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在CCTV的那些日子

2015/2/9 — 16:05

【 文:Wiki 】

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機構的情況,雖然我只是在綜藝頻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這個機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細碎的事和話,未能盡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特別的經歷。

抵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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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抵埗北京,中央電視台的職員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綜藝頻道實習,確實的欄目則未定。坦白說,當時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我原本申請的是新聞頻道,亦一心抱著觀察內地新聞運作的目標來到北京,對於被分派到綜藝頻道這個安排,實在是始料不及。後來,我被分派到一個綜藝欄目擔任導演助理,主要跟隨節目導演組工作。

由於我與另一位來自樹仁新傳的同學,對於分配頻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們多番與人力資源部溝通,希望可以調換頻道。起初中央電視台方並不允許調換申請,理由是我們不熟悉內地事務,以及新聞頻道位處「新台」,怕我們長途跋涉會有危險等。後來,港澳辦人員介入周旋,中央電視台終於答應將我們調派到〈中文國際頻道〉。然而,人事部解釋進入「新台」的手續嚴謹,必須要經領導審批才可取得入台證,需時甚久,著我們耐心等待。最後,我們等到實習完結的那天,都未獲批該入台證,換言之我便在綜藝頻道完成了兩個月的實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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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申請調配頻道的風波,雖看似與實習經驗無關,卻側面折射出內地媒體運作的作風:

第一,安全監察極其嚴密。任何人要進入電視台範圍必須持有入台證,而入台證的申請手續非常繁複,需經多重審批,包括申報詳細個人資料、撰寫入台報告、領導逐一批核等。加以,電視台入口有個武警把守,逐一查證進出人士,沒有入台證的人是絕對不可能進內的。

第二,不信任外地新聞實習生。申請過程中,人事部人員一直推搪說不能調動,理由是怕我地長途跋涉會有危險,故不希望將我們安排到位於新台的新聞頻道。但事實上,新台與我所住的宿舍之間,只是半小時的地鐵車程,而且中途無需轉車即可直達,可見其「擔心」是不合理的。我們推測,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來自香港,故不便進入新聞部工作。後來我跟一位同事談到這個問題,他亦爽快地說:「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進入新聞部的,中央電視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統僵化。我們多次向人事部職員提出調配部門的意願,但對方卻一直以各種理由推塘和拖延,並沒誠意進行溝通。直至後來港澳辦介入,事情才有轉機。

這次可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內地媒體的嚴密與封閉,內地政府的確是極其小心地保護國內媒體,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內部的資訊,甚至連踏足電視台範圍亦不可能。至於對頻道的安排,我雖然失望,但是後來慢慢想清楚,又覺得即使處於綜藝頻道,我仍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這個媒體的生態和運作,於是我便慢慢開始投入和嘗試享受我的工作。

工作和觀察

兩個月的實習期裡,我都是在同一個欄目組中渡過的。這個節目的主要性質是「向藝術家致敬」,其實即是邀請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員上台到場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晉藝人、表演者或「具啟發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勵志故事的主人公),從而達到新人向舊人致敬,以及娛樂觀眾的目的。欄目組共有八位導演,包括一位總編輯,另外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共十多名;節目每月錄影一次,每次錄製六至七集,每位導演負責一至兩集,每月錄影期為三至四日。

因此,除左那幾天的錄影期之外,其餘時間我都是留在辦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隨導演開會,商討嘉賓選角和節目安排。總編輯安排一位年輕導演作為我的實習導師,由她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於我不太熟悉內地藝人和內地節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觀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節目的要求和團隊運作。

我發現,導演們每星期只有兩至三天會待在辦公室,其餘時間便會留在家中構思節目內容和聯絡嘉賓,只有開會的日子才會回辦公室,向總編輯報告他們的構思和進度。當導演們回來開會時,我便會坐在一邊仔細觀察,慢慢我發現他們請來節目的嘉賓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點:所有嘉賓必須「政治正確」、超過一半以上的所謂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節目中唱的歌都是我們口中所說的「紅歌」……因此,可以選擇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難怪節目收視持續下降,因為根本沒有新鮮感,節目模式又那麼單一,又如何能吸引觀眾呢?一位導演曾經抱怨道做節目真的很難,他說:「為什麼一個國家電視台,那麼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實他和其他人一樣,心底裡都知道答案,但還是忍不住抱怨。

