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香港當自強

2015/5/4 — 21:07

「面對北京財大氣粗的氣焰,香港既不能正面迎撃,亦不能龜縮投降。如香港要避免困守一隅,較佳辦法是在財政、經濟方面做到自主獨立。只有這樣,她才有機會與北京不分千秋,繼而分庭抗禮。」( 圖:wikipedia )

「面對北京財大氣粗的氣焰,香港既不能正面迎撃,亦不能龜縮投降。如香港要避免困守一隅,較佳辦法是在財政、經濟方面做到自主獨立。只有這樣,她才有機會與北京不分千秋,繼而分庭抗禮。」( 圖:wikipedia )

引言

香港的「世界性」已毋容置疑(蔡2014年8月10日,《明報》,頁P04) 。在這個國際城市中,中、英、美三方均是既得利益者(Ting & Lai 2012,頁349)。不過,她們在關鍵時刻會否致力維護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實在啟人疑竇。在冷戰時代和後冷戰時代,中與英、美已在香港進行了多場博弈。「由始至終,香港並未離開過地緣政治的漩渦。最近國際上熱議的新冷戰∕冷戰2.0,香港依然是鎂光燈下關鍵的熱點:美俄對壘,大量俄國資金湧港,除了因為香港的貨幣體制外,亦因其既中國又國際的特性;加之中美在亞太地區的鬥法,香港無可避免捲入中西的角力」(蔡2014年8月10日,《明報》,頁P04) 。當中,香港的利益曾數次被棄如敝履。因此,本文強調,香港在思考未來發展的定位時,須認清中、英、美皆不可盡信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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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重視北京多於香港

事實上,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美國關心香港只是惺惺作態。沈旭暉早在〈美國對香港動了哪些心思〉一文(2011年11月4日,《新華澳報》,頁P03)便分析指,即使美國早在1992年制訂了《香港關係法》,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委婉敦促香港的政制進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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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泛民主派所否決,美國當時的官方響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香港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一行到美國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與香港民主派一起反對方案,原因包括:李柱銘拜訪美國,被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當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提出內容分別不算太大的政改方案,這次形勢急轉直下。新任美國駐華大使當年6月訪港,在一個晚宴對此作了指標性發言,居然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又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10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2005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2010年美國大使面對同一方案,卻『對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有信心』。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更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同上)

凌劍豪在〈由「白宮請願」到「拜登路過」香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剩餘價值」〉(2014年5月3日,《信報財經新聞》,頁A19)一文中亦強調,美國眼中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工具價值:「以學者伊肯伯里(G J. Ikenberry)的說法,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Realism)為依歸,借提倡及推動如人權、民主、自由經濟等『普世價值』,來維持美國在冷戰後的全球霸權地位。然而,伊肯伯里的分析亦強調普世價值的工具特性,最終實踐美國戰略才是目標。因此考慮美國會否直接介入香港民主事務,也要考慮香港在美國外交的戰略價值。」具體地說:

「[……]美國近年來在外交政策[上有]兩個戰略框架︰全球反恐以及離岸平衡,不難發現美國對港政策也為着這兩個戰略服務。在全球反恐方面, 2002年特區政府通過法案,將資助恐怖主義行為列為刑事罪行及賦予政府相關權力凍結有關戶口;香港透過參與國際金融反洗錢特別工作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FATF),以及要求本地銀行留意有否涉及美國及聯合國恐怖分子名單的交易,參與美國金融反恐的工作。其次,香港在華南地區的地理位置,自由港的地位,亦成為了美國及其他國家以香港為情報基地──斯諾登的『自出自入』並成功與國際媒體溝通,就是香港自由的例證。正如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所言︰假如希望其他人聽到我跟北京的對話,他會選擇在香港打這個電話;假如不希望其他人得知談話內容,他會選擇深圳。可見中國也知道香港在情報收集的角色,甚至反其道而行選擇性地對外放風。」(同上)
  
