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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紅色的蒙德拉貢 — 當合作經濟偏離了社會主義路線

2016/2/3 — 19:06

【文:灰中】

破土編者按:作為一個合作社企業,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聯合公司為我們展現了一種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管理模式的組織形式。它的民主管理、工人主權的管理原則受到了大多數左翼人士的稱讚。但因為種種條件的制約,如同任何一個實存的社會主義組織一樣,它也同樣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所介紹的《蒙德拉貢的神話》就批評了蒙德拉貢對工人運動的自我隔絕,工廠管理的非民主的再專業化和技術化。在該書看來,蒙德拉貢已經變成了一個小集體為自己謀利的平臺。當然,我們認為,即便存在著這些問題,也並不能否定該合作社的成績,只是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揭示了單純的合作社在反抗資本主義運動中的限度。為此,我們需要更新我們的理論和實踐的想像力,而不是在既有的教條與神話中自我耗竭。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組織或者似社會主義的組織,也只有在不斷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在不斷的自由辯論中,才能獲得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空間。

Sharryn Kasmir介紹她1996年的書The Myth of Mondragon(蒙德拉貢的神話)時說,寫出這本書純屬偶然。當年她來到蒙德拉貢時,如果她沒有忘記提前預定合作社賓館而流落在鎮中混地方住,她很可能就和一批批在她之前來到蒙德拉貢合作社的粉絲一樣跟團參觀,然後寫出一本宣揚蒙德拉貢模式,加入這個傳說行列的書。蒙德拉貢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合作社,所謂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合作社。它以合作經濟的形式爭取到西班牙十大企業的地位,這件事對主流資本主義學說來講完全不可思議,也正因如此,蒙德拉貢被很多左翼人士熱血沸騰、毫不猶豫地拿來作為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可行性的樣本。Kasmir的書並不否認蒙德拉貢作為一個經濟模式試驗的教育意義,但相比於多本讚揚蒙德拉貢的書,它的特別價值在於從一個合作社以外的,西班牙左翼運動的角度去看蒙德拉貢的社會和歷史意義。她提供給我們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蒙德拉貢的貢獻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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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下的奇跡

蒙德拉貢是一個奇跡。它在日益深化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經濟下仍能生存下去是很多為合作經濟奮鬥的戰士眼睜睜看到的美夢。蒙德拉貢為什麼能在其他合作社如此困難的時候做得這般成功?答案並不神奇。這個奇跡的基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蒙德拉貢在新自由主義還未下手的60、70年代之時已積累到經濟實力。60年代的蒙德拉貢在一個資本主義競爭還沒有如此尖銳的年代建立了它自己全面的經濟系統,除了合作生產還包括合作銀行、學校、消費合作社等等。蒙德拉貢第一家合作社1956年成立,剛好趕上了西班牙60年代的工業化大潮,合作社順其自然隨之增長。1971年,這個合作社網路已雇傭了蒙德拉貢鎮41.5%的工廠工人,也已經擴展到了它所屬的Gipuzkoa地區和隔壁Bizkaia地區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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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kasmir的《蒙德拉貢的神話》會讓人覺得,能在當年的西班牙生存下去才是真正的奇跡。Kasmir提醒了我們50、60年代的西班牙是怎樣的形勢。那些年是西班牙內戰和二戰後佛朗哥獨裁政府的年代,那30年代在西班牙空前有力的左翼已被一一踩在法西斯主義腳下。獨立工會被政府視為違法,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被當權者追捕。那麼,天主教神父何塞·瑪麗亞·阿裡斯門迪 (Don Jose Maria Arizmendi)領導的合作社為什麼能在這個如此右翼的獨裁政府下茁壯成長呢?這跟阿裡斯門迪的政治立場息息相關。

照一個曾認識阿裡斯門迪的老人的說法,當年的巴斯克地區有兩種立場的神父:社會主義的神父以及天主教行動的神父(Catholic Action,一個親近天主教Partido Nacionalista Vaso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組織)。兩種神父都與政府不和,但前者不能容忍政府,後者對政府可有妥協。阿裡斯門迪屬於後者。天主教行動的政治立場是以巴斯克民族主義為中心的中立,既害怕蘇聯的社會主義,也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殘酷感到悲哀。他們宣導的是一種以本地小資本為基礎的人性巴斯克資本主義,支持巴斯克小企業和創業者。阿裡斯門迪對合作社的理解並非一個無產者聯合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武器,而是一個人人成為小企業家來改良資本主義的工具。阿裡斯門迪在1940-1948年的筆記中記錄了一些他教育他的學生——合作社的未來創始者——的理念。這些包括了他對教育引起社會流動性的反思,對個人道德的要求以及對集體創業的期望。在阿裡斯門迪的引導下成長的學生並沒有全部投入合作社運動。在蒙德拉貢,還有他的學生根據他「良好資本」的理念創立了自己的人性化企業。阿裡斯門迪並不期望合作社可以強壯無產階級而是期望它們可以和平地消除階級矛盾本身。