後來,當我漸熟悉情況後,導演開始安排我上網找一些藝人的資料和構思訪問內容,過程其實是頗吃力的,因為我要在極短時間內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後再構思他/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呈現角度。在我上網搜索那些藝人的過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內容審查對於節目創作的影響有多大,因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合規格」的藝人實在少之又少,尤其內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藝術家絕大部分都是有共產黨背景的,作品中亦滲透了極多歌頌政權的內容。那時侯,其實我的心掙扎得很厲害,因為我不願成為宣傳政權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崗位又要求我這樣做,那些我最不情願看到的內容,正正是電視台最渴求的。後來,我仍是堅持了那條不可跨越的原則,同時做了一些折衷:一、我盡量推薦那些有名氣、內地官方可接受,但與政權關係不那麼密切的藝人。二、我推薦一些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藝人,但是發掘他們非政治化的一面作為節目呈現角度,例如他們與家人的關係。

除了節目選材外,另外一個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氣氛和態度。來中央電視台之前,我本以為那裡的工作環境是極之嚴格和高壓的,但是我觀察到的情況恰好相反。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態度頗為懶散隨意,而且心態輕鬆,並不如想像中蹦緊,可體現於以下幾點:

一、錄影完後的一個星期,導演們都不會回辦公室。

二、導演組不在辦公室的時侯,其他人幾乎沒什麼工作可以做,因此他們會找活動來消磨時間,例如上網看娛樂新聞、看小說、玩「鬥地主」等。

三、他們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去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費用由單位支付。做完運動後會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節目的收視一直下滑,頻道主管提出若情況持續,便會停播節目。但是,他們對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開了一次會商討對策,但是仍然沿用舊有節目模式。

五、電視台對實習生沒有一套完整的訓練計劃,只是很隨心地安排工作內容。而且實習生人數似乎沒有上限,在我實習的兩個月內,便先後來了五個實習生,但都是投閒置散、沒有工作。

我思索了好一陣子,認為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這是綜藝頻道,而且《》不是重點節目,因此工作壓力較小。第二,由於一個月只錄一次影,所以工作編排不算緊密,較為輕鬆。第三,工作地點的因素。這裡要補充一下,其實《》的辦公室並不在中央電視台的範圍內,而是位於台址旁邊的「梅地亞中心」,進出無需出示入台證,保安相對寬鬆得多。

由此可見,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的組織工作並不如想像中嚴謹,甚至可以說散漫和不思進取,但是大多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只要完成自己崗位的工作就可以了,不求改善節目質素。對於實習生,正如上面提及,電視台根本沒有一套訓練機制,只是隨心安排一些很瑣碎的工作,例如上網找嘉賓照片、幫忙下載電影片段、沖咖啡等,說真的,能從中學習的空間很小。加上,實習生人數不設限,而且沒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機制,我與另外三個實習生聊天時,才發現他們都是依靠人際關係而得以進台工作的,而且沒有簽下任何合約之類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對這種「潛規則」感到十分吃驚,雖早有聽聞內地工作極倚重人際關係,但親身見證時又是另一種滋味,兩個月的暑期內,一個總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欄目,竟然先後請了五個實習生,由他們對實習生投閒置散的作風可以看出,其實欄目根本不需要這些實習生。

當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灰心了好一陣子,因為我預視到自己將被投閒置散的事實。然而,我不甘心這樣浪費兩個月的時間,於是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極之主動地學習,甚至要厚面皮地爭取工作機會。雖然總編輯安排了一位導演作為我的導師,但其實那位導演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開頭的幾個星期裡,她都只是叫我觀察導演們開會的情況,即使去到後來她叫我搜集嘉賓資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於是,後來我主動要求為導演構思專場的嘉賓人選,向她解釋每個人物的可看點,並構想整集節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幫她剪輯現場錄影的片子,她開始也很驚訝,因為實習生極少會接觸到這些後期製作,但是最後也願意給予我這個機會,耐心地向我解釋影片的要求。最後,我也終於有屬於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紀念,我很感激這位導演。