故此,美國極不希望因介入香港事務而影響她在中國大陸的利益。凌劍豪筆鋒一轉,續分析如下:
「然而,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合乎離岸平衡的原則,筆者對此存疑。宏觀美國的亞洲政策的重點,便是透過區內盟友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國︰透過與日本及南韓加強軍事聯繫,除應對北韓核問題外,也借此加強對東北亞的控制;新簽訂的美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以及拉攏馬來西亞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則是希望介入東南亞事務;增加在澳洲達爾文軍事部署,希望建立第三島鏈,以確保美國對南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控制。不難發現,原屬第一島鏈的台灣並沒有在這些政策得到較多的利益,更有傳美國國內有聲音要求奧巴馬放棄台灣以換取中國支持美國國債,可見美國愈是近岸愈不插手的取態。

假如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離岸平衡,美國對港取態可以以『中國再平衡』來形容︰以香港在平衡美國在華利益。這種技術操作可以從美國如何處理斯諾登事件及拜登對於李陳訪美的取態。事實上,美國在斯諾登事件上可以做出更多『制裁』行動,甚至將『誤放』斯諾登事件歸[咎]於北京政府,反正北京在憲制上可以涉足在港發生的國防及外交事務。但一方面華盛頓沒有將事件無限上綱,只是聚焦香港行政措施的不善,提出影響美港關係而非中美關係,將事件的影響降至最低。至於拜登非官式的『路過』會談現場,更是突顯美國不希望在香港的民主化擔任任何官方角色。即使日後國會重啟《香港關係法》的第301條,也不過是國會議員的『自把自為』,與白宮沒有直接關係。

對於美國而言,『戰略為體,價值為用』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不民主但高度自由的政體,也許正是切合美國亞太戰略的需要︰自由而開放的體系,有助美國及其盟友作反恐及情報收集的布局;公平的法制及市場經濟,有助美國保護在中國及亞洲的投資;不民主的『類主權』政體,令美國可以一手軟一手硬,一方面借香港宣傳美國的『巧實力』(smart power),另一方面也可以香港作為對華談判的槓桿,選擇性地迎合與孤立中國。假如香港真的要求美國介入民主事務,甚至動真格『揭竿而起』,這個微妙的平衡將被打破。美國礙於普世價值的面子,或要支持香港並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從根本地打破離岸平衡的法則,才是真正的違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同上)

甚至可以說,美國對香港事務的介入程度遠較台灣、日本和菲律賓的低(凌2014年11月15日,《信報財經新聞》,頁A22):

「從美方角度出發,美國東亞政策早年是軍事『干預』為主,近年才加入經濟元素。舉例來說,美國東亞政策的三條主軸︰《美日安保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取代《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台灣關係法》,均帶有(準)軍事同盟及共同防衞的特性,但這個特性卻沒有放進《香港政策法》內。對於香港最大的政策改變,便是在1990年修改與香港相關的移民規例,並容許申請者在2001年前行使移民權。因此,華盛頓認為對香港的『干預』遠比她在東亞其他地區為少,香港問題只會是中美關係的一個議題,而非最重要的議題。

另一個更重要的政策啟示是,美國並不將香港納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框架之內,更突顯美國對港立場。TPP 框架本為2010 年APEC 峰會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牽頭的產物,原定於2011年的APEC峰會完成談判,最終未能成事。但討論TPP框架下中美關係的重點是,美國願意接受台灣為談判單位,卻對香港能否加入談判框架不置可否。

[……]

更可悲的是,香港在這個亞洲地緣政治『紛亂』的時代卻沒有位置︰即使香港、中國與東盟有着清邁多邊貨幣互換協議(CMIM)的合作基礎,東盟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卻沒有香港的參與,而香港與東盟的談判仍在起步階段;美國的TPP框架沒有香港的位置,特區政府亦欠缺對TPP框架的立場及回應;新出爐的FTAAP [亞太自由貿易區]現屬原則性框架,最終有沒有香港的位置仍是未知之數。

儘管特區政府一直強調香港是進入[中國大陸]的『跳板』,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超級連接器』,但當亞洲地區因着中美地緣政治角力而被劃分為不同區域板塊時,香港卻沒有被納入在任何的板塊之中─事實上,假如香港被邊緣化是一個社會應該關心的議題,那特區政府及公民社會首要擔心的是,香港在國際商貿中心及區域政經樞紐的地位已進倒數階段。」

在雨傘運動中,美國雖在文宣層面上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政制,但在具體操作上便傾向以不觸怒北京為大前題。沈旭暉在〈美國對港政策的「雙軌潛規則」〉(2014年11月17日,《信報財經新聞》,頁A27)一文中剖釋箇中緣由如下:

