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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對倒》導讀 — 比較的幽靈:現實與星港的相互想像

2016/9/19 — 14:09

【文:莊嘉穎(新加坡政治學者)】

編按:本文為立場博客鄺健銘新書​《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的導讀 。

對比新加坡和香港的分析很多,但是很少著作會有鄺健銘的《雙城對倒 — 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如此細膩的觀察和嚴謹的分析。他畢竟除了是港人以外,還是長年旅居星國的學者,從近距離接觸和研究島國的政治與社會。鄺健銘做新港觀察有一個獨特的切入點,在這方面特別佔優勢。我非常幸運因為鄺健銘的邀請,跟這個計劃能掛上一點小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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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對許多人而言,實在是有太多可以做比較的地方。近代發展和歷史定位都與英國殖民地及自由商業港有密切的關係。兩地的人口也是以華籍為大多數,而華籍人口還大多來自閩粵地區。也因此,兩地歷史淵源很深,民間交流密切,在文化、政治傳統上,也有許多相似點。當然,兩地也有不少的差異。地理、政治處境,就是最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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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比較研究以上關係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香港、新加坡到底能向對方學多少?應該學些甚麼,又不應該學些甚麼?我想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稍微提出我一些淺見,讓各位讀者做一個參考。畢竟,我在某程度上,正好是鄺健銘的相反。我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不過曾在香港工作,很僥倖有機會接觸到香港,對香港也有某些小小觀察、情感和記憶。

談到歷史淵源,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的香港電影業,如邵氏和國泰等製片廠,起初在兩地同步發展,後來因為新加坡政治環境和經濟變化,才把主力轉移香港。民間信仰和習俗,如祭拜天后等也有一定的共同特徵。文咸(Bonham)、金文泰(Clementi)、貝璐(Peel)、郝德傑(Caldecott)都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見到的名字。許多這些英國殖民地官員都曾在兩地任職服務。兩地教育制度、行政模式、官僚體系、普通法制度方面,也有不少共同點。

另外,新港經濟基礎都帶有資本、市場和殖民的影響。兩地的政策向來偏護資方,對勞工有一定的管制。普通法律架構更是擁護資產權。在這種環境長期薰陶下,新港社會、經濟也呈現一些類似的挑戰。香港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流動性降低、房價上升,增加居住壓力、一般收入增長緩慢、移民人口快數增長、財團主導經濟等,都是讓港人擔憂的現象。一般新加坡人每天面對的生活壓力其實也差不了太遠。在測量房價、貧富懸殊等指摽上,香港如果穩居榜首,新加坡就緊跟在後。

不過,在社會氛圍和政治處境上,新加坡和香港有非常鮮明的差異。新加坡華人雖然佔總人口的七成左右,它畢竟是一個多元宗教、種族的社會。在政策方面比香港更需要關注融合,以及歧視等問題。新加坡在這方面,仍然有很多進步的空間。相反地,因為社會結構的差異,這些議題並不是那麼直接影響香港。

另外,作為一個正式的主權國家,新加坡在政策方面,比香港的空間要大。雖然官方論述經常強調新加坡面臨的各種外來威脅,新加坡的鄰國現在看不出有併吞或影響內部政治的野心。這些是香港學不來的外在條件。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下,造成政治和社會發展需要依靠權威的許可或默認。新加坡人習慣以服從上級、格致,而不是解決,爭議來確保社會穩定。

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下的實用主義和菁英統治,讓多數新加坡人對基本權益相當陌生、對正義實際的意義感到生疏,使互相之間的磨合能力流失,變成更依賴上層給予保障、指示,和做出協調工作。在面對爭議或磨擦時,以向上舉報,希望上級能夠出面壓下對方為優先考量。

星國政治和社會環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缺乏彈性,互信減低,造成新加坡人常會自諷「驚輸」(閩:kiasu)、「驚死」(閩:kiasi)、「驚政府」(閩:kia jhenghu)。在外人眼裡的新加坡人工作積極、辦事井井有條,可能呈現的是星國人內心的惶恐,而不是奉公守法。有這種畏懼的陰影,就很難論自由或爭取甚麼。面對權威,更常見的直覺就是退縮和逃避;而在自己佔優勢的時候,卻會尋求強力剷除對方。

香港在地理上,最接近的是中國。無論如何,中國都必須在港人的靠量中。英國殖民時期是這樣,1997之後更是如此。英屬香港的成立、九龍租界地的形成,與大清國的戰敗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二戰時期,香港一時是避難和運送軍用配備的據點,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期間,香港是逃亡的目的地,也是內亂外溢的地方。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是向中國投資的跳板,之後也成了中國向外投資的主要地點之一。是包袱也好,機會也好,是禍是福,中國的起起落落,對香港的社會、政治有深刻和長遠的影響。這些是學不來、教不到的現實。為了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動盪不安,港人只有靠自己的創意、靈活和一定的骨氣。港人之所以在創業和創作方面,一般比新加坡人出色,很多就是靠這種態度。

另外,港英殖民政府長期限制政府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以降低行政成本,港人被迫學會面對挑戰時,必須靠民間自發合作。這讓港人擅長於公開合作,更注重獨立性,讓港人在不確定中找出生路。或許這些就是香港民主和公民意識的根本。

港人的精神不但在街頭或大型抗爭看得到,也可以從普普通通香港人政治生活上的點點滴滴看得出來。從土瓜灣的民間小型社區維修、政治教育工程,到新界東北的郊區保育、務農,到組黨參選,這些是許多普通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當著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在當今的新加坡幾乎是不可能想像。能產生這樣的社會意識,需要恰當的整體環境和生態,要複製很不容易。如果香港和香港人因為環境和壓力的變化,失去這樣的特色,走類似於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走過的路,這將會是一個非常可惜的發展。

鄺健銘這本《雙城對倒》的探討比較,重點就是新港之間的這些異同。在碰到比較困難的處境時,經常見到的反應,一方面是尋找可以美化的他者,把期望架在著個想像之上。另一方面,為了激勵自己,也會塑造一個理想化的假想目標或競爭者,要求自己趕上去,不要落後。著名政治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Specter of Comparisons ,就把這種現象在後殖民社會如何醞釀、發酵當作專題研究。或許新港兩地跨著南海對望,對互相的認知多少就帶了一點這樣的態度。

新港之間互相學習、交換經驗,必然是一件好事。兩地之間確實是有很多可以交流。一個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或許不是論「為甚麼某地方行、另外一個地方不行?」、「某地輸在起跑點」,而是認識到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要從社會、經濟、政治架構、歷史脈絡等方向,爭取更深入的瞭解,從中才更能意識到該學甚麼,還有怎麼進行這樣的學習。《雙城對倒》代表了這種學習歷程的一個起步。


莊嘉穎 2016年8月9日
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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