在剪輯節目片子的過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內地嚴謹的節目審查。一位專責於影片剪輯的年輕同事告訴我:「這(剪片)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尤其你是從香港來的,判斷不到哪些東西要、哪些不能要。」聽了他的話後,我懷著戰競的心情開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節目的內容比較輕鬆,嘉賓的背景也比較簡單,因此剪輯過程尚算順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導演看了我的初稿後,要求我將一段嘉賓提及辛亥革命的說辭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權意識的東西對內地而言都太過敏感,連國父帶領的「革命」亦不例外。

我與同事的對話數則

我與北京同事的交流,絕大部分停留於閒聊的層次,例如他們經常問我香港有什麼必去的景點、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幾次的對話令我記憶深刻,雖然都十分簡短,但足以反映他們的一些價值觀。

第一次,是我與欄目總編輯的極簡短談話,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對話如下:

總編輯:「你是讀什麼的?」
我:「我是讀新聞的。」
總編輯:「那你為什麼會來綜藝頻道呢?」
我:「這是中央電視台安排的,我原來申請的是新聞頻道。」
總編輯:「在內地做新聞跟香港很不一樣啊,內地太多東西不能說了。」

他說最後一句話時,語氣很理所當然,但臉上帶有幾分無奈。後來我從另外一名實習生口中得知,原來他也是大學讀新聞出身的,後來輾轉來到綜藝頻道,但並不喜歡中央電視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實習朋友說:「我感覺到老師(總編)也曾經是個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內地做新聞太難了,他也沒辦法,只好一直待在綜藝頻道。」

第二次,是我與一位女同事的對話。由於她的丈夫是台灣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較開明,政治觸覺亦比較靈敏。有一天,她突然問我有關佔領中環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佔領中環嗎?為什麼呢?」
我:「對啊,因為我們要爭取普選,而且中央政府在回歸時就答應了香港人要『民主回歸』嘛。」
女同事:「但你覺得有可能成功嗎?」
我:「成功的機會很渺小,但也要試試。現在回想,『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圈套。」
女同事:「本來就是圈套嘛,怎麼你們現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內地那樣的。」

她說最後一句話事的語氣是帶點可惜的,彷彿在感嘆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國政府的騙局。我不知如何回應,原來內地人對一國兩制的「陽謀」,看得比大部分港人還要通透。

第三次,是與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實習生的對話。對話發生在節目錄影現場,那天剛巧請了兩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同事突然說:「我最討厭新彊人!」在場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於新彊的連串騷動所致,沒有人作聲回應。

然後,我跟那位實習同學開始聊起新彊,然後再談到台灣和香港。因為她在美國留學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較開明,亦頗清楚港台發生的事。當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況時,她的回應與那位女同事一樣:「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騙局。」然後她提到佔中:「那是沒有可能成功的,對共產黨來說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不管你怎麼搞、怎麼鬧,它都不會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鬧成這樣,不也是老樣子嗎?」她說內地人普遍的態度都是:「香港人要鬧就鬧吧,反正也鬧不出什麼來!」我不知道這是事實,抑或是一種民眾的錯覺,彷彿香港是一個不值得關心的課題。最後她反問:「你真的覺得佔中會成功嗎?」我一時語塞,只能回答:「就算不會成功,也至少有努力爭取過,總會有一點點效果的。」

最後,是與一位內地新聞實習生的對話。她說,原本她的志願是當記者,所以當初才會選擇新聞系,但後來發現在內地做「新聞」有太多制肘,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問她:「難道你當初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業是這樣的嗎?」她說:「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賤,總要見識過才會死心。」我問她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她說她想做休閒雜誌的記者。雖然很可惜,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為新聞系學生,我又能怪她什麼呢?

