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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主流合作社運動

2015/5/28 — 11:36

【文:Carl Ratner;譯:語嫣@破土工作室】

破土編者按:美國正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所有制轉變?這是《紐約時報》2011年一篇報道的觀點。目前約有1.3億美國人分享了合作社企業和信用社的所有權,員工持股公司的勞動者業主,比屬於私營企業的工會成員總和還多600萬。然而本文不那麽樂觀,作者以美國的大型合作社爲考察對象,認爲在合作社中,當前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已經被公司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所滲透了,這根源於主流合作社本身的內在缺陷,作者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但在現實社會中是否行得通?恐怕還需要更多的鬥爭和實踐。本文節選自Carl Ratner《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The Mainstream Co-op Movement》一文(未發表論文)。

合作社運動成爲對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替代。它尋求在經濟所有權和管理、社會責任,以及自然資源的可持續使用方面發展出全新的形式。我想問的是,在當前的方向和組織之下,合作社是否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用福柯的術語來說,我把合作社當作了一種社會組織和治理的形式。我的論證是,在合作社中,當前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以及觀念理想)沒有能力實現合作性、進步性的理想,盡管它們的意圖是好的。原因在於,主要的合作社組織采取了一種保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傾向,這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是一致的。在那些受到大合作社(leaders)影響的更小的、本地的合作社中,這種政治傾向阻礙了合作實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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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合作社的形式已經被公司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所滲透了。觀察者不應該被籠統的合作社形式所欺騙,從而忽視了具體的新自由主義特征,這些特征破壞了眞正的合作。本文還要提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爲什麽合作社的形式會被新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所滲透?我們的結論是,這種無所不在的滲透是由於主流合作社形式本身的內在缺陷。

國際上主流合作社運動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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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占主導地位,工人合作社的數量很少(只占合作社企業總數的不到1%),員工也很少(平均只有10個員工)。以下是一些主流合作社的介紹:

(一) 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合作社運動的制度結構是由國際合作社聯盟主導的,它是世界上許多合作社和合作社協會的上級組織,有277個會員。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National Cooperative Business Association)是北美大多數合作社的上級組織,它也是國際合作社聯盟的下屬會員。

國際合作社聯盟通過提供資金支持、資源(報告、模板)、政界關系、會議場地和出版物等方式來影響其會員。

除了直接會員之外,國際合作社聯盟對於其他的合作社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爲它定義了合作社的標准(著名的7項原則)。這套標准大致上被所有合作社所采用,因爲這是唯一一個主要的合作社制度框架,目前也還沒有一個在社會政治傾向上有實質性不同的替代性制度框架。

(二)大型的消費合作社和生産商合作社

合作社運動的支柱之一是大型的消費合作社和生産商合作社,它們對於小型的、本地的合作社有巨大的影響力。這就像在任何一個行業裏大公司主導小公司一樣。大型合作社與國際和國家範圍內的合作社協會也有緊密聯系,通過這種聯系可以向小型合作社施加間接的影響。

(三)娛樂設備股份公司(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戶外運用設備經銷商,同時也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擁有兩百萬活躍會員。娛樂設備股份公司的首席執行官Sally Jewell在2013年被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爲美國內政部部長。

但是,娛樂設備股份公司其實是一個腐敗的公司合作社。

該合作社的一個曾經的店主這樣描述它:

「會員實際上沒有任何發言權,而且董事會修改的章程使得只有他們選定的人才能加入董事會,因爲如果不是受到他們的提名,你就必須收集1%的合作社會員簽名,大概21000個簽名吧,但問題在於,他們不給你看會員名單,號稱是出於隱私的原因。所以並不奇怪的是,參與投票的會員比例逐年下降。2000年的時候,公司關掉了西雅圖的服裝生産設備,把工作轉移到了工資更低的墨西哥。」

2004年,娛樂設備股份公司首席執行官Madsen的薪酬是130萬美元,包括515000美元的基本工資,80221美元的利潤分享和養老保險,6480美元的津貼比如車補,397480美元的年度激勵,以及380033美元的長期激勵。