「奧巴馬不希望在香港問題上與北京角力,因為真正的戰場在TPP及APEC自貿區等大舞台,假如北京以『美國介入香港內政』與華府在這些議題討價還價,不划算的反而是美國。國會議員卻沒有這樣的包袱,即使法案引來北京強烈反彈,對他們的選民而言,反而是加分。若果這讓奧巴馬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更是他們在奧巴馬最後兩年任期內,爭取外交主導權的一大勝利。

可預計的是,如果香港這波運動最終和平落幕,法案只會是一個姿態,因為要是美國採取實質制裁,或令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損,這必會引起美國商界反彈,議員是不會硬來的。即使重新每年提交《香港關係法》報告,也只會變成北京每年行禮如儀的官方批評,因為對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微妙關係,中國外交部也知之甚詳。」

英國不願及沒有能力全力捍衞香港的利益

在政治層面,雨傘運動亦顯示出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她既不願意,亦沒有足夠的能力在香港問題上與北京斡旋。沈旭暉在〈香港對英國的幻想都是誤解〉(2014年10月10日,《信報財經新聞》,頁26)一文又指出:

「假如中英兩國任何一方認為另一方違反聯合聲明,是否可訴諸國際社會仲裁?理論上是可以的。問題是,聲明本身沒條款說明,一旦任何一方不跟聲明行事,有什麼機制可處理,即使中國在1997年前提前收回香港,或英國在1997年拒絕把主權移交,都沒有自動出現的機制。要是發生戰爭,聯合國安理會或會討論,但在其他情況,國際法的作用十分有限。

理論上, 英國一意孤行, 可在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控告中國『違反聲明』,但國際法庭的約束性判決,前提是兩國都同意交由國際法庭審理,而中國是絕不同意的。英國也可以效法菲律賓,向沒有約束性的國際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狀告中國,但那純粹是形式上的文件戰,即使英國認為中國違反聯合聲明,勝算也不高,因為聲明的用語像『基本方針』、『生活方式』、『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等,都給予主權國最大演繹空間。再說,今天英國需要中國投資,對香港只會表達口頭關心,不可能有大動作,則是心照不宣的政治現實。

至於彭定康說英國有責任保證聯合聲明落實,技術上不能說不對,畢竟英國理論上可向國際仲裁法院提出中國沒落實聲明。但也不能說全對,因為聲明沒有賦予英國任何機制去直接評論。根據聲明,英國要麼選擇告上國際仲裁法院,要麼什麼也做不了,以聲明『延伸』寫報告或能令北京尷尬,但不能改變現實。在純雙邊關係,英國可以選擇制裁,但此刻有制裁資本的是中國。再說彭定康批評現任政府的身份,屬過氣政客,反而突顯了現實的不可為,對此英國人心知肚明。說實話,在《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兩國都築起厚厚的防火牆,以確保責任不上身。中國的防火牆是為了不讓英國在1997年後有話語權,英國的防火牆是為了不承擔對香港人的責任,例如一邊談一邊對居英權『落閘』,此刻對英國有幻想,就太不了解國際關係了。」

因此,寄望英、美等西方國家會在關鍵時刻守護着香港的核心利益和價值,已屬天方夜譚。

在一方面,西方會因地緣政治的因素,放棄香港本身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若西方認為香港在往後的首要任務只在於維護北京政權的利益,其國際城市的角色和地位必然受到影響(Ting & Lai 2012,頁350-351)。西方(甚至大部分港人)的憂慮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香港的核心價值,如司法獨立、法治、言論自由、公平競爭等受到衝撃,而香港特區政府輕視這些問題的話,香港的國際金融城市形像很可能會出現褪色 (同上,頁351-352)。

北京早已劍指香港

北京雖然容許西方保留在港的經濟利益,但她並不容許西方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的政治事務(同上,頁352)。凌劍豪在〈戰後東亞框架 主宰香港政經命運〉(2014年7月12日,《信報財經新聞》,頁A20)一文中清楚地道出: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香港的管治卻成為北京對抗及突破戰後框架的試腳點︰假如北京能有效管治香港,意味著北京已成功擺脫西方社會在香港留下的話語權,中國在東亞崛起不單是經濟方面,更是政治及話語權控制。畢竟在蘇聯倒下後,戰後框架針對的對象便是同屬共產主義的北京政權。如此一來,大抵可以明白香港近年的社會動盪,正是[二]戰後框架不斷被衝擊的表面徵兆。」