反思

一直以來,對於中央電視台的立場和報導手法早有聽聞,當初我亦是抱著「觀察者」的心態來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這個作為國家最大喉舌的機構,觀察它的內部運作。雖然最後我未能如願進入新聞部門,但是從綜藝頻道的經驗裡,多少也折射到這個系統下的媒體的限制,因此這個經驗仍然相當難忘。

我清楚記得,在實習第一天,剛好碰上綜藝頻道主管與該節目組開會的日子,開會的目的是要檢討日漸下滑的收視。會議中,劇組的導演和工作人員提出很多內容上的限制對節目收視的影響,例如很多當紅的嘉賓都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能採用,又或者節目的風格太過拘謹和形式化等。然而,領導並沒有正面地回應劇組人員的意見,只是一直強調電視台對於節目製作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隨意改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會議尾聲中說的一席話,他說:「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那我就說直白點。你們要記住,我們是宣傳共產黨的,不是搞藝術的,所有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都不可能播出。」雖然一直都知道中央電視台的「守則」如何,但親耳聽到時,那種赤裸仍令我感得異常震撼。事實上,後來的工作和觀察中也印證了這個「使命」,所有節目內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確」。

回到香港後,很多人問我在是次北京實習中學到什麼,我的回答都是:要視乎你怎樣定義「學習」,說真的,其實在實際工作經驗上,學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的觀察中,我的確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著,是這次的經歷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體自由(相對地),因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資訊被封鎖的國度是多麼恐怖,而當傳媒成為政權的宣傳工具,又是多麼令人心寒。

後話:北京的上訪者

雖然我不在中央電視台內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會經過電視台東門的入口。實習的兩個月裡,每天我都看見一些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上訪者,在門外求見央視領導,希望中央能正視他們的冤情。其中一位婦人用花布蒙面,手拿著申訴的紙板,每天早上都站在東門入口,直至我離開那天,她仍舊在那。又有一個身穿小丑服的男人,同樣寫著寫滿冤情的紙板,任由路過的途人圍觀,但只出現了數天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甚至有位帶著女兒的父親,在央視門外搭起帳蓬,顯示非要與央視領導人見面的決心,同樣地,這對父女只出現了數天。還有很多不同的上訪者,趁央視員工上班和下班的時侯,靜坐在門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傳媒的注視、為他們申冤。

我曾經主動與一位來自天津上訪者交談,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在天津被一輛車撞死,報案時發現原來涉事司機是公安局幹部的兒子,非但入罪失敗,而且還恐嚇他和家人噤聲。他的母親不服,來到中央電視台門外申冤,但是待了兩個星期都沒有人理會,後來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強制拘留,下落不明。於是,他決定接替母親到央視報案、求見記者,將事件曝光,還雙親公道。我問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說:「等到中央電視台的人來見我。」我聽後很難過,因為我知道央視不會理會他,可能他的下場亦與母親一樣,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對不敢想像的刑罰。

這時,兩位同事剛好經過,二話不說將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說:「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們都是瘋子,從各地來到北京討便宜,要是讓他知道你在中央電視台工作,一定會纒著你不放,你的麻煩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還未來得及反應,她的這番話的確讓我猶豫了,我追問:「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電視台都不會管嗎?」她回答道:「不會理他們的,每天都那麼多人(上訪),中央電視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個,就會有更多人跑過來。」我沒有回應,因為我明白我說什麼都不能改變她的想法,「正義」、「人權」、「法治」等詞語在我們之間都只是空洞的溝通符號,她不會理解我對這些價值的堅持,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被禁止擁有這些意識。我繼續發問:「那中央電視台就一直讓他們待在那兒?」她說:「如果他們不鬧事的話,就不會管他們,就讓他們待著。」我有點意外,一直以為央視會驅趕上訪者,但原來對上訪者視而不見,才是它一直以來的策略。

我們走著走著,發現那位上訪者追了過來,他把幾張寫滿冤情的單張塞到我手中,囑咐我要把他的情況告訴更多人。我接過他的單張,除了說幾聲「好的好的」之外,也不知還能安慰他什麼,只是感到很心酸。電視台大樓永遠守衛森嚴,大門前的民警沒有表情,進出的人們也沒有表情,沒有人敢為這群上訪者駐足半步。至於我,作為這個機器下的一個小小的實習生,除了將那位上訪者的故事帶回香港、告訴更多人,也不知能為他做些什麼,但願他與他的母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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