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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月枝:傳播學視野下的生態社會主義

2016/2/12 — 14:44

【文/趙月枝、范松楠】

破土編者按: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之一,現代化都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另一方面,「三農」問題凸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社會矛盾沖突加劇,城市貧民窟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對此傳播學如何參與和發言?媒介和文化是否應當有所作為?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如何避免沿著資本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在這篇文章中,趙月枝教授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宏觀框架出發,分析了環境傳播的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提出「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與世界」的觀點。

環境傳播與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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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松楠(以下簡稱范):趙老師,您好!2013年11月,您在舊金山UDC的達拉斯•斯邁思獎(Dallas Smythe Award)獲獎演講中曾談到「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與世界」。您能對此進一步說明嗎?

趙月枝(以下簡稱趙):這是針對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生態危機以及中國自己的內部危機,我所提出的未來式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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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卷入資本主義的過程是以便宜勞動力和環境資源為代價的。由於缺乏嚴格的環境監管體系以及資源使用管制松懈,在卷入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自然的稟賦被破壞了,出現了水汙染、空氣汙染、土地汙染、能源衰竭等問題。這種生態危機與其他社會危機交織,產生了近年來越來越頻發的環境抗爭。所以,在中國與世界已經結為一體的語境下,克服上述種種危機的路徑只能是生態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首先意味著要重新思考整個社會的生產目的,從以往的資本積累轉向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其次,由於消費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經到了地球無法承載的地步,它的不可持續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全球層面上應對由資本主義造成的包括生態問題在內的種種危機非將社會主義與生態考量結合起來不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與世界。實際上,雖然「生態社會主義」這個詞匯聽起來也許對有些人有陌生之感,但是,在我看來,中共十八大有關中國應該追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表述,跟生態社會在主義的理想就有共同之處。可以說,追求這樣的一條實現「五位一體」的發展道路,就必然要走生態社會主義的道路。

范: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國際著名學者,您是如何關註到環境傳播這個傳播學的新興的分支領域?

趙:既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始終關注資本主義體系產生、發展、危機以及如何克服危機的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思路,那麽,環境問題就不可能被這種總攬性的研究思路忽視。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大量有關他們生活時代的生態和自然問題的論述,如《政治經濟學手稿》、《資本論》、《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等。霍華德·帕森斯(Howard L. Parsons)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生態學》(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1977)總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縱然不盡詳細但卻明確的生態立場。其次,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思想來源,即北美批判傳播學,一直保持著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的傳統。比如,SFU的批判傳播學學者、馬爾庫塞的學生威廉·雷思(William Leiss),在他的頗有影響的論著《主宰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中,就批評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性中控制/統治自然的思想。而且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也將環境議題作為核心。再次,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內部也不乏關注環境問題的學者。比如,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很早就展開了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批判,而這種批判的落腳點除了人生活的意義以外就是資本主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後,具有生態視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有助於克服傳統傳播學在環境議題上的工具理性導向。它能夠使環境傳播超越具體情境下的應用層面考量,轉向反思環境傳播與現存的政治經濟結構之間關係這一基本層面,思考重新定義人生活的意義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傳播形態。簡而言之,環境傳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傳播政治經濟學高屋建瓴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能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只有傳播政治經濟學才能突破環境傳播領域中「就環境談環境」的窠臼,將環境傳播與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相結合。

中國與世界,歷史與現實

范:能否談一下,中西方對環境正義的追求存在何種關聯性?

趙:就我在北美的生活經歷而言,由原住民引領的對抗政府和大型公司開采他們土地上資源的運動成為西方環境正義運動的新類型,比如加拿大的「不再懈怠運動」(Idle No More Movement)。原住民的自我定位是自然的保管者,他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征服自然或資源私有化的理念,包含著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理念以及與中國儒道文化相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原住民的抗爭無論是在意義上還是規模上都更具有挑戰性,包括對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批判,而且包含著重新定義人與自然關係的立場。因此,它與早年環境正義運動反對生活環境中汙染物的傾倒不同,而是直接挑戰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源的擁有權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等本質問題。

在中國,近些年來備受矚目的是由城市中產階級發動的鄰避運動,提出工程項目上馬前環評信息公開透明以及程序正義等訴求。此外,農民為追求環境正義的抗爭也是顯著的。在各種征地矛盾中也包含著環境正義的訴求。農民的土地被剝奪征用除了改變甚至惡化當地生態環境以外,往往伴隨著土地權益分配不公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抗爭表現出同時反對征地造成的經濟非正義和環境非正義的特征。在特定情境中,訴諸環境正義成為農民表達他們對非法征地和土地權益分配不滿的有效且安全的策略。所以,中國農民對環境正義的追求始終是與經濟正義結合在一起的,並且成為社會分化與階級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

換言之,對於他們來說,解決生計的「吃飽」問題和維護生態的「環保」問題從來都是不可分的。這與和自然缺乏真切聯繫的城市中產階級所持的將自然視為旅遊觀光的物化對象的消費主義立場截然相反。但是,這種質樸的環境觀卻與上述的西方原住民反對進一步開發土地和資源的訴求遙相呼應,他們都在試圖重新定義人存在的意義,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從農民身上體現出的環保能量以及在追求環境正義的抗爭中表現出的革命性來看,中國農民可以構成約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說的「環境工人階級(生態農民階級)」。如何將西方原住民、中國農民、城市中產階級的環境正義訴求結合起來是環境傳播需要關照的。

范:中國當前的環境問題困境可以分為國際國內兩個層面。國際上,中國是第二大碳排放國家,面臨很大的減排壓力,但它對國際能源與原材料的需要又是巨大的。在國內,雖然「自2003年以來,中央開始提出一套新的發展話語來改變對以社會發展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狹隘追求」,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您認為這種形勢給中國的環境傳播提出什麽樣的挑戰?

