新思考——起碼認識到,我們並沒有解決組織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我們所面對的任務。

我認為不定期的突發事件還遠遠不夠,我覺得還需要——我認為這是普遍存在的感覺——新的組織模式,既允許民主表達,也能夠確立長久且有效的反權力。

「黑人命也要緊」運動就像其他很多鬥爭那樣,也指向這一點。我希望我可以宣稱自己找到了答案,雖然這樣也很蠢。我認為,解決此類問題的答案只能在運動本身尋找,通過長期的集體性的理論努力。我認為我們能做的——就像那些討論這些鬥爭的人那樣——就是認識到,在我們的時代,組織問題是最為核心的議題。

Roar:說到組織,你如何看待最近的一些演變,如西班牙的Podemos黨[4]?這只是簡單回歸舊的政黨形式嗎,還是有什麼新東西?

哈特:我認為Podemos黨不再是舊式的政黨。我將Podemos黨,還有「共同巴賽隆納」(Barcelona en Comù)[5]和「現在馬德里」(Ahora Madrid)[6]的市政選舉計畫視為嘗試新戰術的運動所進行的試驗。

參與「五·一五」(15-M)[7]運動的活動家似乎在試運氣,看他們能否進入選舉政治,同時保存運動的渴望與動力。他們最後成功還是失敗,我不得而知。進入那樣的選舉競爭的確有很大風險。如果選舉試驗失敗了,對運動來說可能是毀滅性的,因為投入了太多的精力。

另一方面,如果Podemos黨和新當選的市政府能夠為運動提供管道,那會是極為關鍵的。這讓我想到德勒茲在他的電視訪談Abécédaire [8]中所說的話,當被問及關於左派的問題時,他說:「沒有所謂的左派政府。或許存在為左派開啟空間的政府。」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期望的。如果我們將Podemos黨視為那樣的政黨,也許會成功——只要它為運動開啟新的空間。

本文翻譯自哈威訪談,原文見

 

[1] 據哈特說,這主要是一個討論小組,會不定期組織關於政治事務的會議。相關內容見http://www.euronomade.info/。——本文所有注釋都是譯者注

[2] 這是始於2012年的一場社會運動,起因是黑人少年 Trayvon Martin被槍擊身亡,因此這個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的種族主義,現在在美國依然有很大影響力(主要是通過網路)。相關資訊見

[3] 馬丁·路德·金就是一位浸信會牧師。

[4] 2014年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反對財政緊縮政策。Podemos的字面意思是「我們能夠」,因此也有翻譯成「我們能」黨。

[5] Barcelona en Comù是Barcelona in Common的加泰羅尼亞語,這是一個成立於2014年6月的公民平臺。其宗旨包括維護社會正義和社區權利,推進參與式民主,引入對抗腐敗的新機制以及為巴賽隆納市的旅遊尋找新的模式等。

[6] Ahora Madrid是Madrid Now的西班牙語,這是一個由諸多組織團體在2015年3月聯合組成的一個准政黨團體,旨在參與2015年馬德里的市政選舉。

[7] 也稱為西班牙「憤怒者運動」,其本質是反緊縮運動,最初的運動發生於2011年5月15日,所以稱為「五·一五」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我們不是政客和銀行家手中的商品。」

[8] 這個訪談時常450分鐘,以從A到Z的26個法語詞為主題展開。

 

(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責任編輯:《破土》signifier;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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