Sally Jewell是他的繼任者。她作爲首席運營官的時候年收入就有100萬美元。而在2010年做首席執行官的時候,薪酬是228萬美元,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員工的100倍。而在該公司任職之前,Sally Jewell在銀行業工作了將近20年,最後的一份工作是華盛頓共同基金商業銀行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從1997年到2003年,Sally Jewell也是電力運營商Avista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在她任職的最後一年擁有15600份股票,並收獲了50000美元的董事費。很顯然,這些都不是合作社的工作經曆,也不足以讓她有資格成爲一個好的合作社成員。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的其他高管也有類似的職業背景,而這種背景代表的恰恰是與合作社相反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利益。這些高管對於眞正的合作社既不了解,也沒有興趣,自然會把合作社帶向資本主義的方向。他們高得嚇人的薪酬明顯違背了合作社的平等原則,完全倒向了資本主義公司的標准。

娛樂設備股份公司比一般的資本主義公司要稍微好一點,它是一個綠色的公司,而且花錢維護戶外娛樂設施。但總的來說,它仍然只是一個由那些執行公司化管理和薪酬的公司經理所運營的公司化合作社,一種假冒的合作社。

(四)CHS股份公司(Cenex Harvest States Inc.)

CHS合作社是美國最大的會員所有制的合作社,也是美國最大的生産商合作社,擁有超過1000家農場合作社會員。但CHS遠遠不只是一個農場合作社,它也是一家主要的能源和食品公司。在它的官方網站上,明確表示它的使命是「增加公司利潤率和股東價值」,這顯然不是一個合作社應該有的目標。而且CHS還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每股一票的投票原則顯然違反了合作社的每人一票的原則。但是,CHS卻是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的成員。

CHS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是Carl Casale,此人在2009年到2010年期間是孟山都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和首席財務官,在2007年到2009年是孟山都公司主管戰略和運營的執行副總裁,在2003年到2007年是孟山都公司北美和北部拉美地區分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在2000年到2003年是孟山都公司北美分公司的副總裁。在就任首席財務官期間,他批准了1.5億美元的現金和貿易補貼給拉美的農民,以鼓勵他們使用孟山都公司的「農達」牌除草劑(譯注:一種銷量領先但備受爭議的除草劑)。Carl Casale在2011年的薪酬是170萬美元,而2012年則達到了675萬美元。他在2011年1月1日直接從孟山都公司首席財務官的職位轉到了CHS的領導職位,根本沒有時間去了解合作社的社會理念和經濟理念。

CHS爲商業化肥行業代言。它發布的一本手冊,拒絕改變目前這種大量消耗能源的化肥生産方式,拒絕關於氣候變化的立法。

(五)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Farmer Cooperatives)

CHS是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的成員。並不讓人奇怪的是,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有著和CHS一樣的政治傾向,而且發揮著更大規模的影響力,因爲它是許多「合作社」的上級委員會。

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的主席Charles Conner是美國總統老布什的農業部部長,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是共和黨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農業咨詢師。他和小布什的高級幕僚一起制定了國內和國際的食品、貿易、安全和能源政策,這些政策是親資本家、反勞工的和軍國主義的,比如給大公司提供優惠、削減對於美國最底層家庭的食物補助、逼迫墨西哥政府接受美國制糖業的出口傾銷。

在擔任主席期間,Charles Conner支持孟山都公司於2010年向美國農業部申請批准其轉基因苜蓿産品,2011年1月,奧巴馬政府的農業部無條件取消了對於適用「農達」牌除草劑的轉基因苜蓿的監管。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還反對「恢複幹淨水質法案」,因爲這將導致對農業化學品排放的管制。

國家農場主合作社委員會這樣的「合作社」被它的同夥們宣傳爲合作社的典範,但實際上不過是公司資本主義的幫凶。

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社運動:洗刷資本主義的罪行

大公司的資本家以及在他們操縱之下的智庫和政府機構,發明了一種能夠服務於他們利益的合作社運動的形式,我把它稱爲「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社運動」,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運作,並且使資本主義的種種惡行得到合法化。

國際合作社聯盟和全國合作社商業協會與新自由主義巨頭進行合作,宣傳這種合作社是眞正的合作社。例如,國際合作社聯盟最近在2012年10月8日到11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辦了一個「國際合作社峰會」,邀請了像谷歌、IBM、微軟、安永這樣的公司來贊助這次峰會。這似乎有點奇怪:合作社與資本主義公司應該是水火不容的,卻走到了一起。