過分倚賴北京所帶來的問題

然而,即使不提外國資金和企業撤離香港的問題(Ting & Lai 2012,頁352),若香港在未來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亦會問題叢生。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博士在〈背靠祖國的不確定性〉(2014年06月06日,《明報》,頁A36)一文早已指出,港陸雙方唇齒相依的假設對香港弊多於利。因此,「香港需要重新認識一點,就是不要以為國家的未來,一定是鎖定在一個方向、一條路軌上發展」(同上) 。事實上,中國內地可與西方一樣,在關鍵時刻棄車保帥,棄香港的利益於不顧。故此,香港必須及早想到應對之策:

「香港需要對此早作準備嗎?在過去20年裏偏向於以『背靠祖國』為發展方向的香港,令其中介的角色變得平面、狹窄,缺了中國那一面,便無法運作。以前完全沒有『危機意識』,以為制度環境不會改變,只要[中國內地]市場需求繼續增長,香港便必然漁人得利;現在,於《審計業務暫行規定》這件事情之中[北京政府財政部於2014年4月29日發表了《會計師事務所跨境執行審計業務暫行規定》(簡稱為《審計業務暫行規定》)諮詢文件,令香港之會計專業界相當不安,更令不少正計劃晉身該專業的年輕人百般無奈,原來的生涯規劃可因政策改變而個人前途突然變得不確定。],香港的弱點表露無遺。什麼『超級聯繫人』,其實是單邊依靠的交易服務員而已,只要[中國內地]政策風吹草動,什麼專業均不能倖免。

而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審計業務暫行規定》一出,中產與準中產(即年輕的專業人員與年輕大學生)的圈子便飽受震盪,雖未至於人心惶惶,但的確人人感受到一種新的不確定性。特區政府依然繼續宣傳『中國機會』的一套,但市民則對難以把握的未來深感憂慮。」(同上)

在可預見的未來,北京政府會以金錢打造對香港事務的話語權。西方國家或受制於自身的內部問題,或受制於北京的經貿合作壓力,或受制於全球戰略格局下的其他考慮因素,自然對香港事務表態有所忌諱。

香港未來的發展可如何重新定位?

面對北京財大氣粗的氣焰,香港既不能正面迎撃,亦不能龜縮投降。如香港要避免困守一隅,較佳辦法是在財政、經濟方面做到自主獨立。只有這樣,她才有機會與北京不分千秋,繼而分庭抗禮:

「財政、經濟自主獨立,毋須[北京]政府特別照顧支援,是『一國兩制』得以延續的基礎。一旦經濟發展得仰賴北京扶持,那所謂特區只會比內地城市還不如,遭其他省城官員及民眾瞧不起。最近被一些官媒捧為『一國兩制』乖巧模範生的澳門,表面看來市面繁榮、財政穩健,政府連年疏爽派錢仍有充裕盈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澳門的繁華盛世及水浸庫房,全靠中央政府定下特殊政策,讓澳門成為中國境內唯一的賭業中心。假若政策有變,[北京]決定開放多幾個賭城,澳門便隨時由晴轉陰。近期領導人露了點口風,似乎[北京]擬複製多幾個澳門,賭業相關公司股價即明顯調整,逆市獨憔悴。

顯見,保持本身經濟、財政實力及獨立,避免過分倚賴[北京]政府關照,是鞏固『一國兩制』,保護港澳特色的關鍵,比高喊什麼激情口號管用得多。」(信報財經新聞社評2014年12月30日,頁A02) 。

另外,香港不應只想着在中國內地發展中扮演着甚麼角色,而是要多思考未來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過往香港能夠蜚聲國際,並非單靠金融產業,乃是靠文化產業吸引「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的支持者(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月31日,頁A28)。「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同上)。誠然,香港過於北望神州的惡果已逐漸浮現。除了出現不對稱的港陸經濟融合外,香港在文化產業方面的優勢亦漸漸化為烏有。然而,如香港能及時崖勒馬,情況仍可能得以撥亂反正。沈旭暉強調,香港亟需以電視劇、電影、音樂等作為「軟實力資本」輸出世界各地,藉此「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同上)。相反,「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同上)。

