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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記者來稿】主流傳媒不可信 是否偏見? 從「暴亂」與「暴徒」說起

2016/2/19 — 1:23

無綫是其中一家使用「暴亂」與「暴徒」兩詞的新聞機構 (無綫新聞截圖)

無綫是其中一家使用「暴亂」與「暴徒」兩詞的新聞機構 (無綫新聞截圖)

【文:前線小記】

「暴徒」一詞的出現,一切要由年初一晚說起。

農曆新年假基本上是傳媒「防線」最薄弱的時刻,大多數管理層放假,留守NEWSROOM的都是年輕管理層和小記。年初一晚我預備收工之際,在旺角採訪同事突然通知開始噴胡椒噴霧的消息,除了慨嘆一句:又要OT外,也沒有什麼好說,只是沒想到當晚會演變成那個局面。由出動胡椒噴霧到警員向天開槍示警,NEWSROOM內仍只有我們小記幾人。這一枝示警槍,震驚港人的同時,也震醒其他同事,把他們從新春假期帶回來,也是問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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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死寂的NEWSROOM,在這一槍後忙過不停。在大家一頭煙打仗的同時,並沒有留意其他傳媒的標題用字。直至清晨忙碌過後,才發現不少傳媒已在稿件、標題,用上「暴徒」﹐甚至用「暴亂」形容當晚的情況。當刻覺得有點不對勁,但實在太累,並沒有想太多,在冷靜過後,對這幾個字的困擾,仍未能消散。

梁振英初稱「騷亂」 被問是否有責任才改口「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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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發現,港府對事件的定性不斷變化。初二早上,政府新聞處發出第一條回應事件的新聞稿,用的是「騷亂」;到早上9時許,特首梁振英見傳媒,開場白也是用「騷亂」,但回答第三條題問時,記者問他是否要就事件負責,梁突然由「騷亂」改用「暴亂」。之後政府便統一口徑,用「暴亂」定性事件。

政府因應形勢和政治需要,更改事件定性,過往亦不無例子。以港人最熟識的六四事件為例,內地官方對事件的形容,當年是「反革命暴亂」、「動亂」,到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時,則指趙紫陽在「1989年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犯嚴重錯誤;現在外交部回應事件時,就以「在上世紀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風波」來形容。

這些變化因應政治上需要,將事件的「定性」淡化,達到將事件「淡忘」的效果。綜觀傳媒用字亦因此而有改變:香港傳媒由當年大字標題用:「六四鎮壓」、「解放軍屠城」,到今日的「六四事件」,也是跟隨官方態度,就事件價值判斷改變的例證。

「暴亂」涉價值判斷 不宜亂用?

應否用「暴徒」、暴亂」,與其他行家、前輩討論時也引起爭論。

有人引用外媒的處理手法認為,憑示威者有放火、掟磚等暴力行為,已足以稱之為「暴徒」。亦有人認為,不同字眼顯示事件的不同層次,內地對放火燒車同傷人的事件,會形容為「群眾事件」;即使近年在新疆西藏發生的打、砸、搶、燒事件,有人命傷亡,內地當時亦只以「暴力犯罪行為」作形容,香港傳媒當時亦只是用「騷亂」一詞。亦有人認為「暴亂」這兩個字帶有太強的價值判斷,涉及刑事罪行,後果嚴重,寫稿時不宜亂用。

作為前線記者,首次遇上這樣的大場面,我們在處理稿件時,應該用「暴亂」「騷亂」或是「警民衝突」,「暴徒」、「示威者」或是「滋事份子」較為合適,這個問題在這段時間一直困擾著我。

傳媒用「暴徒」、「暴亂」屬未審先判?

旺角事件,究竟傳媒應該如何處理?單憑畫面說故事,還是有其他考慮呢?

如果單憑畫面,看到當晚放火、掟磚的行為感到憤怒,也是人之常情,亦無人反對要站在暴力者對面的看法。記者也是人,有情緒是可以理解,但記者寫稿、編輯審稿又是否能將這份個人的憤怒,加入在新聞稿件上,變成一種價值判斷呢?當有輿論批評政府,左一句「暴徒」、右一句「暴亂」是未審先判時,當晚我們寫所的稿,所用的字眼,又是否亦帶有未審先判的味道?

今次事件產生的客觀效果,在「定性」的責任上,梁振英亦將傳媒綑綁在一起,梁振英在事發後首次見傳媒時亦說:「社會,不單止政府,都會把它定性為暴亂。而事實上,今日幾個小時之前,新聞界作出有關的報道時,已經是用同樣的字眼。」如果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撰寫,作為撰史人之一的傳媒,在執筆時,是否不自覺地已站在勝利者一方?

從這次事件看到,我們究竟是選擇站在勝利者的一方,還是「被」站在勝利者的一方,或是我們也值得反思。

語言戰爭 記者沉默就會變幫凶

我想起文學經典《一九八四》,男主角在真理部,每日的工作就是為當權者篡改歷史文獻,以符給政府的路線和論調,矇騙公眾,相信沒有記者希望變成男主角,但事實上,已有部份網民認為,主流傳媒不可信,這是偏見,或是有跡可尋?值得我們深思。

不少評論都預視,初一的「旺角黑夜」只是暴力抗爭升級的開始。雖然不知道下一次是什麼時候來到,但在這場語言戰爭中,我們已經成為其中一員,沉默就變成幫凶,再有同類事件發生時,我想我不會再拘泥於無謂的階級觀念,對「阿頭」的決定有疑問,一定會問過究竟,盡自己應有之責,把好第四權這個關,你我都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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