為什麼當年蒙德拉貢的合作社能生存,Kasmir用義大利的類似經驗來參考。由義大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士發起的合作社運動曾經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重點打擊的對象,但1922年,義大利的國家合作社聯盟(Lega  Nazionale di Cooperativa e Mutue)請求了墨索里尼的認可。他出的條件是聯盟必須要取締所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聯盟選擇配合之後,合作社就在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和平地生長,還經常被墨索里尼指為和平的勞資關係的榜樣。在西班牙,蒙德拉貢的合作社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合作社處理矛盾的機制——他的社會委會(Social Council)——正好模仿了佛朗哥提倡的jurado de emprasa,一種工廠內部解決勞資矛盾、利於工廠管理的仲裁機制。1965年阿裡斯門迪還拿到了佛朗哥當局的工作榮譽金牌( Gold Medal for Merit in Work)。蒙德拉貢的理念和模式的目標不是階級團結,而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改良。這給了他在法西斯主義下的生存空間,也決定了它今天的政治作用。

一個去政治化的安逸孤島

今天蒙德拉貢能給與他的「合作者」(在合作社裡有擁有權和投票權的工人)的利益非常明顯。在兩場經濟危機中,70年代末引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開始的最新一場資本主義危機,蒙德拉貢都特別地保護到其工人的生計。整場70-8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中,巴斯克地區失業率達到20%-25%的時候,蒙德拉貢的合作社幾乎沒有解雇人。1976-1986年是巴斯克地區失去了15萬個工作崗位的10年,合作社反而新增了4200個工作崗位。在這異常嚴峻的時刻,蒙德拉貢證明了它會通過所有合作者(包括管理層)的團結,盡力維護每一個工人的生計。為了不解雇人,他把工人從訂單不多的廠調到生意好的廠,共同分擔了經濟危機的壓力。最近這一輪危機中,其旗艦合作工廠Fagor家電破產的時候,他也採取了類似的辦法來保護工人的生計。合作社工人集體接受了減少5%左右的工資,好讓更多工人能擁有一份工作。合作社模式本身充分證明了團結的力量,工人一起承擔壓力使蒙德拉貢擁有抵抗市場波動的能力,但除了使它成為一個課本上集體經濟的範本以外,這個成功給了它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地位呢?

早在60年代,就有巴斯克的左翼人士批評蒙德拉貢的孤島狀態。十多年的嚴厲打壓後,西班牙60年代的經濟開放和增長引發了西班牙勞工運動的重生。1959年,西班牙接受了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穩定化計畫(Stabilization Plan),開始開放經濟、引入境外投資。此後,西班牙的工業崛起,另一方面,就有大批量的西班牙人陷入貧困,離開家鄉尋找工作。這帶來了新的一波工人鬥爭。1962-1964年的一個罷工潮中,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委員會工會(Comisiones Obraras,簡稱CCOO)從一個礦業小工會開始發展起來。其工會後來成為了西班牙最大的工會之一。1967年,在西班牙共產黨較弱的巴斯克地區,巴斯克民族主義的巴斯克家園與自由黨(Euskadi ta Askatasuna,簡稱ETA)也宣佈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組織;此後其在巴斯克地區領導了CCOO的發展。ETA成為了巴斯克地區的重要實力,作為與天主教PNV黨對立的主要巴斯克左翼組織。在反佛朗哥的70年代,ETA領導了一個日益強大的反法西斯勞工運動。而蒙德拉貢在其中做了什麼呢?

佛朗哥當局1965年給阿裡斯門迪的獎項引起了ETA第一次對此的批評,但時間的推移證明了ETA的早期判斷。ETA的一個檔針對蒙德拉貢的問題說道:

每一個巴斯克工人都是同伴,是工人階級的朋友。工人的問題就是他的問題。區分工人階級的問題和合作社的問題多麼恥辱。一個個合作社在轉變成一個封閉的世界。他的工人不想跟其他工人有任何聯繫。當有一場罷工的時候,合作社工人不想罷工就因為他們沒有問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合作社工人接著連續兩次讓蒙德拉貢鎮的其他工人失望了。第一次是1973年,附近的Arabanzal工廠工人罷工被國家保衛軍打壓之後,鎮裡的三個普通工廠,一共800到1000名工人,都停工表示對被抓工人的支持,而沒有一家合作社停工(有一小批合作社工人個人選擇了停工,但無法說服他們的同事一起參加)。第二次是三年後Gamei廠持續了3-4個月的激烈罷工。Gamei的五個工人積極分子因為試圖成立獨立工會被開除之後,本廠工人開啟了罷工,鎮裡最大的一家私企的工人也罷了十天的工表示支持。工廠門前的廣場裡每天聚集數千名支持者。可合作社又再次選擇了不停工。合作社工人反而聽從了他們管理層的勸說,自己認識Gamei廠的管理者,會跟他們好好說話,勸勸他們把工作還給5位積極分子。合作社最終還是加入了同情罷工的行列,但基本是在最後階段。其他工人在就站出來了。

