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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異路 — 從新加坡的英治記憶看香港的英治歷史

2019/8/11 — 21:28

新加坡政府為慶祝新加坡開埠 200 週年而設的雕塑展覽。(圖片來源:Singapore Bicentennial Facebook)

新加坡政府為慶祝新加坡開埠 200 週年而設的雕塑展覽。(圖片來源:Singapore Bicentennial Facebook)

早前不時提到,今年新加坡全國紀念英人開埠 200 周年。新加坡的官方論調是,沒有英治,當下新加坡的國家繁榮發展便或無從談起。官方為此特地在福康寧公園舉行開埠 200 周年展覽。

這個展覽以各種出色聲畫與感官體驗方式重溫英人開埠前後的新加坡歷史。展覽利用圓形場景與船頭佈置,講述 1819 年英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的故事。場景隨後慢慢旋轉,令安坐的觀展者得以從環迥角度回顧開埠之後,港口城市新加坡如何匯聚不同文化思想乃至「外國勢力」、如何孕育包括林文慶在內的新加坡先賢。對同為前英帝國港口城市的香港而言,這種面向世界的歷史發展軌跡自然並非陌生事。

展覽之中有關新加坡建國歷程的部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觀展者舉著傘,在人造雨之下,觀看關於新加坡建國歷程的紀錄片。影片其中一幕,是 1968 年新加坡上下在暴雨中慶祝國慶。傘群之下,場面感人,至今仍然無法忘懷那種觸動。事實上,在新加坡建國五十周年之時,新加坡電視台 Channel NewsAsia 亦曾特地製作短片《Marching In The Rain》以回顧這一幕。展覽的這一部份內容頗能生動地指出,從五六十年代起,新加坡與香港早已開始踏上目的地不同的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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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出版的《港英時代》增修版新終章其中一節內容,便是梳理新加坡的英治時代記憶、並以之與香港英治歷史作對照,在此節錄該節內容:

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展開一連串活動,以紀念英國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二百周年。總理李顯龍分別在2018與2019年年初發表演說,向公眾解釋官方紀念英治的理念。從愛國史觀角度看,李顯龍所述的紀念因由,顯然是在「美化殖民」、「戀殖」、極其「政治不正確」。於2018年年初,李顯龍在題為“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的2018年新年賀辭說,紀念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是為提醒國民國家成就的基礎何在。李顯龍認為,若然1819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往後新加坡便也許無法在東南亞發出璀璨光芒。李顯龍甚至說,英治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起點。到了2019年,李顯龍再於演說解釋紀念活動對國家的意義。他直接了明地說:「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周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新加坡政府高調紀念英治,背後當然不無政治考量。從內政角度看,新一屆大選將臨,新加坡執政黨可透過紀念英治軟性推銷政績。於2019年出版的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梳理英治遺產的一大內容重點,便是指出有利新加坡發展的善政固然始於英治,但執政黨政府將善政發揚光大、盡善盡美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新加坡而言,保存英治記憶還有外交意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經濟顧問Dr Albert Winsemius便曾建議,保留萊佛士人像、擁抱英殖遺產,是為方便新加坡這個新興小國吸引全球資金、人才與技術,以便國家快速發展。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的兩位編者事實上是新加坡與英國的外交官員。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書序說,他的編纂目標介乎於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與印度政客塔魯爾(Shashi Tharoor)二人觀點之間。弗格森著有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對英帝國之於世界文明的貢獻讚譽有加;塔魯爾則著有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塔魯爾認為,英帝國管治對印度經濟、文化、心理發展有害無益(下文將會更詳細討論塔魯爾的史觀)。書內的英治記憶,可從以下四點與香港情況作比照:

第一,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廉政發展:早在1871年,新加坡的英殖官員便已開始嘗試打擊貪污問題。不過直到1937年,新加坡才通過首條反貪法《防止賄賂條例》以防止公私營機構出現貪污行為。在1952年,新加坡英殖政府決定將警廉分家,成立「貪污調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礙於《防止賄賂條例》未及完善、執法依賴前線警員,貪污調查局的工作成效未如理想,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開始執政、推行改革後,情況始有改善。1970年代港督麥里浩主政時推動香港警廉分家,一直被視為香港成功故事的重要一章。新加坡相較香港先行的廉政發展,多少能解釋何以香港英殖官員不時參考新加坡廉政發展經驗、何以兩地廉政發展模式相近(見《港英時代》第七章)。

第二,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房屋政策:今天港人經常提起的新加坡組屋之源起與發展,與英治時代的「新加坡改良信託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SIT)關係密切。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成立於1927年,成立目的是為改善當時新加坡的稠密人口與衛生問題。在1936年,新加坡改良信託局制訂了十年建屋計劃,位於中峇魯(Tiong Bahru)的公共房屋是計劃最早期項目之一。新加坡獨立建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一直沿用英殖政府房屋政策並擴大其規模。到了2003年,新加坡政府將中峇魯組屋列為受保護建築群,至今居住環境理想、設計具藝術風的中峇魯組屋已變成時尚住宅區。

第三,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公務員體制:今天新加坡政府之中的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成立於英治時代的1951年,其成立目的,是制訂公務員聘用、升遷與行事準則,令官僚體系穩定運作、免受政治浪潮影響。至今,公共服務委員會已成新加坡政府管理人事的重要機關。此外,在1954年,新加坡英殖政府開創先河、比其他域內英國殖民地乃至英國本土更早成立公務員培訓學校(Staff Training School),五年後公務員培訓學校為新加坡建國鋪路而設立政治研習中心(Political Study Center),這都是今天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Singapore Civil Service College)的成立背景。香港特區林鄭月娥政府認為,香港需要設立港版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若要認真學習新加坡經驗,上述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的發展脈絡便不應被忽略。

第四,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不曾提到的一點,是二戰後新加坡總督管治手腕乃至思維如何成為新加坡建國的推力。從1958至1964年出任香港總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到港履新之前,曾為新加坡總督。1999年柏立基離世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訃告末段提到,他很可能是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之伯樂。更有意思的是,於1987年由香港旅英學者曾銳生紀錄的柏立基口述歷史之中,柏立基憶述,他曾以「城邦論」構想新加坡的未來建國路。他說:「…there was a turn in my mind, that the best way for Singapore to get independence was to call it a City State. From my classical background, I liken it to the Greek city state… And eventually, that was what happened.」

頗為正面的新加坡英治記憶當然並非始於2019年。例如,在2015年國慶五十週年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本身便具英殖氣息—國家美術館的建築前身,是作為英殖管治心臟地帶的政府大廈(City Hall)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成定局之後,新加坡資深傳媒人陳加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的系列文章〈世紀末的香港與新加坡未來利益〉所呈現的英治印象,甚至能在今天香港引發極多共嗚。當時陳加昌認為,1997年後的香港就算不是1949年後的上海,也難復昔日燦爛。英人撤出後,香港的世界連繫與國際影響力將不及以往,而新加坡會比香港更能親西方、保有國際網絡,新加坡的優勢會為此有增無減。故此陳加昌相信,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將成香港大限,反中共港人將不願意為港效力。新加坡的當務之急,就是善用香港走下坡的機會取代香港位置。

於2018年,即連英國親左翼報章The Guardian都曾刊登文章Colonialism can work – just look at Singapore,頌揚新加坡以實用主義精神傳承英殖遺產的管治模式。雖然新加坡民間社會對官方英治記憶不無論爭,但新加報網媒Mothership.SG的報導文章Why are people arguing over how we should remember Singapore’s colonial past?的結論認為,官方英治記憶方式仍然合理,理據之一,是英治孕育了新加坡的建國領袖。例如,李光耀乃至《新加坡共和國宣言》(Proclamation of Singapore)起草人E.W.Barker等建國精英都是名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舊生。萊佛士書院於1823年由英人萊佛士創辦,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其政經影響,可與香港皇仁書院作比較。(見《港英時代》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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