這些贊助商的政治記錄是盡人皆知的。安永這家會計巨頭曾被紐約法院起訴,罪名是在超過七年的時間裏一直幫助萊曼兄弟投資銀行(譯注: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之一,並因此而破産倒閉)掩蓋其財務狀況,並從中收取超過1.5億美元的費用。紐約法院指控安永曾經幫助萊曼兄弟投資銀行「暫時」消除高達500億美元的資産,從而讓它看上去運行良好。安永經常遭到各地法院的欺詐指控,其中一次在加拿大,安永爲了庭外和解而支付了1.18億美元,創下了加拿大的記錄。同時,安永花費巨資進行政治遊說,2011年的此項開支達到218萬美元,而它的21個遊說者中有20個都是卸任的政府官員。

這些贊助商能夠慷慨贊助這個「國際合作社峰會」,卻從來不會支持進步性的活動,比如占領華爾街、維基泄密、工會或者社會主義群體。原因是很簡單的,資本家只會支持對他們有利的東西。

安永積極參與了這次「國際合作社峰會」,甚至還起草了一份小冊子,名爲《開明的合作社治理:在績效和更廣泛的合作社原則之間取得平衡》。而它所謂的「開明的治理」,不過是給資本主義添加一些人道主義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公司參與合作社活動的目的,和它們涉足有機食品的目的一樣,都是爲了利用這些活動來幫助自己實現利潤最大化。

合作社邀請這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參加會議,並宣稱它們是可以信賴的夥伴,這可以模糊人們對這些公司的惡行的印象。

合作社幫助資本主義幹它那肮髒的勾當而不受到懲罰、不引起反抗,因爲合作社能夠「零敲碎打」地起到救火隊員的作用,給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送去一點治標而不治本的安慰,同時又不用去譴責資本主義或試圖去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助長了那種認爲可以不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起政治挑戰而獲得社會進步的幻想。

合作社經常在第三世界國家做一些無利可圖的準備性工作,從而讓資本主義公司可以進去獲利。美國海外合作社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的一份出版物中這樣解釋:「城市裏的私有企業對於處理農村問題一般沒什麽經驗。所以,這些企業的老板不願因進入農村,因爲覺得風險很大。但是,一旦合作社開了路,私有銀行和其他機構(雖然它們主要服務於那些高收入人士)就會進入農村,這就會增加商業終端和競爭,會讓農村裏的所有人都獲益。」

重新思考合作社的基本原則

(一)合作社不應只是個體的自願聯合

合作社的基本原則錯誤地把合作社當作一種個體的自願聯合,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合作性集體。這是導致合作社運動被新自由主義大公司滲透的內在原因,因爲資本主義公司也可以「自願」加入,並且它們本身也是「自願加入」的組織。

國際合作社聯盟於1995年制定的《合作社身份聲明》規定了合作社的定義,並列出了合作社的價值觀:自助、自己承擔責任、民主、平等、公平、團結。在這些價值取向中,合作社和公司的唯一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公司允許一個人根據其所持有的股票數量來獲得相應的投票權,而合作社則踐行平等的投票權利:一人一票。但是,實踐證明,這條民主決策的原則也無法保證産生眞正的合作,因爲它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無法決定産生什麽內容。人們可以投票支持任何惡劣的目標,比如人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選舉中常常投票反對自己的切身利益。

(二)發展眞正的合作社

並不是民主一定帶來合作,恰恰相反,合作才會促進眞正的民主。所以,在合作社運動當中,民主決策機制只能作爲一個有益的補充,而不應該是關注的焦點。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對於當前社會制度的具體分析和批判。合作社是一種基於特定社會理念的有機結合的社會的改變。但是,國際合作社聯盟給出的合作社原則從來沒有包含這方面的內容,所以現有的合作社形式也就必然會有種種缺陷,並且如此受到大公司的歡迎。這種名不副實的原則實際上幹擾和損害了眞正的合作社的發展。

眞正的經濟民主和經濟公正不能只包含商品生産和交換的內容,還必須采納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有機的、集體性的合作實踐,也就是說,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限定。在這方面,羅伯特·歐文和其他的合作社先驅者的經驗值得借鑒。羅伯特·歐文比當今的合作社領導人要激進得多,他所建立的合作社運動是與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緊密聯系的。除此之外,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社會理念也值得借鑒。

當然,反資本主義的合作社也可以有原則地與當前體制下的各種組織開展合作,目的在於促進一種和現存機構不同的實踐道路,而不是像現在的主流合作社運動那樣遷就資本主義的要求。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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