可這兩場罷工都是對外的支持。而對於巴斯克左翼,最讓他們對合作社失望的是1974年合作社自己的一起罷工。這一次罷工發生在蒙德拉貢的旗艦工廠Ulgor家電,由管理者更改工人的工作評級標準引起。因為這次改革讓很多工人的工作評2級降低了——特別是普遍為女性的低技術工人——一批工人就通過罷工控訴工廠把腦力勞動看得比體力勞動重要,要專業化合作社的工作。因為合作社自己的廠內規則禁止了罷工,管理者利用了這條規則解雇了24名合作社成員。其他廠有積極工人面臨開除的時候,工人們首要的要求就是把被開除工人的工作要回來。但蒙德拉貢合作社的工人不但沒有要求歸還此24人的工作,還投票決定解雇他們。三分之二被解雇的積極分子是女性,在工廠裡經常做最廉價勞動的一個群體;後來很多這些婦女加入了本地的激進左派組織。

蒙德拉貢「合作社員」對於他們同伴的冷漠,對於他們工人階級同伴的冷眼相待徹底地向其他工人證明了合作社員與他們走的是不同路線。對於巴斯克的激進左翼來說,合作社已經明顯不在革命的路線上,而是拖革命的後腿,形成一個「與佛朗哥當局和平合作的孤島」。雖然蒙德拉貢是一個給自己企業工人平等待遇,抵擋外面經濟波動的奇妙組織,但他不僅沒有革命性,也沒有用自己的優勢去幫助整個階級,還形成了一種對革命的阻礙,導致合作社成員進入一種和平安逸,脫離其階級同伴的狀態。合作社的待遇好了,自然就引起工人的安逸和去革命性嗎?也不一定。Kasmir的調研發現,合作社的工人雖然保障比私企工人好一些,但待遇並沒有高於其他企業的工人多少,收入基本一致。雖然待遇當然也決定了工人的立場,但它並不是唯一的因素。Kasmir也提出了這些合作社的巴斯克民族團結高於階級團結的理念,甚至否定階級的理念,他們向工人參宣傳勞資合作的理念。合作社的環境和理念氛圍也有助於決定它工人最後的政治立場,更決定了現在的蒙德拉貢在工人的階級鬥爭中起到了一個反作用。

資本主義的浪潮能抵擋到幾時?

Kasmir從一個再政治化的角度看待蒙德拉貢的歷史,讓我們注意到它早就開始堵塞西班牙工人階級運動的道路。90年代時,她還看到了蒙德拉貢的合作式管理開始逐漸轉變。

在她當年探訪的蒙德拉貢,合作社工人已經很大程度上對合作社有了距離感。她以工人對所謂代表他們利益的「社會委員會」的態度為例。在一個普通企業中,工人們選舉與之有類似地位的「工人委員會」時普遍會選擇最能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而在合作社裡,工人們的態度反而是「選那個新人,那個不懂而無法逃避的人。」她在鎮上的酒吧與合作社工人聊天的時候,Kasmir發現很多工人嘲笑合作社的理念,表示與合作社有距離感。據蒙德拉貢的社會委員會1981年自己組織的一次調查,代表工人的社會委員會並沒有引發工人的參與,這個問題不是個人原因導致,而是結構性的問題。該報告的結論是,因為合作社理念是告訴工人他們的工作中沒有勞動者和管理者之間的矛盾,所以工人變得無所謂和被動了,他們把權力交給了技術員。報告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見,但並沒有被採取。

合作社關係的退化和重新專業化一直潛藏在他的建構裡。當普通企業的工人委員會(同樣由基層工人選擇的代表)的職責被定義為監督工廠和工作合同,保證工人權益時,合作社的社會委員會的職責卻是作為一個中間的紐帶,給工人傳達管理者的決定以及向管理者報告工人的意見。其在合作社裡的定位至今都和佛朗哥的jurados de empresa相似。時間推移,合作社的理念也逐漸被資本主義的壓力消磨,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普通企業,而他的工人根本無力反抗。

自從Kasmir發表這本書,這一路線已變得更為明顯。曾經把頂薪和最低工資的差距定為不高於三倍的蒙德拉貢現在頂薪和最低工資差距可以達到9倍之多。除了雇傭合作社工人,現在蒙德拉貢還會雇傭第三世界的非合作社成員工人,也就是普通雇傭工。對於這些工人,它沒有提供任何合作社的保障,而對這批工人的剝削被用以維護西班牙本地合作社成員的利益。蒙德拉貢日益明顯地變成了一個小集體為自己謀利的平臺。

蒙德拉貢的存在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集體合作的力量的範例,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也有更多此類先例。有了這些前車之鑒,這些對社會主義的肯定以後,Kasmir的《蒙德拉貢的神話》提醒了我們應該再回頭看看合作社目前的歷史使命,即一個合作社需要具備些什麼才能把無產階級的運動往前推。她告訴我們要小心,單純經濟為中心而缺乏社會主義方向的合作社不僅可能推動不了無產階級的運動,還可能使其嚴重倒退。蒙德拉貢給我們的是一頁複雜的歷史。在我們考慮了合作社在我們這個階段中的作用後,我們就不能再簡單地用蒙德拉貢的名字,而是要認真考慮一個合作社給與了無產階級什麼東西。

Kasmir, Sharryn. 1996. The Myth of Mondrag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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