趙:中國當前的環境問題困境是需要放置在國際語境下考慮的。中國的碳排放量之所以這麽巨大與它的發展模式相關。一方面是中國自身工業化規模日漸壯大,消費能力增長,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在完成世界性生產任務的同時自然也釋放出相應份額的碳排放,只是這些碳排放都集中在中國境內。但這一點尚未被當前國際上使用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來要求各國承擔減排責任的媒體話語框架所揭示。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層面的環境問題還需要在中國境內解決,解決方法的核心就是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對此,有兩條道路可供中國選擇。其一就是改變中國在國際勞動分工中加工代理人的地位而力爭成為勞工分工的上遊,從而選擇傳統西方道路,即將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與地區。鑒於近年來中國境內越發嚴峻的環境壓力和由於工人抗爭而越發突出的勞工壓力,這種轉移產能及其相應碳排放的道路貌似贏得了決策部門的重視。這一道路既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又是資本主義邏輯的必然延伸。作為發展道路的一個備選項,中國作為宣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審慎思考這條道路在國際上能不能走通、能走多遠。

其二是徹底放棄中國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投資生產的加工工廠角色,與西方政治經濟體系脫鉤,利用環境危機的契機重新思考生產的目的,走向一條可持續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並發揮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優勢,在與西方消費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抗爭的同時,引領其他發展中國家走向生態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通過促使人們思考生產為誰服務、生產什麽以及如何生產,激發對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以外的另類生活的想象,帶動生產方式的轉型。這條道路的優勢表現在它不僅不會產生嚴重的環境問題,還會減少中國對外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避免走上像美國那樣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帝國主義老路。這條道路要求在全人類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層面上改變不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放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剝奪性關係。

不難想象,它的革命性必然會觸及西方跨國資本主義、國內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出口導向產業等的既得利益,從而加大實現難度。但如果因此放棄這條道路則意味著自然的無情報復,而這種報復的暴力性和殘酷性不見得比一般社會抗爭的流血犧牲來得輕。向這條生態社會主義道路進軍意味著社會價值要被重新思考和定義,這正是媒體、知識分子以及剛剛興起的環境傳播需要面對的挑戰。

中國國內的環境問題已經為中央政府重視,2003年後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正是對之前犧牲環境和社會發展,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反思。但經濟增長的壓力往往成為環境保護的阻力,這點在所謂的欠發達地區尤為明顯。「發達」、「欠發達」這類話語本身就是發展主義框架的產物。當一個地方被冠以「欠發達」的名號時,它就已經預設了該地區要在經濟發展上奮起直追的不二選擇。所以,環境傳播有必要突破這套話語結構,為界定「發達」、「欠發達」注入新的內涵。

一些地區之所以被視為是「欠發達」的,正是因為它們沒有走上工業化道路,保留了相對完好的生態環境。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廣為重視和接受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吸收西方國家以及中國境內發達地區已經出現的「先汙染,後治理」的教訓,促使這些地區直接進入生態文明階段。這就要求在工業化過程中獲得既得利益的發達地區作出必要的補償。在政策層面,建立起用於補償生態環境資源的交叉補貼或轉移支付機制;在話語層面,除了上述提及的重新定義「發達」與否的標準外,還需要建構起與當前形成環境問題且制約環境問題妥善解決的消費資本主義相抗衡的話語體系。

消費資本主義的邏輯造成生產與消費的地理空間和主體相分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70年代末起將生產轉移至其他國家,而坐享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他們不但把能源開采和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而且把消費完的垃圾也非法轉運到第三世界。比如,我們的廣東省不但集中了大量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電子工廠,還是世界電子垃圾的重要處理地。相似的邏輯與實踐在中國境內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同樣上演著,比如中、西部省份開采石油、煤炭等資源供給東部省份的經濟發展,鄉村的勞動力被吸引至城市摩天大樓的建築工地上。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造成部分中、西部地區或鄉村的經濟衰落和生態壞境的惡化。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終止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這意味著所謂的發達地區不能靠繼續剝奪不發達地區維護自己的發達地位。既如此,就需要環境傳播擔負起挑戰維繫原有經濟不平衡發展關係的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話語的任務。現在,在我老家所在的浙江麗水的高速公路邊和山區村莊裡,「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這樣的口號隨處可見。這是個很好的開端,但要挑戰整套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及其與之互構的發展主義邏輯,談何容易!

范:很長時間以來,市場與技術都被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利器,成為環境治理的核心話語。您如何評價這類話語與中國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目標之間的關係?

趙:市場和技術是資本主義解決環境問題時最常使用的方案,體現出生態現代化的思想。但二者的有效性近年來已普遍遭到質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他曾擔任吉米·卡特總統時期環境質量委員(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的主席,創辦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與他人共建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被視為環境運動的「最後一人」(ultimate insider)。截至到他2004年的作品,如《清晨的紅色天空:美國和全球環保危機》(Red Sky at Mornings: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還在鼓吹生態現代化的觀點,認為市場和技術是拯救方法。然而,他在2008年的新作《世界邊緣之橋:資本主義、環境、從危機走向可持續》(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中則一改以往立場,對現代資本主義對環境的破壞展開犀利批評。而美國實施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和歐洲實施的環境稅也只不過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限制碳排放的效用。至於技術,電動汽車的技術早已問世但囿於跨國石油壟斷企業的利益而遲遲不能付諸實踐。所以,市場和技術並不會自動地解決環境問題,關鍵在於它們運行其中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那個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什麽。

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很早就提出了技術具有政治和意識形態屬性。所以,在中國已經明確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目標的情況下,應該將已開發的生態技術與生態社會主義的目標相結合。這是技術解決環境問題的正途。

 

責任編輯:破土signifier;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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