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齊澤克論難民危機

2015/9/14 — 11:11

【文/斯拉沃熱.齊澤克 譯/洪姆】

破土編者按:難民是我們為全球化的經濟付出的代價,在這種經濟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許自由地流通。多孔的邊界、被外觀人淹沒的觀念,是內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歐洲的移民(現象)並非獨一無二。在南非,一百多萬來自鄰國的難民,在今年四月因為偷走了當地窮人的工作而遭到了他們的襲擊。

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向西歐的流動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反應,這些反應,與我們在得知我們得了絕症時的反應——根據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在她的經典之作《論死亡與垂死》中描述的圖式——驚人地相似。首先是否認:「它不那麼嚴重,讓我們忽視它吧」(就難民問題而言,如今我們不大聽人們這麼說了)。接著是憤怒——這怎麼會落到我頭上呢?——在否認不再合理的時候,憤怒就爆發了:「難民是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威脅;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就藏在他們中間;必須阻止他們!」然後是討價還價:「好吧,讓我們來決定限額吧;讓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建難民營吧。」然後是沮喪:「我們輸了,歐洲正變成歐羅巴斯坦!」我們還沒有看到的,是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第五階段,接受,在這裡,接受將涉及起草一個全歐計畫,來處理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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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什麼?輿論分化尖銳。左翼自由主義者表達了他們對歐洲任由成千上萬名難民淹死在地中海的憤怒:他們說,歐洲應該表現出團結友愛的精神並敞開它的大門。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說,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外國人應該自己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兩種解決方案聽起來都很糟糕,但哪個更糟糕呢?套用史達林的話來說,它們都更糟。最虛偽的是那些呼籲開放邊界的人。他們清楚的知道這種事情是永遠不會發生的:開放邊界會立刻在歐洲觸發一場民粹主義的起義。他們玩著高於這個腐敗的世界的美麗心靈,同時又在這個世界中活得好好的。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也清楚地知道,放手不管的話,非洲和中東的人民是不會成功地解決他們的自己的問題,或改變他們的社會的。為什麼不會呢?因為在西歐的我們在阻止他們那麼做。使利比亞陷入混亂的恰恰是歐洲對它的干涉。為伊斯蘭國的崛起創造條件的,恰恰是美國對伊拉克的襲擊。在中非共和國正在進行的,基督教的南方與穆斯林的北方之間的內戰,也不僅僅是種族仇恨的爆發,它是由北方石油的發現觸發的:法國和中國正在通過他們的代理人爭奪對資源的控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助長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軍閥氣焰」的,恰恰是全球對礦產——包括鈳鉭鐵、鈷、鑽石和銅——的饑渴。

如果我們真想阻止難民流動的話,那麼,承認這點,即大多數難民來自「失敗國家」——在那裡公共權威或多或少是無效的——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索馬裡、剛果民主共和國等等,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國家權力的瓦解不是一種地方性的現象,而是國際政治和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個結果,在一些情況下——像在利比亞和伊拉克——它還是西方干涉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也應該指出,中東的「失敗國家」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英法在一戰期間胡畫的那些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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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得不注意到,中東最富有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卡達)對難民的開放程度要遠遜於那些不那麼富有的國家(土耳其、埃及、伊朗等等)。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把「穆斯林」難民送回了索馬裡。這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不能寬容外來的闖入者的原教旨主義的神權國家麼?是的,但沙烏地阿拉伯對石油收入的依賴也使它在經濟上完全成為了西方的夥伴。是應該有嚴肅的國際壓力來逼迫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和卡達和阿聯酋)接受大批難民的,特別是因為,通過支持反阿薩德的叛亂,沙特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應該對敘利亞當前的形勢負責。

新形式的奴隸制是這些富裕國家的特徵:阿拉伯半島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移民工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亞洲,成百萬上千萬名工人生活在像集中營那樣組織起來的血汗工廠中。但還有一些更接近(我們的)家的例子。2013年12月1日佛羅倫斯附近的普拉托的一家中資服裝工廠著火,燒死了七名被困在一個用硬紙板搭建的臨時宿舍裡的工人。「沒有人能說他們對此感到驚奇」,當地工會的一名成員,羅伯托·皮斯托尼納評論說,「因為多年來,每個人都知道,在佛羅倫斯和普拉托之間的那個區域,成百上千名——如果還不是成千上萬名的話——人正在近乎於奴隸的狀態下生活和工作。」普拉托還有四千多家中資企業,而且,據信,成千上萬名中國移民非法地生活在那個城市,為一個車間和批發商的網路而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之久。

新的奴隸制不限於上海、或迪拜、或卡達的郊區。它就在我們中間;我們只是看不見,或者說假裝看不見它罷了。血汗勞動是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必需品。許多進入歐洲的難民都會變成歐洲日益增加的不穩定勞動力的一部分,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以犧牲當地工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而後者則通過加入最近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大潮,來對此威脅做出反應。

逃離被戰爭蹂躪的故國的難民們有一個夢想。抵達義大利南部的難民不想呆在那裡:他們中的許多人試圖前往斯堪迪納維亞。在加萊的成千上萬名移民也對法國不滿意:他們做好了冒生命的危險進入英國的準備。在巴爾幹,數萬名難民絕望地想進入德國。難民們明確地肯定他們的夢想是要有無條件的權利,並要求歐洲當局不僅給他們提供適當的食物和醫療服務,還要把他們送到他們選擇的目的地。在這個要求中有某種神秘地烏托邦的東西在:這情況就好像,實現他們的夢想,是歐洲的義務似的——而這些夢想,順便說一句,又是大多數歐洲人所不可企及的(當然許多南歐和東歐人也偏愛在挪威生活咯?)。確切來說,恰恰是在人們發現自己處於貧困、窘迫和危險的境地的時候——這時,我們會預期他們會安於最低限度的安全與幸福——他們的烏托邦主義變得最不妥協。但難民們面臨的那個嚴酷的真理是,「不存在挪威」,甚至在挪威也不存在。