此外,即使香港近來經常面對勾結外國勢力的無理指控,她仍可靈活運用《基本法》的框架,在非國家層面合法地拓展國際網絡,重塑國際城市應有的特徵。沈旭暉舉例指: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 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同上)。

他在〈香港的出路?——「全球在地論壇」帶來的機遇〉(2015年3月,《明報月刊》,頁52-53)一文進一步解釋指,若香港以城市作為拓展國際網絡的單位,那麼她不僅可避免陷入只強調「大中華」或「主體性」的惡性循環,而且可創造「精英『向外拓展』」的機會。

在政治層面,香港自強之道繫於以空前認真的心態應對地緣政治的現實威脅,藉此恰如其分地重塑自身的「主體性」:

「於『再思中港』問題上,香港也該反省。其一,在中港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淪為各說各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理解模式,致使討論從來沒有對準香港問題。要不站在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要不站在國難興邦的視野(愛國史觀)看香港問題,卻未加反思、梳理這些核心價值、未曾理解香港∕中港的『知識』如何從地緣政治盤算中衍生,就欣然接收。更甚是,若發展出『兩個香港』的睇法(以價值判斷主導,支持英美價值體系的就被理解為進步香港;持相反立場的就被歸類為保守香港),不但無助真正梳理香港問題,亦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矛盾,甚至撕裂香港。因此,擺脫意識形態主導的認識,才是解決中港問題、扭轉香港長期在漩渦中被拉扯的第一步。

其二,重構香港主體性,做到對中英雙重解殖,就必須反思現有的香港研究和中港討論。學者呂大樂曾點出香港研究的通病,正是我們故步自封,以致我們未敢、未能或未有認真反思既有的『知識』和『定論』。展開一個研究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不假思索地相信、建基於或依附於『神話』,而不是反思或打破它。所以,我們對香港、對中港問題的討論長期困於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認識當中。若不『去意識形態』,只會不斷強化虛假的所謂主體性,這無助踏實地梳理、認識香港。這些不經反思的香港故事的廣泛流傳又會倒過來窒礙香港研究」(蔡2014年8月10日,《明報》,頁P04) 。

這種「重構香港主體性」的方式與沈旭暉的主張並沒有重大的衝突,因為兩者都是強調衝破傳統意識形態的枷鎖。若以務實的態度重構香港的主體性,香港便不會走到目中無人、夜郎自大的另一個極端。

總結

香港的國際地位和核心價值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前進的道路固然是崎嶇險窄,但如後退回盲目迷戀中、西任何一方的道路中,便很大機會重覆地受到傷害。香港只有在認清現實處境之餘倏進倏退、騰挪變化,才可避免遭到攛掇擺弄。這正是香港當自強的主因。


參考資料:
Ting, Wai & Lai, Ellen. 2012.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in Lam, Wai-man, Lui, Percy Luen-tim & Wong, Wilson. (ed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h. 16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1月31日) 。〈國際軟實力:香港最後出路〉,《信報財經新聞》,頁A28。
信報財經新聞社評(2014年12月30日)。〈保持財政獨立自主才能保障一國兩制〉,《信報財經新聞》,頁A02。
凌劍豪(2014年5月3日)。〈由「白宮請願」到「拜登路過」香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剩餘價值」〉,《信報財經新聞》,頁A19。
——(2014年7月12日)。〈戰後東亞框架 主宰香港政經命運〉,《信報財經新聞》,頁A20。
——(2014年11月15日)。〈東亞重新整合 香港被邊緣化〉,《信報財經新聞》,頁A22。
呂大樂(2014年6月6日)。〈背靠祖國的不確定性〉,《明報》,頁A36。
沈旭暉(2011年11月4日)。〈美國對香港動了哪些心思〉,《新華澳報》,頁P03。
——(2014年10月10日)。〈香港對英國的幻想都是誤解〉,《信報財經新聞》,頁A26。
——(2014年11月17日) 。〈美國對港政策的「雙軌潛規則」〉,《信報財經新聞》,頁A27。
——(2015年3月)。〈香港的出路?——「全球在地論壇」帶來的機遇〉,《明報月刊》,頁51-53。
蔡俊威(2014年8月10日) 。〈世界的香港:地緣政治視野中的主體性〉,《明報》,頁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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