(難民的)東道主們談論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必然就是種族主義或原始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必須拋棄這個概念。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歐洲的反移民情緒——這一情緒最近的表現是在挪威,在那裡,根據最近的民調,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成為該國最流行的政黨了——就會一路挺進了。在這個問題上,標準的左翼-自由主義路線是一種傲慢的道德主義:在我們給「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個理念以任何可信性的那個時刻,我們也就妥協了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只是在提出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公然擁護的那種東西的一個更溫和的版本罷了。而最近幾年來中間政黨採用的,也確實是這種小心謹慎的進路。他們拒斥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的公開的種族主義,但與此同時又聲稱他們「理解老百姓的擔心」,並因此而貫徹一種更「合理」的反移民政策。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拒斥左翼-自由主義的態度。對現狀進行道德說教的抱怨——「哎呀歐洲對他人的苦難冷漠」等等——只是反移民的殘忍的對立面罷了。他們共用一個預設,那個預設絕不是不證自明的,那就是,保護一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倫理的普世主義是不相容的。我們應該避免陷入這種自由主義的自我拷問。「我們擔得起多大程度的寬容?」我們應該寬容不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公立學校;逼迫他們的女人以特定方式著裝和行為;包辦他們的子女的婚姻;歧視同性戀的移民麼?我們永遠不可能足夠寬容,或者說我們永遠已經是太過寬容了。打破這個僵局的唯一方式,是超越單純的寬容:我們不僅應該給他者以我們的尊重,而且還要給他們和他們一起加入一場共同的鬥爭的前景,因為今天,我們(歐洲人)的問題,也是我們(歐洲人和難民)共用的問題。

難民是我們為全球化的經濟付出的代價,在這種經濟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許自由地流通。多孔的邊界、被外觀人淹沒的觀念,是內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歐洲的移民(現象)並非獨一無二。在南非,一百多萬來自鄰國的難民,在今年四月因為偷走了當地窮人的工作而遭到了他們的襲擊。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它們的起因不僅包括軍事衝突,也包括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氣候變化等等。在福島核災難發生後,有一個時刻,日本當局準備撤出整個東京區的人口——超過兩千萬人。如果這件事情確實發生的話,那麼,他們會去哪?他們會分到一片土地繼續在日本發展呢,還是說他們會被遣散到世界各地。如果氣候變化使西伯利亞北部變得更適於居住和農耕,同時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區變得太過於乾燥以至於無法支持大量人口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人們會怎樣組織人口的分配?在過去,當此類事件發生的時候,社會改革是狂野而充滿自發性的,伴隨著暴力和毀滅。

人類應該做好以一種更加「可塑的」和遊牧的方式來生活的準備。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們將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界定民族國家的主權,和設想全球的合作和決策的新方法。首先,在當前的時刻,歐洲必須重申其為難民提供有尊嚴的待遇的承諾。這方面不應該妥協:大規模的遷徙時就是我們的未來,而這一承諾的唯一一個替代選項,是重生的野蠻主義(即一些人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第二,作為這一承諾的一個必然後果,歐洲應該推行清晰的法則和規則。應該通過一個涵蓋歐盟所有成員國的行政網路來加強對難民流的控制(以防止像匈牙利或斯洛維尼亞當局所採取的那種地方性的野蠻主義)。難民的安全應該得到保障,但也應該清楚地告訴他們,他們必須接受歐洲當局分配給他們的目的地;我們不會寬容宗教、性或種族的暴力;他們和我們也都無權強行推行自己的宗教或生活方式;我們都要尊重每個個體放棄他或她所在群體的習慣的權利等等。如果一個女人選擇遮住她的臉的話,那麼,她的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如果她選擇不蒙面的話,那麼,她不戴頭巾的自由也應該得到保障。這樣的法則是有利於西歐的生活方式的,但這也是難民為享受歐洲的好客而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些法則應該得到清晰的陳述和有力的執行,在必要時還可以採取壓制性的措施——既針對外國的原教旨主義者也針對本土的種族主義者。

第三,我們還必須發明一種新的國際軍事與經濟干涉——一種避免新近過去的新殖民陷阱的干涉。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案例表明,錯誤的干涉(在伊拉克和利比亞)和不干涉(在敘利亞,在那裡,在不干涉的表像之下,諸如俄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此類的外部國家還是深刻介入了當地的局勢)都將以同樣的僵局而告終。

第四,最終要也是最困難的,我們還需要根本的經濟變革,這一變革將廢除創造難民的種種條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非歐洲的難民遲早會和來自希臘和歐盟內的其他國家的移民聯合起來。在我年輕的時候,這樣一種有組織的,調整(現狀)的嘗試被叫做共產主義。也許,我們應該重新發明它(共產主義)。也許,長期來看,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注:本文由洪姆譯自Slavoj Zizek, 「The Non-Existence of Norway Slavoj Zizek on the refugee crisis」, 見http://www.lrb.co.uk/v37/n18/slavoj-zizek/the-non-existence-of-norway,將正式刊載於《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18, 24 September, 2015。本文經譯者授權破土網站首發,譯文僅供學習交流,轉載請標明譯文出處。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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